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1月，我的雇主—《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我写的关于快速自动化时代工作未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如下：
10年前，技术经济学家认为在街道上驾驶车辆是一项只能由人力完成，无法用计算机替代的任务。现在，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可以娴熟、自由地在加州道路上奔驰。到2030年或2040年，预计出租车司机将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依赖本地信息和个人观点的记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坏消息。1
没过多久，洛杉矶在凌晨时分发生轻微地震。几分钟后，网上就出现了第一篇相关报道：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消息，周一早上加州韦斯特伍德5英里之外发生4.7级地震。地震发生时间为太平洋时间6:25，震源深度为5英里。
这篇报道的特别之处不是其内容而是其作者，它是由《洛杉矶时报》一位程序员开发的新闻软件（Quakebot）撰写的。2
细看之下，这两篇报道略有不同。Quakebot的报道缺乏情感激发性，至少目前如此。而我的报道是数月调查、报告和写作的成果，首先我要花费时间塑造观点，然后寻找论据加以支持，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试图吸引读者关注的努力。尽管如此，它们本质上都是有效的新闻报道，兼具知识性、语法性和信息性。作为职业，新闻记者的生命力或许会比出租车司机长久一些，但恐怕不会像纸墨作品那样能够延续数十年（乃至更久）。
数字革命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威胁并不止于自动化。截至本书写作时，美国印刷媒体的广告投入价值（按扣除通胀影响因素后计算）已跌回到1950年的水平，预计不久的未来将会跌至历史最低水平。3实话实说，将来很可能会跌至零点。
数字革命正在给发达国家的记者和其他工作者带来结构性经济变化。它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祖辈曾经拥有过的体验，例如第一次通过电线听到语音的传输，两个遥远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从几个星期缩短到几个小时，以及铁匠、农夫等传统职业被新奇的技术工作取而代之。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深受其影响。老一辈工作者会想起以前的美好时光，那时工厂工作很不错，不但好找，而且没什么学历要求。还有那时的办公室文员，每天忙着打字和整理各种文件，也是挺好的工作。但是今日的技术变革之快，就连最年轻的工作者也会感到世界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于以往。像Uber（优步）和Airbnb（爱彼迎，一个提供全球住宿选择的网上平台）等出现还不到10年的新兴服务，正在根本性地改变行业规则和数百万人的工作岗位。像Slack（一款便于同事协助的聊天服务软件）等产品，正在转变工作场合的人际沟通方式。这些自动小程序不但能向你的联系人自动发邮件，甚至还可以帮你订餐，就像真实的工友同事一样每天和你聊天对话。
受这种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四五十岁的工作者，他们一辈子从事出租车司机或行政助理工作，临近退休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工作报酬降低，甚至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了。还有那些即将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也毫无信心，不知道所学的东西在工作中能不能用得上。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从事的工作领域也在面临不断的冲击。数字技术的出现让很多以码字为生的人失去了工作。随后互联网的出现，让全世界的读者可以免费接触大量新闻和分析资源，使付费订阅的新闻经营模式被严重削弱，印刷媒体的广告收入被Craigslist等网上分类广告平台一抢而空。现在，Facebook和苹果等公司正在推出代理新闻综合服务，为读者提供全球新闻刊物的最佳文章汇总，此举又会让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编辑人员失业。作为新闻消费者，这个时代无疑让我感到惊喜。我可以轻松阅读到来自各个平台的关于不同主题和观点的精彩文章。但是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新闻记者，我又感到极度不安。
令人担心的问题不只是未来工作的不确定性。目前貌似拥有“铁饭碗”的人，其未来工作收入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低。在过去几十年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扣除通胀因素几乎没有实现增长，其中一些国家这种状态的延续时间甚至更长。4除此之外，与此相关的其他趋势也令人失望。与企业经营者和地产所有人相比，工作者的收入比例出现了下降。5即使在工作者这个群体之中也存在着收入不均的扩大趋势，其中高收入者的收入比例出现了极大的增长。6
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工资的增长。不过这些经济体也存在两种趋势：一是收入集中在资本所有人手中；二是收入集中在高收入工作者手中，这些不断扩大的趋势也令人担忧。
接下来是令人不安的就业数据。在美国处于就业年龄段的劳动人口中，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数正在稳步下降，过去20多年的情况尤为严重。在他们当中，加入劳动大军的比例从1990年的76%下降到了2015年的69%。7这两个比例看起来差距不大，但换算成具体人数高达900万。受此影响，很多失业者的生活都出现了问题。由于社区萎缩、毫无前景，很多人无法从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和满足感。近期一项调查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其中主要是自杀以及酒精和毒品的滥用所造成的。我认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经济的不稳定性。8
这种趋势不只限于美国，也不能被解释为年龄增长或退休的缘故。在欧洲，25岁以下的人口中有1/5的人处于失业状态。9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15～29岁的人口中有12%的人既不在上学也不在工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从事违法活动或是在蹲监狱，另一部分则待在家里天天打游戏。长期失业者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很多年龄较大、没有多高学历的人整日闲荡，靠酗酒烂醉度日，基本上和社会已经脱节。
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已无法成为实现物质稳定的有效和有利方式。这种情况推动了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唐纳德·特朗普和玛丽娜·勒庞的得势和一系列经济图书的热销，如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10。这部2014年出版的探讨全球分配不公的作品，一经推出便销售一空。工作不只是我们赚钱养家的手段，它也是我们寻求个人意义的方式。它不但能组织人类的生活，还可以通过帮助他人建立个人成就感。此外，工作也是维系社会和保障其顺利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过去20多年中，工作的上述作用正在被显著弱化。这种情况带来了政府服务和预算方面的压力，导致国家政策日益偏颇和有失公允。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的力量使得这一趋势变得更为明显。
劳动力充裕出现的原因
数字革命以三种方式改变着人类的工作。第一，自动化的发展。新技术取代了某些工作，如办公室文员和电焊工，未来还将取代更多的工作，如司机和法律助理。如今的机器变得越来越灵活，软件变得越来越智能，这些变化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力工作逐渐被价格低廉的自动化设备取而代之。
第二，数字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如果没有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在短短20年内建立起遍及全球的巨大供应链。即使没有苹果等公司遍布全球的生产设施，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也会和世界经济衔接得更紧密，只不过它们的增长会有所放缓罢了。
尽管如此，全球就业市场在过去20多年中仍提供了超过10亿个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增长出现在新兴经济体。11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工作者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者技术熟练，他们对全球化经济的参与主要集中在中等水平的制造业或后勤部门，他们不是专业白领工作者。当然，这种需求不会持续很久。发展中国家拥有数百万计的工程师、医生、财务人员和其他专业工作者，他们和欧美国家的同行一样，可以很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第三，技术显著提高了某些专业工作者的生产率，使其以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效率提供以前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服务。例如，技术可以帮助一小群资金管理者运作庞大的基金，可以让水平高超的教师开发可供数百万名学生反复学习的课程，从而取代成百上千的现场授课人员。新技术的应用可以让医生、护士照顾更多的患者，让律师审阅更多的法庭文件，让研究人员更快、更好地分析更多的数据，测试更多的假设条件。
上述三种趋势，即自动化、全球化和高级工作者生产率的提高，共同带来了人类的巨大财富—劳动力充裕。遗憾的是，在如何处理劳动力大量富余的问题上，全球经济表现得忧大于喜。工作，作为除家庭之外人类社会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已经无法有效发挥其各种作用，如建立个人生活秩序，分配收入，强化社会联系，保证个人成就感等。
管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困难之处
说人类劳动力过量，这种观点似乎在挑战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劳动力的管理不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认为工作者的数量极大超出社会可提供的岗位，就会落入“劳动总量固定”的谬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上总共就那么多工作，因此总量是固定的。受此影响，政府会修改劳动政策，降低工作者退休年龄，以便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我们真的要为机器的出现捏一把汗了。
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运行的方式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时常提到“萨伊法则”，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供给可以自主创造需求”。12也就是说，如果老员工干得更久，他们挣的钱就更多，消费时就会创造对其他产品服务的需求，进而推动这些产品服务的岗位就业。就劳动力节约技术的进步而言，经济学家认为机器每取代一个人工岗位，便会以其他形式带来成本节约，如帮助工厂老板省钱，或者以较低产品价格让消费者受益。这种变化会让受益者把节省下来的钱花到其他地方，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的人员就业。
这一神奇的再分配过程之所以会出现，应归功于灵活的价格和工资设计。正在求职的失业者就像销售产品的商人，产品卖不出去意味着价格过高，这时他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善产品质量，要么降低产品价格。
我们来看看19世纪的自营纺织工会怎么做。在大规模机器生产出现之前，一个中等技术水平的纺织工可以通过自营维持体面的生活，我们不妨假设他可以挣得3美元的周薪。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纺织厂出现了，以1.5美元的周薪大量招募无须技术的车间工人。这位纺织工努力销售了很久还是没人买他的产品，最终只好作罢。大规模生产的机织布实在太便宜了，他根本竞争不过。最后，他跑到纺织厂，希望以3美元的周薪为工厂工作。他的毛遂自荐显然让经理笑掉大牙，谁肯花3美元的周薪请人做1.5美元周薪的工作呢？被工厂拒绝之后，这位纺织工失望地回到家里，从此又多了一个技术进步的失业受害者。
这位失业受害者在家沉沦了一阵子，做些19世纪打发时间的无聊活动，暗自诅咒那家工厂会被天上掉下来的流星砸个稀巴烂。身上的钱花光之后，他又跑到其他几家工厂碰运气，希望有人愿意付3美元的周薪雇用他。作为一个失业者，他必须对找工作有强烈意愿。只要拥有强烈意愿，最终就一定能发现新的机会。在四处求职的过程中，这位纺织工发现有几家工厂在招工程师，周薪5美元，负责维护机器设备。这样一来他有两个选择，要么花时间学习相关技能，然后得到5美元周薪的新工作，要么被迫接受1.5美元周薪的车间工作，和毫无技术的操作工混迹在一起。
经济学家并不认同劳动总量固定的观点，即每个国家只有固定数量的工作岗位。不过他们的确认为，新技术取代旧岗位会给工作者造成巨大的冲击。就像这个例子中说明的一样，这位纺织工有两种选择：要么忍受低工资的生活，要么想办法学习更有价值的工作技能。
显然，这些转变是否易于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时需要做出转变的人数有多少。换句话说，对几百人再培训要比对几百万人再培训轻松得多。招聘活动需要投入时间，当一份工作的求职人数出现猛增时，雇主就有权变得挑剔。最终，企业会想办法聪明地利用数量巨大的失业劳动人口，因为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是一项宝贵的生产资源。只不过，这一过程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就这样，人类利用技术方案取代曾经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的能力开始不断增强，未来仍将继续不断增强。
如前所述，全球劳动力人口在过去20多年中增长了10亿，未来20多年将会继续增长10亿。与此同时，新技术将会实现更大程度的自动化，把工厂、仓库、商店等需要大量就业的传统工作领域的简单任务取而代之。此外，技术进步还会改变教育和医疗等行业的工作状况，用数量更少的教师或医生完成以前需要大量人手才能完成的工作。
对于这些新趋势，未来的经济和社会都将做出适应和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很多工作者的工资徘徊不前、收入不公加剧，以及工作、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毫无疑问，工作者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博弈的双方必须要付出代价。国家和政府必须想办法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或替代选择，否则工作者将会利用政治力量加以干涉，阻止这种转型对自身造成的冲击。
繁荣带来的政治挑战
这是一个需要人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劳动力充裕现象如果确实存在，其出现无疑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如今，拼命工作以求谋生的时代已经远去，人们努力追求的是怎样减少工作时间。像利用呼叫中心解决客户问题，或者在仓库中扛大包之类的工作，如果没有技术上存在的必要必然会被社会逐步淘汰。如果有办法实现这些工作的自动化，或者通过任务共享让工作者减少繁重压抑的工作时间，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对于拥有充裕劳动力却不知如何处理的现代化国家来说，这种进步可以通过技术的丰盛来创造和实现。就像一座大型金矿或油井，强大的数字技术可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无须每个社会成员工作即可实现。从这个角度而言，乌托邦式社会很快就会出现（近期有多本作品对此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保罗·梅森的《后资本主义》13），唯一需要管理的是如何逐步减少人类在琐碎工作中投入的时间，以及怎样在生产技术推动实现的共同富裕社会中进行全面的收入分配。
但是这样理想的工作时代能否出现呢？几十年来，学者一直都在设想它的出现。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撰文描述人类的经济未来。14当时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严重萧条之中，他在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开篇写道：“当前，我们正深受经济悲观主义的困扰。”
在文章中，他建议读者忽略短暂的痛苦，从长远看待涉及人类福祉的经济增长和进步。经过1000多年人类生活标准难以觉察的缓慢变化，西北欧国家在陷入萧条前的两三个世纪中已经明确摆脱了传统经济时代的束缚。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出现了显著的财富增长。尽管面对萧条时代的伤痛，凯恩斯还是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技术进步遭遇了搁浅。
凯恩斯认为只要度过萧条期，世界经济就会继续增长，人类生活标准也会像以前一样继续提高。他认为快速出现的技术变革会导致一些短期不适（“临时调整阶段”），他敦促读者要学会放眼未来。他写道：
也就是说，长期来看人类将会解决这些经济问题。我预测100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标准会是今天的4～8倍。即使根据目前的情况来判断，未来形势也很乐观。认为未来经济时代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看法并不是愚不可及的。15
鉴于如此巨大的进步，他认为未来时代的人们将不再担心如何满足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类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将会缩短到每周15个小时，直至完全不需要再工作。那时，人们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打发高度充裕的闲暇时光。
凯恩斯对于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扣除生活成本的人均收入出现了巨大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至少实现了4倍的增长。16到2030年，至少个别国家可实现8倍的增长。但是，所谓的充裕在哪里呢？人类的安逸生活，每周15个小时的工作制为何没有出现呢？
事实似乎表明，凯恩斯对于人类经济问题的描述并不准确。凯恩斯担心人类会在技术繁荣时代感到无聊烦闷，他没有考虑到国家和政府阻止其出现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继续发展，我们清晰地发现寻找乌托邦最难的地方不在于如何生产更多产品（这个目标人类可以实现），而在于如何进行有效分配。
换句话说，我们没做到的是如何通过劳动果实的平均分配推动人类工作时间的全面缩减。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是因为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实现工作和分配之间的可持续平衡极其困难。富人和权贵阶层不愿出钱补贴穷人，穷人会感到富人提供的分配方式很不公平，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制造了难以跨越的巨大收入鸿沟。穷人不满自己在经济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心安理得地接受来自政府的援助。如果财富再分配处理不当，社会中聪明、有抱负的个体就会失去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导致增长停滞，没有足够的额外社会福利进行全民分享，使生活标准无法继续提高。
凯恩斯或许预见到了这个问题，他是那个时代国家政治活动的密切关注者。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各国备受经济悲观主义困扰时，欧洲已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100多年的阶级斗争。150年的工人运动和革命造成的威胁，就像幽灵一样时刻萦绕在精英统治者的心头。这场进步运动似乎站到了有利于劳动者的一边，工人一次次发挥影响并获得胜利：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把公民权扩展到无产者和妇女，甚至建立了面向劳动者的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时，工人阶级在针对雇主的权利斗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此时的战后西方社会，各国也在蓬勃发展，大量经济活动得到管理，富人需缴纳很高的所得税，政府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待遇。
但是后来的政治风向很快又开始转变，技术进步和贸易逐渐掏空了劳动党派的力量。战后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中产阶级，其代表形象是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白领阶层。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7等知识分子主张建立不同的、更具市场导向性的经济。最终，随着二战后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的谢幕，以及70年代低增长、高通胀时代的到来，国际政治舞台开始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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