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的美德_陈常燊著_9787208146822

互惠的美德

定价：¥68

中教价：¥44.88 (6.60折）

库存数： 0

购买数量：

本书借助博弈和演化的视角探讨行动理由这个实践理性的核心问题，从交互行动亦即互动（interaction）切入对行动的考察，以纳什均衡、合作解以及演化稳定策略（ESS）切入对理性的考察，并在演化与建构两相对照的框架下，反思社会秩序和个人美德的哲学基础。聚焦于互惠性（reciprocity，亦译为相互性）概念，本书探讨了自利论的弱互惠版本、利他主义的强互惠版本、道德情感的一致性版本以及实践理性的相互性版本，分析了作为人类美德之源的相互性如何坐落于博弈、演化和理性之中并且成为沟通三者的重要枢纽，同时兼顾其科学（博弈论、道德心理学和演化人类学等）与哲学视域。此外，通过引入合作博弈论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合作，以及当代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中不同版本的利他主义理论，进一步可以帮助我们丰富和反思以合作、利他为旨归的道德哲学研究。从实践哲学的思想资源上看，我们在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和反契约论政治哲学、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尤其是在经过重新阐释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寻找博弈、演化与实践理性这三者之间的契合点。

作为一部哲学著作，本书借助博弈和演化的视角探讨行动理由这个实践理性的核心问题，从交互行动亦即互动（interaction）切入对行动的考察，以纳什均衡、合作解以及演化稳定策略（ESS）切入对理性的考察，并在演化与建构两相对照的框架下，反思社会秩序和个人美德的哲学基础。从博弈和演化的角度看，人类交互行动的内部理由是社会习俗规范制约下的个体动机，而社会习俗规范又是自然文化共生演化（natureculture　coevolution）的自发式渐进过程，为此我们将互惠性（reciprocity，亦译为相互性）概念当作博弈、演化与实践理性三者之间的交汇点，作为人类社会契约和道德规范的一个核心概念，而理性的建构对于人类行为和社会规范的范导和制约作用，都应该被置于这个背景下来理解。

人类诸多个体（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诸多利益共同体）之间纵然纷争不已，但不影响我们本质上仍然是共在（coexist）、共生（symbiosis）的存在者。这种共在共生关系的实际发生场域，就是所谓的人类社会。然而从博弈和演化的视角看，对人类社会的分门别类的科学研究（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稍嫌支离破碎，而哲学研究典型的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则过多遮蔽于个人主义的流行话语或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为此我们建议，首先从博弈和演化视角重新理解社会，始终不离开人类之为社会动物这一背景来考虑行为的实践理性议题，并且在这个框架之内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伦理和政治问题另辟蹊径。以族群或社群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应当成为不管是对人类行为的实证描述还是规范研究的一个现实立足点，为此我们不再满足于对实践理性的玄奥思辨，转而强调概念考察与经验反省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反思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一方面，实践理性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乃是概念分析的工作，实证和实验并非哲学之所长；另一方面，实践理性不应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思辨体系，关于社会实际运行的健全的常识感（罗素语）不应成为理论上追求体大思精的牺牲品。在不同层面上，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都是我们的精神先驱。

本书聚焦于互惠性概念，探讨了自利论的弱互惠版本、利他主义的强互惠版本、道德情感的一致性版本以及实践理性的相互性版本，分析作为人类美德之源的相互性如何坐落于博弈、演化和理性之中并且成为沟通三者的重要枢纽，同时兼顾其科学（博弈论、道德心理学、演化人类学等）与哲学视域。非合作博弈论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相关性（correlation）或互动性（interaction）、各种均衡解（譬如纳什均衡解），合作博弈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合作解，演化博弈论对经典博弈论中的理性人假设的克服，以及演化博弈中的演化稳定策略，还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演化视角，所有这些概念和方法，都可以用来反思和修正传统的实践理性概念。譬如，只要将博弈和演化中常见的个体理性（individual　reason）、交互理性（mutual　rationality）、模块理性（modular　rationality）、合作理性（cooperation　reason）等种种理性形态考虑进来，那么诸如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普遍理性（universal　reason）和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这些关于实践理性的常规语汇，都不得不面临重新审视。此外，通过引入合作博弈论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合作，以及当代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中不同版本的利他主义理论，进一步可以帮助我们丰富和反思以合作、利他为旨归的道德哲学研究。从实践哲学的思想资源上看，我们在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和反契约论政治哲学、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尤其是在经过重新阐释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找到了博弈、演化与实践理性这三者之间的契合点。

我们的实践理性研究仍然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康德(Immanuel　Kant)的批判或划界精神尽管我们的结论不是康德主义的，因为基于博弈和演化视角的经验研究，对于哲学上关于实践理性的规范性研究而言，不仅是一种可能的补充，更是一种必要的限制。譬如，在个人主义的流行话语和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之间，必须为人类社会的独特话语留有一席之地，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像大多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那样，从个人或者国家出发进行理性建构，更能够从社会出发，重新理解人类的互动，以及一个人如何自处、人与人如何相处以及全人类如何共处，对契约论和建构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提供某些反思维度。当理性的建构被视为一项文化事业时，实际上它也参与到自然文化的共生演化之中，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影响。所以人类理性能力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既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一面，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它，限制它。借用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的话说，理性的边界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社会的。

最后，对实践理性的考察对于博弈论研究并非毫无助益。譬如，从实践理性角度看，博弈论回答三个根本问题：（1）理性博弈（互动决策）如何可能？（2）合作（博弈）如何可能？（3）公正（博弈）如何可能？这三个问题之间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不过仍有必要澄清，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不是一本博弈论专著，它从博弈、演化及其他学科领域借来的更多的是方法、观点和旨趣，而对于那些翔实有力的调查数据或缜密周全的数学模型，在不得不涉及它们时都做了极简化处理，本书只为广义经验主义背景下的实践理性议题探寻某些思路，并不奢望在非哲学领域有所创见。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您的姓名	验证码：
留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