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以赵凤昌私人档案《赵凤昌藏札》为主要资料，对相关史事和人物展开专门的整理和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专题研究”，考察赵凤昌的幕僚生涯及其早期活动，拾遗补缺，纠偏指谬，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同时对张之洞、彭玉麟等晚清重臣在中法战争时期的言行作为钩沉爬梳，状写描摹，间或纠正一些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下篇“信札考释”主要撷取《赵凤昌藏札》珍藏的中法战争时期的重要札件进行整理考订。这些札件多数未刊，反映中法战争时期广东备战的情况及同城督抚之争的内幕，颇具价值。其中张之洞文书基本为底稿，勾画涂改，触目皆是，可由此一斑窥其制作公私文书的全豹。史称张之洞长于奏议文，良有以矣。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文献整理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相关课题立项及其成果逐渐增多。本书也属于这一类，但刚开始并无意于整理，只是想着力于研究，为什么最终会变成现在这样既有研究又有整理的著作，说来话长。
　　一、《赵凤昌藏札》：从私有到公用
　　《赵凤昌藏札》（以下简称《赵札》）是赵凤昌及其儿子赵尊岳合力收藏的一份私人档案。这份档案起源于赵凤昌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他先是被派委缮校委员，后兼充巡捕。巡捕是清代总督、巡抚、将军的随从官。下车伊始，张之洞就公开宣称：“本部堂向来于传宣事件责成巡捕官。”因此，巡捕成为其传达政令和接见僚属的非常重要的居间联系人物。张之洞在晚清以号令不时、起居无节出名，生活习性比较怪异，时人多有批评讥讽，但只有赵凤昌能够接受和适应，加上他老成稳重，办事细心认真，很受张之洞信任，成为其身边不可或缺之人。赵凤昌遂得以深度介入督署衙门的政务活动。据披露，“之洞办事没有一定时间，有时正在办公事文书的时候忽然睡着了，又忽然想到要检查书籍；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检查档案。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替他随时检查。又他对日行公事之来往文件卷宗，往往随手抛弃，事过辄忘不易搜寻。只有赵凤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也就在为张之洞整理公文的过程中，赵凤昌开始收藏张之洞随手抛弃的文件，如公文底稿、往来信札等。根据《赵札》统计，在两广督署幕府期间，赵凤昌共收藏张之洞奏折底稿23份、电奏底稿24份、咨札谕示底稿10份、电牍底稿53封、书札17封。与此同时，他还保存当时广东官绅写给张之洞的书札以及这些官绅间的往来信函，并注意收藏晚清名人的墨迹，如胡林翼书信等。这些赵凤昌的最初藏品，奠定了“赵凤昌藏札”的基础，也构成“赵凤昌藏札”的要件之一。接着，赵凤昌再接再厉，继续收藏，主要是他定居上海后，与清末民初名人政要之间的往来函电，以及各方来信等。随后他儿子赵尊岳也加入进来。赵尊岳（1898-1965）是民国时期著名词人、词学家，他所收藏的以他与友朋间的词学唱和和书信往来为主，时间截止至抗日战争胜利前。据统计，《赵札》有3 000通（件）左右，对于这么一批宝贵的藏品，赵凤昌父子生前都各自做过整理，分装成109册。其中，92册为赵凤昌收藏，17册为赵尊岳收藏。

　　李志茗，1970年出生，福建省仙游县人，博士，研究员。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讲师职称；供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获副编审职称。2006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后转评为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出版《晚清四大幕府》、《大变局下的晚清政治》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前言
上编 专题研究
一、从幕后到台前：清代幕府之演进
二、赵凤昌身世及其幕僚生涯
三、甲午战争期间的赵凤昌
四、中法战争中的张之洞与彭玉麟
五、疆土为大局之所系——张之洞与中越勘界
六、彭玉麟：信道笃而自知明
七、旧邦新造：孙中山的军法之治


下编 重要札件考释
一、张之洞文书
二、彭玉麟未刊函电
三、倪文蔚未刊信札
四、李文田未刊信札
五、赵风昌绝意仕进的往来函件
后记

　　《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
　　当赵凤昌被革职回籍的消息传出后，他的朋友纷纷来信安慰，称“宦海风波，古来如是”，“阁下忽遭无妄之灾，深为不平”。如果说他们还只是出于义气私下为赵凤昌抱不平的话，那么刘禺生则详叙其始末，公之于众，为赵凤昌鸣冤叫屈：“一场大风波，归罪于赵凤昌一人矣。”此论一出，赵凤昌“替罪苇”说遂广为接受。近来孔祥吉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刘坤一调查张之洞参案态度认真，所指出的赵凤昌“劣迹”确实存在，因此赵凤昌罪有应得，没有蒙受不白之冤。应该说孔祥吉的质疑有一定道理，但他的说法不太严谨，尤其关于赵凤昌罢官原因的考察不能令人信服，非但没有反驳“替罪羊”说，而且也没能提供他所谓赵凤昌“劣迹”的确切证据。
　　其实就徐致祥参奏折来说，他共弹劾三个人，分别是张之洞、王之春和赵凤昌。因王之春与本文无关，前面未提及。三人各有被纠弹的问题，但以张之洞为主，其他两人系张之洞下属，他们出状况也是张之洞的罪名之一，即驭下不力或所用非人。所以，刘坤一、李瀚章的查覆折中，也是将他们三人分开，分别就他们三人被参各节确查具奏。最终张之洞、王之春没事，赵凤昌被革职，但并不表明此案归罪赵凤昌一人，由他充当替罪羊，承担所有责任。
　　原因如下：首先，前已述及，此案主要针对张之洞，王之春、赵凤昌被顺带牵涉其中。茅海建将参奏折中张之洞的罪名精确地归纳为四方面：“一、怠慢政务，经常不接见下属，以个人好恶而乱派差使；二、重用恶吏，特别点名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三、滥耗钱财，以办理铁路、铁厂、开矿等项，到处勒捐，并奏留巨款；四、架设湖南电报线引起民愤致使电线杆被烧、总督衙门被毁不报、州县官补缺时勒捐等多件细故”。可见张之洞这些罪名与赵凤昌都无关，即使重用赵凤昌那也是张之洞的问题，所以不能说张之洞没事，是赵凤昌替他顶罪。
　　其次，张之洞、王之春“毋庸置议”，那是因为奉命确查的刘坤一、李瀚章都胪举事实为他们洗刷开脱。既然查无实据，朝廷便顺水推舟，不予处理。毕竟张、王二人都是省级官员，需要他们来做事，如果一意苛求，谁还肯为朝廷卖命。当然其中不免有官官相护、敷衍塞责的问题在，可这就是清代的官场生态。查与被查的都是同僚，级别差不多，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大家心照不宣，互不得罪。而这种走过场的“确查”，在当时的公论中被称为“识大体”。
　　第三，与赵凤昌“保举候补直隶州知州”身份有关。保举泛滥、候补官充斥是咸同军兴引发的弊端，至光绪年间已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成为言路论议讥评的焦点，屡见奏章。朝廷为剔除积弊，澄清吏治，不仅三令五申加以约束规范，而且也采取了限保举、停捐纳等措施进行治理整顿，无奈成效并不明显，植私滥举依旧，候补官多如鲫，“流弊所极，名分混淆，公私骚扰”。于是朝廷不得不加强惩处，凡有奏报地方长官属员贪赃枉法、夤缘奔竞、营私牟利的，必严议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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