引言
THE GREAT DIVIDE
一条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当代美国社会中间，将那些被称为“百分之一”的巨富们和其他人隔绝开来——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完全不同，不论忧愁烦恼还是心愿抱负，甚至点滴的生活细节，都和我们判若云泥。
普通的美国人担心的是孩子上大学的高昂费用、家庭成员的大病医疗和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在以往如潮汐般汹涌的经济大萧条中，深陷其中的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所想的只是能否保住自己的房子，然而即便如此，数百万人已然失去了居所。
而那些“百分之一”的富人们，谈论的却是其他的问题。诸如应当买什么样式的喷气式飞机，如何更好地避税（试想如果美国叫停瑞士银行的信息保密协定会怎样？开曼群岛还安全吗？安道尔呢？），等等。在南安普顿的沙滩上，这些人相互抱怨着邻居家的噪声，而自己却坐着直升机在纽约进出自如。他们同样也担忧自己若是身家破败会怎样，只是这必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且很少会发生。
不久以前，我参加了一位为人爽朗又热心公益的亿万富翁举办的晚宴。被这条巨大的鸿沟持续困扰着的他将一些商界巨擘和前沿学者，连同其他一些为经济不平等担忧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在晚宴前的闲谈时间，我碰巧听到一位通过继承一大笔财富而晋升的亿万富翁在谈论一部分懒惰的美国人搭便车的问题。而此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大言不惭地谈论避税话题。席间，绝代艳后和断头台的故事被这些富豪们数次引用，以相互提醒不能让不平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勿忘断头台”为晚宴定下了基调。这次宴会中这些富翁阐释的观点，正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在美国，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它不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产物，而是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手段造成的。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应当由政府来改善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越来越多的富翁们意识到，假使社会大众的收入停滞不前，他们的财富赖以增长的宏观经济也难以持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百分之一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迫切关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乐施会从精英云集的2014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中带来了证明世界经济不平等的有力证据：假设有一辆载有85位世界级的亿万富翁的客车，它所承载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人口中较为贫穷的50%，即30亿人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一年之后，这辆客车需要的乘客数变少了——80位亿万富翁就足够让这个天平平衡。同样惊人的是，乐施会得知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这个世界将近一半的财富；并且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就将拥有能与余下的99%人口总和相等的财富。
然而，这条巨大的鸿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犹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齐步前行，大众分享着繁荣的果实。底层贫穷的人们财富的增长速度比上层富有的人们更快。
那正是美国的一个黄金年代，但即便是那时年幼的我，也能看出日渐显露的颓势。在密歇根湖南岸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这个国家的标志性工业重镇长大的我，已然被贫困、不平等、种族歧视和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浪潮的景象所包围了。劳动纠纷在那时十分普遍，因为工人们都想从国家备受称赞的繁荣时代中分到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媒体用华丽的辞藻表示美国已然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但我能看见的只是那些低于中产阶级的人们，在这社会的变革中寂然无声。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我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收入规划好了生活方式，而这也是对鸿沟宣战的重要部分。那时的我身上穿的是哥哥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母亲在店铺促销的时候买来的，价格虽然稍高，但结实耐用。“可不能捡了芝麻丢西瓜”母亲这样说。母亲在大萧条时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她一直帮着父亲管理保险业务。在她工作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就由我们的“帮忙阿姨”照看。“帮忙阿姨”名叫米妮·法耶·埃利斯，是一位阳光可爱又勤劳能干的阿姨。即便那时我只有10岁，我心中还是有些许疑惑：为什么在这个本应所有人都富有，本应给所有人提供机会的国家里，这位阿姨却只读过6年书？为什么她要来照看我们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们呢？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我的母亲终于有机会去追求她自己的人生理想——重回学校学习并考取教师资格证，去小学教书。她在加里城公立小学教书。白人身份让她免试进入了学校，于是她在这所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中成为少数白人教师中的一员。在她67岁被强制退休的时候，她开始在印第安纳州西北的普渡大学教书，为了能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接受到大学教育而努力工作。在她跨入耄耋之年的时候，她终于退休了。
就像和我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变革的到来总是缺乏耐心。我们被告知社会的变革是很难的，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尽管我并没有像我的同龄人一样在加里城经受苦难（除了一点点的歧视之外），我却和他们感同身受。在我研究国民收入的相关数据几十年之前，我凭借直觉感受到美国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机遇之地。一些人或许有很好的机会，但另一些人却几乎没有。小霍雷肖·阿尔杰像是一个神话，但是他的经历是很多勤奋工作的美国人所无法复制的。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国家提供的机会：因为得到一份国家奖学金而进入艾姆赫斯特学院读书。这份机遇让我得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把握更多的机遇。
就像我在《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一书中提到的，在我就读于艾姆赫斯特学院的第三年，我从物理专业转到了经济学专业。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是像现在这样运转的。我选择做一个经济学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理解不平等、歧视和失业，我更希望它能教会我如何防止这些弊病危害国民。在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两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章里集中探讨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于1966年在计量经济学会（由关注数学和统计应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国际性协会）中展示，并于1969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依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框架。
对有关经济不平等问题分析的读者不多。大众中如此，经济学家中亦然。人们对这个话题并不关心。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内，有的人甚至对此抱有极大的敌意。自里根成为总统开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极大的深化了，但人们对于不平等的态度依旧是无视。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知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坚称：所有对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有害无益的研究方向中，最诱惑而毒害最大的就是对于资源分配问题的研究。2
和很多保守的经济学家一样，卢卡斯教授所倡导的帮助穷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国家经济的蛋糕做大。他相信，假使我们过于关注那块分给穷人的蛋糕，就会减少对如何把蛋糕做大的研究，而后者才是更为基础的问题。经济学长久以来的传统认为这两个问题（关于效率和分配的问题，即关于蛋糕的大小和蛋糕的分配）是可以分开考虑的；经济学家的目标是找出把蛋糕做到最大的方法，这个任务是艰深但又重要的。至于如何分蛋糕那是政治上的事情，与经济学家们并无关联。
诸如卢卡斯教授的一类观点在经济学专业领域中十分盛行，也就无怪乎经济学家几乎对国家中日渐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视若无睹了。他们不会关注在GDP不断增长的时候，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的现实。这种忽视说明他们是无法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情况做出合理解释的，他们不能明白这样增长的不平等中蕴含着什么，更不能制定出能让国家走上一条不同道路的策略。
这就是我在2011年《名利场》杂志中将这个问题分享给更多人时大受欢迎的原因。最终刊登的文章《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也确实比我几十年前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有了更多的读者。我在《名利场》的文章中谈及99%的美国人都在一条停滞的船上的社会现实，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那99%”。那篇文章中谈到的理论在下文中会反复出现：如果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那么我们这99%的人和那1%中的很多人都能从中受益。那1%中的人若是为了自身利益着想，就更应当帮助建立一个分化更少的社会。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引起一场新的阶级间的斗争，而只是想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凝聚力，以弥合这个由来已久的巨大鸿沟。
本文同样针对“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不平等的增长”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不仅仅是有关价值观与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有关经济的问题，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关乎我们的国家认知的问题。在这之中还有更大的战略性利益。尽管我们维持着庞大的军费开支——近乎是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一半，但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显示出了武力的局限性：即使在那些比美国弱小很多的国家中，我们也不能牢牢掌控哪怕是很小一块土地。美国真正的力量在于它的“软实力”，在于道德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力，在于它为其他国家做出的示范，和它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构想。
不幸的是，由于这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美国经济已经不再为大部分美国人民服务——修正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25年前，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反而增加了。相比之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却是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陷入停滞时，中国已然让5亿人口脱离贫困。一个不能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经济模型显然是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效仿的。
《名利场》杂志中的文章思路在我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得以延续。在那本书中我对一些话题做了深入探讨，也正因为此，我在2013年受到《纽约时报》邀请，写下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我将之称为“巨大的鸿沟”。我希望通过这个系列文章，能够进一步警醒国民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我们信任的那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我们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当中社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在个人机会上是极不平等的。我们的不平等体现在各个方面。但这些并非不可避免，它们不是经济学定律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它们只是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产物。若是现在的政策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必定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那将是更好的经济发展（无论怎么测量）和更少的不平等。
我最初为《名利场》杂志写的那篇文章，以及我为“巨大的鸿沟”系列栏目写下的文章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在这15年间，我还每个月为世界报业辛迪加撰写专栏。最初我是想为东欧剧变之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新兴的经济学观点，但在这期间世界报业辛迪加大获成功，以至于全世界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转载它的文章。当然，我为世界报业辛迪加写下的很多文章都是有关不平等的。这本书中包括了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和在其他一些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尽管这些文章的主体是不平等，我依然决定加入几篇有关大衰退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于2007～2008年经济危机时和危机后，美国与世界经济陷入“大颓靡”的时候。我把这些文章加进本书当中，是因为经济危机和不平等是密不可分的——不平等导向经济危机，而危机会扩大现有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深化使得经济严重下滑，让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当然，就不平等本身而言，其对经济危机的深度和时长并没有不可避免的影响。但事实上，经济危机并不是上帝的意旨，不像是百年一遇的洪水或是地震。它是我们给自己埋下的祸根，过度的不平等是我们自身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后果。
这本书大部分是关于不平等的经济学原理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政治与经济是不能被严格划分开来的。在这本书的很多文章，包括我之前《不平等的代价》一书当中，我这样描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不平等容易演变为政治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进而增长了经济的不平等，在美国这个给金钱赋予无上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更是如此，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但这个过程却在近几年加深了，这要归咎于2008年经济危机后成百上千亿的资金被用来保护银行而不是用来保护房屋持有者，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被这样的政治进程迷惑了。在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他一手操纵放松管制政策，经济危机由此滋生）等人的影响下，奥巴马政府最初不但不支持，甚至还反对重建房屋信贷，以免除美国人遭受掠夺性和歧视性的银行贷款。难怪这之后很多民众对上下两院均表示不满。
我一向反对增删之前写下的文章，或是修改它们。我也不会把删去的东西加上来以满足所谓的字数要求，重要的观点和想法是必然要保留的。3用新闻体写作有很多优点，字斟句酌，言简意赅，突出时效，又没有学术写作的诸多繁文缛节。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总是会引入一些时新的讨论，而又谨记除此之外要将更深层次的信息传达出去。我希望这本书能在这些宏阔的主题上表达得体。
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很少写专栏。而直到世界报业辛迪加在2000年邀请我的时候，我才开始每月按时为他们写作专栏。这项任务让我极大地增加了对那些每周写一到两篇专栏的人的尊敬。相比而言，每个月写一篇专栏则是有很大选择空间的。在每个月中世界发生的诸多经济大事里，总有一个是最值得关注并能够传达更多信息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4项社会的核心元素造成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当中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即这条巨大的鸿沟：一是管理不善，二是经济全球化，三是州政府的角色问题，四是市场的问题。就像这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4个元素互相关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与宏观经济的问题、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衰退之间，前者既是后三者的原因，又是它们的结果。不论全球化带来了多么迅速的增长，它仍旧加剧了不平等，而正是如此，我们对全球化的管理开始产生了不妥之处。对我们自身经济和全球化进程的管理不善反过来又和我们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利益群体产生了关联。我们的政治体制越发代表那1%的群体。但是当政治成为我们当前问题的部分原因时，我们只能通过政治来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市场自身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受约束的市场只能带来更多的垄断、更多的金融行业违规和更不稳定的贸易关系。只有通过民主机制的改革，即让政府对全体人民负责，更多地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才能弥合这条巨大的鸿沟，让国民共享、国家繁荣。
本书中的论文分为8个部分，每部分有一篇小的介绍性文章导入，以介绍该部分写作的背景，或是谈论一些在这些文章中未能详谈的问题。
我将以“序幕：裂痕初现”开始。在经济危机前的几年，我们国家经济的领导者（包括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夸口说新的经济模式能够使我们避免先前危害我们经济的经济波动，这所谓的伟大的改进能够让我们进入低通胀率和“高”增长率的新时代。但稍稍靠近一点看，就能发现这堂皇宣言的背后是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不善和政治腐败（其中的一部分在安然丑闻中暴露出来）。更坏的是，经济的增长成果并没有由大多数美国人分享，巨大的鸿沟只是日渐加深。这一章中将描述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它的后果。
在第1章将介绍一些关于不平等的关键问题（包括《名利场》杂志中刊登的《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和《纽约时报》中“巨大的鸿沟”系列的开篇文章），之后我将在第2章用两篇文章回忆我早期是如何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第3、4、5章将会阐述不平等的测度、原因及结果3方面的问题。第6章中我将集中讨论对于一些核心政策的看法。第7章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情况以及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设计。最后，第8章我将探讨当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劳动力市场的积弱。我在这一章中提出了我们如何能最好地解决劳动力与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让他们在体面的工作岗位上拿着合适的工资。后记包括了和《名利场》编辑卡伦·墨菲的一篇访谈，其中谈到了一些在不平等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到的问题，比如：美国在哪一步走错了？那1%的人不是创造就业的人吗？如果社会更加平等最终是否还是会伤害到那99%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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