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博爱，不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实在中国25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萌芽。作者通过对红楼梦内容的分析，阐述了曹雪芹“平等之爱”的思想。强调了爱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义务。针对红学大家冯其庸、李希凡、王昆仑的红学观，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意见。

一本红学的书，就像一杯茶，味道清淡却清新隽永。如果，时间正好是下午，就像是约了朋友聊天。TA侃侃而谈，你边听变笑。点点头，抿口茶。心里舒舒服服的。 谁都知道这是下午必备的。

朱体仁，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求学时即对《红楼梦》一书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走上社会后，他继续沉潜于《红楼梦》的阅读与研究，时时关注《红楼梦》研究的动态与走向。对小说文本反复阅读，对《红楼梦》有越来越多的体会和感悟。书中，针对几个红学大家的观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冯其庸先生在其《代序》的“《红楼梦》是可以解读的”一节中，对《红楼梦》一书和“谁解其中味”作了自己的解读：

《红楼梦》是一部出名的奇书，奇就奇在从易读的一面来说，几乎是只要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读懂它，真可以说是妇孺皆可读；但从深奥的一面来说，即使是学问很大的人也不能说可以尽解其奥义。一部书竟能把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真是不可思议。也正因为如此，两百多年来，它既是风行海内的一部书，也是纷争不已的一部书。冯其庸先生首先指出了《红楼梦》，是一部“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的奇书。这一对《红楼梦》一书所作的定性，为“解读”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

谁解其中味——对几种红学观的评议一冯其庸红学观评议接着，冯先生写道：

那末，《红楼梦》真是一部不可解读的书吗？……我认为积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书的认识经验，应该说人们对这部书的大旨是基本了解的，现在说的难解的问题，是指书中较为隐蔽的部分，而并不是说书的整体。

再说《红楼梦》作者本身，是希望永远不被人解读呢？还是希望终究能得到知音，得到解读呢？我认为作者是希望能得到人们的解读的，不然就不会作出“谁解其中味”的感叹来了。但是，再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曹雪芹既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能解读，也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不能解读。曹雪芹处于他的特殊的时代环境，他希望在他的时代，有一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解读。他所以要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就是为了要躲避这些人，以免造成文字奇祸；而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是极希望人们能读懂他的书的。……

从作者的心理来说，如果他根本不希望别人能了解，那末，他又何必要费这么多的心血来写这部书？不著一字，不是更为隐蔽吗？现在他既已著书，而又一方面反复强调“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而另方面又说明“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这前后矛盾的话，初看似乎不可理解，细味方才悟出，实际上是他惟恐人们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绽，以求人们去仔细琢磨他所隐藏的深意而已。冯其庸先生在上述的议论中，作出了作者（曹雪芹）是希望能得到人们解读的，其中理由是“实际上是他惟恐人们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绽，以求人们去仔细琢磨他所隐藏的深意而已”这一论断，点明了对《红楼梦》一书加以解读，是符合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旨意之事。

进而，冯先生写道：

这种藏头露尾、欲隐故显的情景，在文学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我觉得魏晋之际阮籍的《咏怀诗》就与它有极为相似之处。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下难以情测。”雪芹的朋友敦诚称雪芹是：“步兵白眼向人斜”，是“狂于阮步兵”。敦敏也是说他“一醉白眼斜”。他们都用阮籍来比喻雪芹，而雪芹也恰好自号“梦阮”。“梦阮”者，梦阮籍者也。这样，我们正好从雪芹自号“梦阮”得到启示，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所以“文多隐避”是因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则雪芹亦何尝不是。当然雪芹从未“仕”过，且亦不能称他的时代是“乱朝”。但若从雍正夺嫡的时代起，一直到雍正上台就立即大开杀戒，不仅把与他争夺帝位的兄弟杀的杀，关的关，而且雍正元年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即被抄家，彻底败落。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曹雪芹家也被抄，彻底败落。同时破家败落的还并非一二家，处在这样的时代，从雪芹自身的遭遇来说，说自己有近似阮籍的境遇，有同阮籍一样的“常恐罹谤遇祸”的畏惧，我觉得是合理的，因而雪芹的“梦阮”两字，是有真实的内涵的，他的《红楼梦》“真事隐去”，也就是阮籍的“文多隐避”，其道理是一样的。

无论是阮籍还是曹雪芹，他们的作品尽管“文多隐避”，但并不是他们绝对不希望人们能理解，因此我们如能认真地去求索，总应该能找到解读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