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里乾坤--元代题画诗研究_刘君若著_9787208148451

画里乾坤--元代题画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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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里乾坤：元代题画诗研究》在全面清点题画诗文献的基础上，对元代题画诗兴盛的原因、生成过程、诗画结合的形制特点、题画诗的内涵、表达技巧以及诗画具体的对应关系，展开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元代是题画诗极度繁兴的时期，画上题诗尤为盛行。笔者从现存元人别集、总集、元诗选本中统计出元人题画诗总数为9611首；同时又从现存图录中辑录出元人题诗692首。虽然历史上湮灭佚亡的作者与作品无法胜数，但光从这个数量上，也足以证明元代题画诗成果丰硕。在全面清点题画诗文献的基础上，对元代题画诗兴盛的原因、生成过程、诗画结合的形制特点、题画诗的内涵、表达技巧以及诗画具体的对应关系，展开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一一微尘，一一大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题画诗创作是一切内外因素的综合。为了避免泛泛而谈，笔者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题画诗本身，试图从题画诗与绘画结合的外在客观条件与内在的诗画融通、创作者的心态等，来探讨元代题画诗兴盛的原因。首先，元之前画上题诗的历史演进与元代诗画融通的文艺风气，是题画诗得以进入画面的必然前提，题画诗体现了共有的美学观念和艺术作风。其次，宋元嬗递的政治形势，铸造了元代文人类型和文艺创作取向的转变。元朝蒙古人通过贬低汉族文人的地位来建立当时社会的政治结构，而以汉人为主的文人正是通过文学艺术使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最好的保护。元代文人藉由题画行为及诗画合一，进可为入仕的阶梯.实现对声名功业的关怀；退可以诗画并传，题画会友，满足情感的释放。再次，便是以绘画鉴藏、流通为因缘大规模展开的绘画题咏活动，成就了题画诗生成的文化场域和流通网络，从而促使了题画诗的创作高潮。
　　本书第三部分旨在还原题画诗创作过程。笔者以现有画迹上留存的元人题诗为主要凭藉，在具体的诗画对应中，首次系统探讨元代题画诗的生成过程以及形质特征。笔者揭示了题画诗创作丰富多样的生成过程，以及与之相应呈现出的不同的特色。首先，元人发展出多种诗画结合的形式，题诗包围画面物象的密集题诗、上方题诗、左右题诗、封角题诗、图诗相间以及绵延题诗，为明清文人题画诗位置的经营树立了典范。其次，诗文结合的题咏形制促进诗画的个人化倾向，最终使得绘画题咏成为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本书第四部分，精心拣择具有代表意义的题画诗文本，并结合具体的绘画作品，深入探究了元代文人在画面的有形空间与诗者的无形心灵中所交融出的精神世界。山水画、墨竹图、马图是元代文人最热衷题咏的三大绘画门类。一方面，元代文人题画时，多以题咏者自我的精神气质与现世的生命感怀介入，将题咏与诗人自我的现实际遇与感慨相联系，画境被无限扩展，使诗画题咏成为个人化的写作方式。另一方面，寄情山水，以画中的山水代替真实的山水，其中，“秋江待渡”“现世桃源”“山水清音”及“远的自觉”是元代山水画题诗中的典型意象，藉此营建出游离于现实之上的精神家园，从而安顿现世的生命主体。
　　本书第五部分，在与唐宋题画诗进行历时性的比较基础上，总结出元代题画诗具体的表达技巧，以彰显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以景写景，亭窗游观，或深入画面之内体验画境，或画内画外冥合为一。既与现实疏离，又获得一种自由之境，从而开拓出题画诗写作的新境界。这也是元代题画诗的特色所在。论文最后探讨了元代诗画结合的三种关系，即同构对应、若即若离及诗在画外。笔者认为，与文人画的发展同辙复轨，元人题画明显呈现出由绘画本位向诗人主体情思的过渡。也就是说，元人题画不为画面和画家之意所拘束，诗画关系疏离、松散，甚至毫无干涉，正是元代诗画关系出现的新格局。而这种追求的实质在于将题画诗从某一具体的画面或情思中解放出来，在诗人主观心灵映射下，题画空间无限宽广，这也是元人能够开创一个题画诗时代的根本所在。

　　《画里乾坤：元代题画诗研究》：
　　题画诗在元代陡然兴盛，早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台湾学者包根弟认为主要原因是“异族入主，造成政治上的巨变”，其次是“元代文人画的极度发展”①。国内较早关注元代题画诗现象的刘继才先生，归纳出元代题画诗繁荣的四个因素：元代文人不出仕，因而有闲情也有时间从事题画诗的创作；绘画艺术特别是文人画的发展则为题画诗的写作提供了题材；书法艺术的发展及书法家与诗人、画家的密切结合促进了题画诗的兴盛；题画诗便于托物言志适应元代诗人抒情言志的需要②。浙江大学2002届博士后王韶华出站报告《元代题画诗研究》，主要从创作者的身份、心态、处境、才华来分析题画诗繁荣原因，将元代题画诗兴盛的原因归纳为画家的诗人之心、诗人的林泉之态、元代的书法成就以及书画鉴藏活动。
　　诸家表述各异，但大抵不外乎元代社会政治情势的巨变与文入画的兴起这两个主要原因。这些解释自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询问，则发现困惑依然：例如，刘继才认为元人不出仕，因而有闲情与时间创制题画诗。固然闲情与时间是题画诗创作的前提，然而，闲情与出仕与否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不出仕不意味着就一定有闲情和时间，失去衣食的文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哪有闲情与时间题画呢？同时出仕也不一定就没有闲情没有时间，相反，一些政府文化机构的官僚，诸如翰林院馆阁文臣、儒学教官等，不仅政事清闲，且有机会接触大量名迹，再加上本身阶层的优势，拥有广泛开放的人际网络，更易于题画诗的创作与流通。现存题画诗数量最多的诗人王恽、虞集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元代传统仕进之途的困厄与题画诗的繁荣不能简单地等同。
　　从绘画史的发展来看，汉代的墓室壁画、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敦煌的石窟壁画等，都已有墨书榜题的出现，如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石刻画，旁边书有题名和赞语，相当于后世的图赞，这一类题款，它们的书法未必都是很好，为什么题在画旁呢？从广义的文人画而言，中国画史就是一部文入画发展史。在元之前，不乏诗、书、画三者皆擅的文人，唐代的郑虔、宋代的文同、苏轼等，他们为何没有创作出大量集诗、书、画为一体的画作？元代的书法成就，究竟是题画诗兴盛之因或是之果亦未可轻易论断。任何文学艺术都具有抒情言志的功能，这不是题画诗的专利，那么，它的盛行除了作为文学艺术一般意义上的原因，有何种内在的必然呢？因此，元代题画诗兴盛的原因有待充分的探讨。
　　这些问题干头万绪，要回答殊非易事。题画诗的兴盛既是诗画关系发展内部诸要素的必然演进，也与时代的激发和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而时代审美风尚与创作主体的心态又是一切内外因素的综合。为避免将问题复杂化，在有限的篇幅内对该问题作出有效的回答，在此，笔者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题画诗本身，以画上题诗的历史演进、诗歌本位的诗画融通、元代文人题画心态的转变、元代绘画鉴藏风气及题画诗的传播网络五个方面，来探讨元代题画诗盛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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