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1966年出版的关于军备竞赛的一部著作。作者从经济学学者的视角，审视了当时正愈演愈烈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在本书中，谢林认为，外交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权力以及利用这种权力来维持和平或者威胁发动战争，他将这种外交称为“暴力的外交”。他在书中重点关注的是军事能力是如何被作为讨价还价的权力来使用的。在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作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后，谢林认为在这两起危机中美国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干涉作准备，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敌人某些信号来表明美国的态度，是一种外交的手段。
传统上美国将战争视为外交的替代选择，将军事战略视为关于如何取胜的科学。然而，在核武器时代，军事力量更多的是用作威胁而非实际应用。托马斯?谢林提出，讨价还价的力量及利用这种力量维护和平或者威胁发动战争，属于外交的一种形式，即暴力外交。在本书他集中论述了军事能力——实际的或想象的——如何被用作讨价还价的力量，不论是巧妙地还是笨拙地。他认为美国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不仅仅是为交战所作的准备，还是向敌方发出的信号，因为敌对双方各自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成为了双方之间较为重要的外交沟通方式。谢林还指出，甚至对越南的轰炸，都既属于强制外交也属于军事战术，目的既在于影响决策，也在于摧毁桥梁。他的这一卓越分析对关于现代战争和外交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类生产的一条可悲规律是：破坏总比创造容易。一座需要几个人花费多年的时间才能造好的房子，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被任何买得起一盒火柴的违法少年所焚毁。毒死一条狗要比喂养它所需的花费低廉得多。一个国家使用价值200亿美元的核武器所造成的破坏，要比它用同样数量的对外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大得多。人们或者国家能够造成的危害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这种危害常常被用来引起他人的注意。
伤害性力量（thepowertohurt）——毁坏他人珍惜的事物，使其遭受伤痛和悲哀的纯粹非获得性（acquisitive）、非生产性的力量——是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bargainingpower)。运用这种力量并不容易，但是人们还是经常会使用它。在黑社会，它是敲诈、勒索和绑架的基础；在商业社会，它则是抵制、罢工以及封锁工厂的依据。在某些国家，它通常被用来胁迫选民、官僚甚至警察；它构成了社会通过精神以及肉体的惩罚慑止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基础。同时，它也具有非暴力的形式，例如造成混乱或收益减少的静坐抗议；它还具有一些更加微妙的形式，比如通过自残使他人感到负疚或羞耻。甚至法律本身也会被用作伤害性力量。例如，从古代雅典开始，人们就已经通过诉讼的威胁来索取钱财，甚至包括那些不属于他们的钱财。这种力量通常还是纪律的基础，不论是在平民社会还是在军队之中。上帝同样利用它来获得人们的服从。
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来自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施加的有形伤害，它反映在一系列的观念上，如威慑、反击与报复、恐怖主义与神经战、核讹诈、休战与投降，乃至限制对战俘的伤害以及管理军备的互惠努力。有时军事力量无须通过劝说或者恫吓就能强制性地实现某一目标；然而在整个历史中，尤其是现在，人们通常利用军事潜力可以造成的伤害影响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人民。这种利用既可能是巧妙的，也可能是笨拙的；既能够用来实现邪恶的目的，也能够用来实现自我保护，甚至能够用来谋求和平。如果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它便是外交的一部分——外交中较为丑陋、负面和缺乏文明的那一部分——然而，它的确是外交。
这种外交没有一个惯例的称呼。它并不是通常意指实现军事胜利的艺术或者科学的“军事战略”。当传统上胜利的目标被描述为“将一方的意愿强加于敌人之上”时，如何做到这一点通常却比战役和战争的实施较少受到重视。至少在美国，以前这种外交是例外和偶然的，不处于核心的地位，也不被持续地运用，并且当战争逼近或正在进行时，它经常会让位于军事行动。但是，在最近的20年，这种外交却一直处于核心的地位并且得到持续的运用。在美国，在武器的爆炸威力发生革命性增长的同时，军事同外交政策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场革命。
在本书中，我试图识别出几个构成这种暴力外交基础的原则。“原则”可能是一个过于矫饰的术语，但是我的兴趣在于这一点：国家是如何将它们实施暴力的能力作为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的，或者至少它们是如何试图这样做的？其中的困难和危险是什么，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又有哪些？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不是一个排外的或者竞争性的概念，失败更是如此。当面对暴力的时候，甚至敌对双方之间的利益也会出现重合；如果没有重合，就不存在交易，而只有针锋相对的战争（atugofwar）。
这不是一本关于政策的书。我无意重组北约组织、遏制共产党中国、解放古巴、挫败越共，或者阻止印度谋求核武器；我也无意支持或者贬低载人轰炸机、核动力舰艇或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我同样无意在死亡与投降之间作出选择，抑或对军种进行重组。原则很少直接导向政策；政策依赖于价值与目的、预测与估计，还必须经常反映出相互冲突的原则的相对重要性。（政策应当是连续的，但是令人感兴趣的原则几乎总是相互冲突的。）同时，我知道自己没有平和地掩饰自己的偏见：在某些时候，它们被明显地强加给读者；在另外一些时候，读者可能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因而没有注意到它们；还有一些时候，我无疑过于屈从于一些不同的看法，以至于一些本不属于我的观点也被认为是我的。
我没有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着墨很多。因为在1960—1961年，我同莫顿?哈尔珀林（MortonH.Halperin）合作完成了一本关于军备控制的篇幅不长的书；我仍然很喜欢这本书，并且找不出需要在这里重述或者重写它的理由。本书也很少涉及暴动、起义以及国内恐怖主义，这些问题需要另外再写一本书。本书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具体分析关于因存在多个核国家而导致的“去极化”（depolarized）世界的问题，尽管如此，我所写的那些在一个极化的世界中是有效的内容，或许在一个存在数个竞争性大国的世界仍然是有效的。它们和法国或中国的政策也是相关的，就像和美国或苏联的政策相关一样。并且，如果我所说的内容符合当前的情况，那么它也应当适用于未来，只是更加不完善而已。
我在书中使用了一些历史案例，但是它们通常是用来说明观点，而非作为证据的。在翻阅文献以寻求思路时，我发现恺撒（Caesar）的《高卢战记》是一本内容相当丰富的著作，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最好的一本书。不论它们的历史学价值如何，即使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小说来读，也是如此。我经常会使用最近的事例来阐明某个观点或者策略，然而此举并不意味着我赞同这些政策，即使它们取得了成功。举例来说，我用好几页分析了1964年美国对东京湾东京湾，即北部湾的旧称。——译者注的轰炸，但这并不表示我赞成这一政策（尽管事实上我的确赞成）；我也用好几页探讨了1965年美国轰炸北越的强制行动，同样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这种做法（事实上我还不能确定）；我还用好几页研究了政府最高层的那种培植非理性的策略，即使并不可信的威胁变得可信的策略，这也并不表示我赞同这一方法（事实上我不赞同）。
在写作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以致我想打破常规，让其他人不仅和我一起分享荣誉，而且同时承担责任。颇有说服力的批评家对本书的结构和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的两位是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Brodie）和小詹姆斯?金（JamesE.King,Jr.）。出于对本书初稿作品的严重不满，更是出于对作者的爱护，他们花了巨大的精力对每一章都进行了指正。在这里我不仅要感谢他们，而且还要特别说明他们对本书依然不满意。我还要感谢那些毫不犹豫地指出我的错误所在、或者表述不清、或者书的结构安排糟糕的人，以及那些为我补充新的想法或提供案例的人。他们是罗伯特?鲍伊（RobertR.Bowie）、唐纳德?伯西（DonaldS.Bussey）、林肯?布卢姆菲尔德（LincolnP.Bloomfield）、托马斯?多纳休（ThomasC.Donahue）、罗伯特?欧文（RobertErwin）、劳伦斯?芬克尔斯坦（LawrenceS.Finkelstein）、罗杰?菲舍（RogerFisher）、罗伯特?金斯伯格（RobertN.Ginsburgh）、莫顿?哈尔珀林（MortonH.Halperin）、弗雷德?伊克尔（FredC.Ikle）、威廉?考夫曼（WilliamW.Kaufmann）、亨利?基辛格（HenryA.Kissinger）、罗伯特?莱文（RobertA.Levine）、内森?莱茨（NathanLeites）、杰西?奥兰斯基（JesseOrlansky）、乔治?奎斯特（GeorgeH.Quester）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W.Wolfe）。这些列举还没有能够包含那些对本书的文字和内容同样产生影响的很多人。
我还将之前发表于下述杂志和研究机构的刊物的部分论文以修订的形式整合到本书的一些章节中。它们包括：《原子科学家学报》（BulletinofAtomicScientists）、《外交》（ForeignAffairs）、《弗吉尼亚评论季刊》（TheVirginiaQuarterlyReview）、《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乔治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所以及伦敦战略研究所。我要感谢这些杂志和研究机构允许我这样做。
在第一稿完成后，来自华盛顿防务分析研究所（InstituteforDefenseAnalyses）的一群坚持不懈的研究人员与我一起举办了11次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在访问伦敦战略研究所期间，本书最终得以定稿。
1965年春，我以前在耶鲁大学的同事们邀请我在亨利?史汀生讲坛（HenryL.StimsonLectures）作系列的演讲，演讲的内容便来自本书。
托马斯?谢林
马塞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196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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