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当下国际热点问题，以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为研究框架，论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热点、难点与风险，及其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关系。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说明在全球视野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二是探讨中国视野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与战略意义；三是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为比较政治研究创造的机遇，以及后者如何为前者提供支持。

　　如果说以往的国家可以通过闭关锁国而“独善其身”，那么在今天随着各类国际公共问题日益突出，不论哪个国家都很难不与全球治理过程发生联系。然而，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并非理所当然，它仰赖于国家间的“求同存异”，而“求同存异”的前提就是理解各个国家之间的异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较政治的研究可以为全球治理的推进提供知识基础。
　　这就是这本辑刊得名的简要原因，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同时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近年来所确定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们希望通过将两者结合，为知识界和实务界提供有益的观点与成果，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本期《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的主题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说明在全球视野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二是探讨中国视野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与战略意义；三是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为比较政治研究创造的机遇，以及后者如何为前者提供支持。
　　古代“丝绸之路”沟通欧亚，满足了东西方人文商贸往来的需求，而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样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一经提出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亚由于地缘政治而成为强国博弈的重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世界强国及中亚各国也纷纷推出各自的丝路计划。弗拉基米尔·费多伦科就对世界各国提出的丝路计划的目标、实施效果及影响分别作了介绍，阐明了各国计划间的联系，并着重分析了丝路计划对中亚五国的潜在影响。柳亦博指出，应该通过厘清“一带一路”的建构理念和运行机理，向世界澄明“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逻辑。“一带一路”在整体上是从属于行动主义的，不应采用竞争和控制的逻辑去建构诸种约束性或排他性的“制度”，而应在行动维度上探寻开放性的“合作行动”，以期形塑一种更加平等、更有活力的合作性国际秩序。拉维·布达林嘉姆在梳理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之后得出结论：“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单纯的道路，而是一个“全球品牌”。此外，他还分析了印度的两难处境，认为印度应该接受而非逃避“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制造业水平、改善营商环境和发展教育以增强自身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由大到强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倡议在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同时也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区和前沿之一，其地区环境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科林·麦克拉斯认为，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中国与欧亚大陆诸国的关系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新疆的角色和地位。丹尼斯.V.苏斯洛夫比较分析了中、美、韩三国一体化战略，并评估了每个战略中的潜力和吸引力，进而设想俄罗斯参与这些新的一体化实体的方案，以及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阿尔文·林清兴梳理了中非合作的深厚历史渊源，认为非洲将在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乔·托马斯·卡拉乔通过一种真实的“去边界化”的范式操作将地区概念化，并从中印边界地区的研究中发现了“边界”的相关特性。这为当前的二元关系发展、区域倡议履行、经济机遇辨识和危机意识聚合，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地区范例视角，也有助于更进一步地理解大型跨国经济体。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较政治研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谭君久认为，从比较政治研究和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来看，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发展上是落后的，国家给予的支持也是不足的。进而，他对比较政治发展学提出了建议：首先，应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研究方法上做更多的突破；其次，在研究的视野上应该突破过去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视野，更多地去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东欧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景跃进认为，比较政治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有两大贡献：一是提供了解世界的基础知识；二是为国际关系研究、应用性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理论支持。此外，他还提出期许：中国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时候，应该争取提供新的视野，发现新的知识，这也是中国对比较政治学的可能贡献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治理的研究方兴未艾。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当下，其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亦自不待言。我们希望《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在将来能够成为中文学界讨论相关问题的一块园地，我们也愿意为这块园地付出自己的努力。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第二辑序言
【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
“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中亚版本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合作行动：国际秩序从竞争向合作转型的突破口
丝绸之路：一个全球品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治理状况的指数化构建及其评估
【“一带一路”与中国】
新疆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新丝绸之路”地带或是中亚冲突的中心？
【专稿】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的角色定位
非洲与21世纪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专稿】空间集聚经济的开展——以中印边界地区为例
【“一带一路”与比较政治】
中亚五国民族问题对丝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
【专稿】俄罗斯的现代欧亚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与比较政治研究——谭君久教授访谈
“一带一路”与比较政治的未来——景跃进教授访谈高奇琦蔡鑫
【会议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简讯】
凝聚共识：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创新——《全球治理指数2016年报告》发布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第三辑主题论文约稿函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
　　二、“一带一路”国家治理的三大理念支柱
　　“一带一路”国家治理指数化的第一步需要明确国家治理的前提条件，因为一个国家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谈得上治理。本文认为，这些条件可以归纳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基础性条件、价值性条件和可持续性条件。而基础、价值、可持续被称为国家治理的三大支柱。
　　“一带一路”国家治理的基础标准
　　国家治理的基础包括基础硬件设施、国内秩序以及国民服务。基础性条件反映了国家对改善国内硬件方面的先天不足以及提升国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国家治理能力越高的国家，一般来说基础设施越发达，国内秩序越稳定，为国民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水平也越高。
　　其一，国家治理需要有交通、通信、水利、民生等公共设施的完善作为基础。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拉近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使民众间的交往变得更加方便，并改善国内城市或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成就。全世界最密集的高速公路网、最长的高速铁路里程和能覆盖绝大多数偏远地区的通信网络等都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带来了巨大便利。因此，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虽然耗资巨大，但往往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尤其是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其二，国家治理需要有稳定良好的国内秩序作为支撑。国内秩序包括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两个方面。前者以稳定的社会治安为根本目的，后者则考虑的是政局的稳定程度，包括有无恐怖袭击及暴力冲突等等。此外，人的第一要素是保障自身的生存，人的首要权利便是生存权。因此食品供应的稳定程度同样是国内秩序重要的构成要素。国内动荡的社会、政治氛围会对国家治理造成极多不确定的影响，而食物供给的缺少则可能引起民众暴动，因此，这三者都是国家秩序的体现。
　　其三，为本国国民提供的关于健康、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服务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础服务内容。基础秩序需要食物供给来保障，但这只能在短期内最低限度地保障民众的生存权。健康、教育和就业三方面的服务则是保障国民拥有能够在社会中长期生存并提升其生活质量的基本要素。而这三类服务的体量决定了它们主要的提供者只能是国家，只有国家有能力且有义务为全社会成员提供他们所需的此类公共产品。
　　以上三者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这些基础性条件一方面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尺度——国家治理能力较强的国家，其基础设施、国家秩序和公共服务必然处于较高水准；另一方面，基础性条件的完善又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水准。而如何不断完善这些基础性条件的内容，则对国家能力是一种考验。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对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体量相近的两个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就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条件上。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以及各类发电设施的建设领域，印度相对中国而言仍然显得不足。而在不同体量的两个国家间，如新加坡与中国之间，这种差距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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