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拿破仑时代”的对外政策
研究法国执政府时期以及第一帝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当然要研究战争或者拿破仑的个人角色。但这种研究同样要 — 甚至可以说是尤其要 — 建立在研究不同民族，即法兰西民族和非法兰西民族，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民族历史纠葛交错的相互作用基础上。个人作用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拿破仑并非这个时代唯一的“伟人”，在这个时代同时诞生了许多被证实的天才，例如塔列朗、梅特涅、卡斯尔雷、亚历山大一世、教皇庇护七世等。很长时期以来，研究法国的国际关系只能围绕传统和习惯展开，重点强调那些每个国家和朝代都存在的野心和恐惧。但法国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源早在这十五年的执政府时期以前便埋下了， 若要理解所谓的 “拿破仑时代” ，就必须从最广泛的层面进行考察。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常受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影响，复杂性是文章引人入胜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史书却并不总如是考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甚至直到今天 — 当人们编纂历史时，总是倾向于把 1799 年至 1815 年之间的欧洲政治简化为“反”和“亲”拿破仑者之间的斗争，有时，落脚点几乎仅限于意识形态。一方面，拿破仑的拥护者向我们宣称，革命者的继承人必须直面“旧体制”支持者勾结联盟的局面；另一方面，就像盎格鲁·撒克逊的史书编纂者中激进分子鼓吹的那样，自由的英格兰本可以把欧洲从比“雅各宾主义”更加危险的“拿破仑暴政”手中“拯救”出来。将世界划分成“好”与“坏”的历史决定论观点几乎是在否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夏尔·莫拉斯曾经有过一句名言 — 尽管我对这位作家的政治活动持保留意见 — 我将这句名言改编成我自己的话：对外政治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交易。
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不能说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史就是“符合道义”和宽容的，也不能把帝国时期的统治仅仅局限于武力征服以及追求霸权的范畴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 — 拿破仑皇帝，或许也并非是人们通常听说的那般模样。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主动宣扬慷慨宽容的外交目标：除了“天然的疆界”外，这个国家并没有额外的领土野心，它打算把一部“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法律”推广到全国各地。这两大基本原则很大程度上是一份表达意向的声明，更何况二者从某些方面来看是相互矛盾的，唯独对天然疆界的追求让这部《民法典》备受争议：对于那些在未来被“合并”（这里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吞并”这个词汇）的莱茵河左岸、比利时以及东南部地区（阿维尼翁、尼斯、萨瓦）的居民来说，这部法律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行使运用的？说实在的：天然疆界理论在外交舞台上泛滥成灾，大量运用该理论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把临近国家的革命者汇聚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或者是替高卢人讨回一个公道（回溯遥远的历史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但同时，该理论也散发着一股扩张主义的气息，符合经济及战略层面的利益。合并后的领土蕴藏着各类“宝藏”：金银财宝、艺术珍品、待售商品以及冶金工业（尤其是那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这些宝藏都是丹东在战争动员檄文中突出强调过的。在法国商人的眼中，那些原本就属于法国的国土也成了新的市场。这些地区提升了法国的国防实力：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莱茵河。
事实上，督政府执政末期，法国的战争目标与国民公会时期要求的目标就已经背道而驰了。对抗“暴君”的斗争被抛弃，法国的天然疆界被打破，《民法典》的阐释受到限制。“吞并”已经开始好几年了：阿维尼翁及孔塔地区（1791 年）、萨瓦（1792 年）、尼斯（1793 年）、比利时（1795 年）以及日内瓦（1795 年）。尽管直到 1801 年莱茵河地区才最终（《吕内维尔条约》）被法国合并，但在多年之前，这片地区就已经被法国视作领土。与此同时，随着姐妹共和国在意大利、荷兰、海尔维第的建立，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借助参与度极低的全民公投，《民法典》更进一步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革命拥护者的人民之法。传统外交重登舞台。为阻拦俄国北上，威慑英国的汉诺威王朝，法国与普鲁士结盟。德国南部及西部地区并入法兰西的势力范围，最终奥地利被排除在外，神圣罗马帝国覆灭。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共同监控大西洋的欧洲大陆一侧。意大利企图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控制地中海。
因此，与其说拿破仑没有继承大革命理论的衣钵，倒不如说他是革命者，特别是督政府时期的革命者所奉行的“现实”政治理论的继承者。他并未背弃《民法典》的原则，也没有否认法国的天然疆界：如果说执政者们甚至曾打算过树立权威的话，那么，可以说以上这两点已经很久没有在法国的外交策略中出现过了。拿破仑比前人更加幸运，他继续巩固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在他执政的头十年间，法兰西帝国不断壮大。借助法兰西军事力量的强势推进， 并且得益于拿破仑皇帝的创造性思维，帝国疆域呈现爆炸性扩张态势。“欧洲体系”的钟声已然奏响。法国的征服和统治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民法典》、废除封建制度（有时候是部分废除）、民族觉醒、自由及法治观念（依然模糊）等。
必须要承认，即便法国的官员和拿破仑的追随者们自认为传播新思想是他们的荣耀（拿破仑皇帝虽没有否认，但也并没有因此便将其当作自己的政治目的），传播“革命”原则只不过是伴随武力征服的诸多效果之一，并非武力征服的主要缘由。
当我们试图辨别促使拿破仑追求“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帝国”的原因时，当然不能忽视拿破仑的统治欲望：他对荣誉的追寻，他个人的野心，甚至不能忽视弥漫在他胸中那传播“大革命”或者“启蒙运动”思想的愿景。其中一切的因果关系都属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模式，但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后面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拿破仑的角色
这个男人属于 18 世纪，也属于法国大革命，他醉心历史、渴望终结前人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在国际事务的推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面临决断时，他一步步摆脱了议会的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可以同时自由地从帝国的各方面属性（众多的人口、高度繁荣的经济、有序的财政等）以及帝国卓越的军事机器中受益。在执政府时期，尽管拿破仑接受他人与己辩论，甚至容忍别人修改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能够和塔列朗合作，但到后来，当他沿着自己制定的详细却永无定数的计划前行，并且该计划的发展变化始终难以预料时，他便再也不容许有人质疑他的权力。尽管拿破仑细心研读呈递到自己面前的材料和报告，工作勤勉，但他几乎不再征求同僚们的意见。他的每项决定都伴随着连珠炮似的命令和训诫，有时则是“刚出炉”的口述。因此，随着事态发展，他的命令极易发生变化。
拿破仑担任国家首脑期间，行为举止的首次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805 年的战场上。乌尔姆之战胜利后，塔列朗向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塔列郎建议战争就此结束，建议宽容地对待奥地利，甚至建议与奥地利结盟。这份报告准许将俄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将普鲁士框入德意志边境，保存奥斯曼帝国，同时迫使被孤立的英格兰接受和平。但法兰西外长并未听从这份报告中的建议。奥斯特利茨之战胜利数周后，拿破仑皇帝没有选择伸出友谊之手，相反地，他惩罚了奥地利，并且试图解决欧洲大陆的“体系”问题。这一体系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合约》的签订。1806 年 3 月，缪拉在贝尔格登基，约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为这一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拿破仑的对手，涉身这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人物 — 塔列朗被边缘化了：比如，在蒂尔西特谈判的过程中，他只扮演了一般的角色。这对他来说是种新的耻辱，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不管怎么说， 他再也不是 “后补部长” 了 （瓦雷斯杰尔）。当时，这两位法国的大人物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 “叛徒” ， 而另一位是不纳进言的 “暴君” ，而是因为二人政见相左、嫌隙极深，同时两个人的世界观也难以调和。
个人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拿破仑皇帝与诸位皇帝会面，谈判的时候经常亲自上阵，根据需要推进或者改变计划。为顺应拿破仑政策的转变，法国外交部门几度易主：作为奥地利联盟与欧洲均势传统模式的拥趸，塔列朗让位给尚帕尼（1807 年 6 月～ 1811 年 4 月）。尽管这位前驻维也纳大使领导了在蒂尔西特确定的对俄政策， 但他还是被马雷 （1811年 4 月～ 1813 年 11 月）所取代，后者也是拿破仑的虔诚侍随者。在他任职期间， 法国同沙皇断交。 1813年秋天， 经历俄国战场 “可怕的大灾难”（玛丽 - 皮埃尔·雷），拿破仑的欧洲体系遭受决定性毁灭后，为了哄骗亚历山大一世，前驻圣彼得堡大使科兰古被拿破仑任命为新的法国外相。不论这些人在元首面前能力素质几何，甚至对于科兰古来说，不论这些人斗志如何，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影响拿破仑的意图。从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仑通过部分修改宪法，把法兰西帝国的“对外防御”任务委托给国家元首。宪法规定，他可以在谈判活动以及条约核准方面获得最高的话语权（共和十年宪法第 58 条）。共和十三年宪法第 50 条规定，宣战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但这条款项失效了：最常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办公室会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后面附有带地址的选票 — 必须表示赞同 — 这份文件充当了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仑皇帝作为军队统帅，战争才能举世闻名。 但他在处理以上事物方面也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
拿破仑顶多也就是会在以宣传为目的的时候才会尊重宪法的程序。 例如，经历了一场持续十个月之久的冲突后，为确保自己的主张得到贯彻，他在办公室紧急传达了《蒂尔西特条约》的内容。
法国的外交机构以及外交网络完全听命于国家元首。外交机构和外交网络重组，机构实力得到提升。到 1808 年，对外关系活动的预算从督政府时期的四百万法郎提高到近一千万法郎，数额与旧政体拨付给整个外交部的预算相当。拿破仑皇帝驻派各主要国家首都的使节们住着高屋大宅， 生活排场远近闻名。 这些人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法兰西帝国的伟大。
外交驻地网络的重建工作自执政府时期便已经开始了： 《亚眠和约》（1802 年）签订后，大使馆或公使馆的数量从 8 个增加到 29 个。但随后，隶属神圣罗马帝国或意大利王国的某些国家消亡了，因而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也被撤销。自此，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再发生过变化。与此同时，除欧洲外，法国在中东地区（阿勒颇、圣 - 让·德亚克等）、北非地区（亚历山大里亚、开罗、阿尔及尔、突尼斯、丹吉尔等）、美国（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等）或远东地区（澳门、广东等）的领事馆网络依旧保持着重要地位。
中央政府机构和各大使馆人员过剩的现象依旧十分明显。然而这些机构的行动余地却被一再压缩。他们被要求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皇帝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1804 年，拿破仑写信给驻里斯本大使 — 拉内将军，为自己辩护道：“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机构都不可能准确评估自身行为对全局体系所造成的影响。欧洲体系渐成，我们处理某个单一问题的方法都会波及其他。”在巴黎，那些来自拉贝斯纳尔迪埃和卡雅地区的人必须忍气吞声，尽管他们的能力并不逊于出身奥特理沃的首领。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但大使馆中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可言，例如阿尔基耶（供职于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斯德哥尔摩、根本哈根）、安德列奥西（伦敦、维也纳，而后是君士坦丁堡）、奥托（伦敦、慕尼黑，随后是维也纳）、拉弗雷斯特（慕尼黑、柏林，然后是马德里）或者布尔古安（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随后是德累斯顿）。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有的人并没有遵守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也没有按照命令函上的要求执行，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德·博阿内。他尝试—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 — 在西班牙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自由”阐释他自己所理解的拿破仑皇帝的意图）。具体表现为：亲近王储费尔南德，疏离国王卡洛斯四世。然而，当拿破仑皇帝决定扶持第三个人 — 通过他的哥哥约瑟夫登上王位这样的方式解决西班牙王朝的问题时，博阿内又不得不反过头来打压费尔南德。博阿内因此彻底失宠。
同所有的政府一样，拿破仑逐步“提拔”了一代新人：根据雅克·亨利 - 罗伯特的《拿破仑外交官大全》所载，1799 年至 1815 年间，法国共雇佣了 170 名外交官员，在这些人中，7 人入职见习于路易十五时代，19 人于路易十六时代，大革命时期有 38 人，执政府及帝国时期共计60%）。这些新官员是由他们的统领一手栽培出来的：只服务，无异议。当然，在从前的体制中，各部部长、驻各国大使以及履职各省的封疆大吏们的分量并不比现在要重多少，但是督政府 — 跟前任政府救国委员会一样 — 是集体决策机关，这至少为争论开启了一道门，也为外交官员的影响力留足了生存空间。但在类似拿破仑这样的人身上，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了。
话已至此，可以这样说，单凭一个人的力量 —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 — 就能把整个帝国拖入武力征服和统治之中，并且从思想和肉体上对整个精英群体设卡防范，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称霸之心，人皆有之。旧政权的拥趸梦想向自己的敌人，同时也是世仇 — 英格兰复仇。先进的革命者们则继续通过隆隆的炮声将自由抛向人民。温和派并没有彻底否定欧洲大陆体系。面对统帅的“天赋”，某些大使经常采取迎合的态度，然而，尽管那些纯粹是托制度的福才当政的人（马雷、萨瓦里、尚帕尼等）竭尽所能为拿破仑的政策服务，但却永远都不得要领。对经销商和供应商来说，亟待实现的好买卖不少，需要铲除的外国竞争者也很多。 就像驻奥地利大使梅特涅于1808年9月寄给内阁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军人“只追求伤疤与青肿痕迹”。剩下的“鹰派”分子时常支持或者鼓励统帅的野心，目的在于从中谋利，尤其当拿破仑萌生灾难性的想法时，诸如重新征服圣 - 多美各、重建奴隶制度或者轻而易举地攻占西班牙。可每当拿破仑皇帝从战场凯旋而归，他听到人群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或者各行各业的颂扬时，这又能说明些什么呢？
永恒的地缘政治和“利益”交锋
在对外政治领域，某一个人的想法和意愿并不能代表一切。这些想法和意愿必须要在一系列纷繁错杂的因果关系中找到正确的位置，必须立足于最广义的地缘政治概念、历史和经济基础之上。法兰西的敌对势力打着对抗“压迫者”的旗号，拿破仑主义者号称杰出领袖为全世界带去自由，但这两种想法的影响力都无法渗透到每个边边角角，当然不考虑其他人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他人的想法并非无足轻重。
如此一来，当理解拿破仑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解各国冲突的历史时，地缘政治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800 年至 1815 年间，内陆国家仍旧保持原样，岛屿依然被海洋环绕，对“完美”领土的向往以及对自然资源或是交通要道的贪婪欲望继续催动着那些心怀“国土”野心的领导人展开行动。围绕着河流、海洋、山麓、人口密度、宗教以及其他“地缘政治”要素的历史造就了他们的野心。这些亘古未变的东西在这个时代不会消失，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也从未消失过。如果这些东西震撼了欧洲历史，甚至催化了某些变革，那么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就算不上是一种突然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断裂 — 一种打破了延续数十年，有时甚至是数个世纪的，时常与政治纠葛不清的循环和演化的断裂。
法国和俄国依旧保持着欧洲大陆最多的人口；以多瑙河为重心，奥地利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德国的领土被划分成十余个国家实体；意大利沦为一种单纯的“地理上的表达”（梅特涅语），尚未看出政治上立刻获得统一的前景；西班牙王国拼命幻想自己实力强劲，他们认为南美洲领地的丰富的物产赋予了自己这种实力，但事实上，他们几乎快要控制不住南美洲了。再看另一组横向数据背景，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宗教之间的地区边界、 商业利益 — 我们不再称之为人口社会学 — 经济发展、大海的召唤 — 或者正相反 — 撤回陆地、军事传统等。如果说，在整个地缘政治领域里，必须研究某种思想的话，比如说革命战争和帝国战争中蕴含的极端复杂的因果性，我更愿意从两种不同的欧洲组织概念里寻求答案，彻底摆脱伦理道德的掣肘：“均衡”与“体系”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英格兰是捍卫前者的代表，而拿破仑的法国则创造了后者这个概念 — 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进行描述 — 并试图围绕着这个概念谋划欧洲大陆。
让我们在其中一项要素上多停留片刻。这项要素总是藏身幕后，除了能在弗朗索瓦·克鲁泽和皮埃尔·布朗达最近的文章中看到它的踪影之外，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把它当作优先考虑的对象：这项要素就是经济斗争。“大陆封锁”充分证明了经济斗争的中心地位。然而该事件并不足以为这个问题的深远历史下注解。事实上，欧洲大陆禁运英国商品只不过是 18 世纪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敌对状态更深远、更巨大层面的变体罢了。这种大陆级别的对抗绝非领土之争：双方没有任何直接的国境纷争。 相反， 虽然他们宣称反对 “雅各宾主义” 、 反对 “暴政” ，但英格兰的精英分子也没有掩饰发动经济战争的企图。从波旁王朝的最后遗脉到拿破仑的陨落，在英吉利海峡的这一侧，法国人同英国人有着相同的情结。对封疆裂土的向往或是对“荣誉加身”的渴求，这一切都不能把法国的外交策略完全解释清楚。路易十五统治末期，舒瓦瑟尔难道没有承认为了抑制进而超越阿尔比恩的实力，法国必须暂时放下欧洲大陆的活动， 把精力集中在海外以及建立海上力量上面吗？从那时起，经济战争所需要的全部武器都被调动了起来：海关税率、控制原材料和海上航线、部分禁运、派遣海盗等。为给英格兰皇家财政最致命的打击，法国选择同“美国起义军”站在一起，法国的介入就属于这个范畴。
英格兰想在利益而不是道德领域获得平衡。因此，它将视线转向海洋，用武力建起一个又一个据点、港口，征服一片又一片领地。同时，英格兰也不会忽视欧洲大陆这条最主要的贸易出口。当然，英格兰必须控制几条大型海上航线，并且以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开普敦、马斯卡林群岛、芒什海峡以及赫尔格林岛作为航行支点，同时还必须保证欧洲客户的多样性和自由度。由于缺乏陆军，英格兰必须信任外交官和银行家，通过干预他国经济来抗衡实力强大到足以封锁欧洲大陆或是海军实力足以超越英国海军的敌人。他们有这样的意愿是千真万确的，对于这一点，英格兰的精英阶层承认得十分爽快。对他们来说，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紧密而不可分割。凡事都有两面性：在阿尔比恩的战争目的中并无消灭对手这一项，其中包括法国，自从法国放弃领跑欧洲大陆的意愿后，英国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因为最初，欧洲均衡的局势被理解成各方势力彼此中立。如此一来，和平带来的益处便可以维持下去。但是海军和工业部门的报告表明，这种英格兰式的“均势”是另一种控制形式的代名词，这种控制就是经济控制。因此，英式规划中的霸权主义色彩并不比革命时期以及随后帝国时期的法式规划要寡淡多少：英格兰人压根不在乎控制了多少土地或人口，他们在乎的是除掉殖民地的竞争对手、稳固本国工业、控制航行通道、占领欧洲市场。如果非得发动战争才能保持欧洲各国势均力敌并对外开放的话，英国也愿意借别人的手开战，包括向其他人借款。事实也正是如此，而英国的代价是背上巨额欠款。在这一点上，总是不乏愿意签字借钱的金主 — 商界对借款人信任有加。最终，尽管几乎从未派遣军队上过战场，但英国也没有在经济上“节省”下多少。
持久的深层实力
若要理解拿破仑时代的历史就不能不去理解法国外交的传统。 当然，我们目睹过太多的联盟轰然坍塌，甚至太多违背自然规律的纷争，然而在各国领袖以及领袖身边的人当中总是流行着一种偏好 — 他们倾向于把以上这些事件称为从前的例子。拿破仑是其中表现得最特别的一个。他一直把自己当成查理曼大帝的直系继承人，并从千余年的历史中汲取政治动力。更普遍的情况是在没有要求外交部提供服务，向他陈述某一问题的历史之前，他从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有时，他甚至要求将问题的历史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战争初始的几个月中那股思想上的冲动一旦降火，法国的革命者就不得不倒向那些历经考验的联盟体系。人们有时乐于把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说成是一种断裂，但若从前文的意义层面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类似的事实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英格兰意图继续在其优势领域控制岛屿、海峡以及属于葡萄牙和荷兰的航海陆上补给地。面对南方的奥斯曼帝国，俄国在波兰问题上视奥地利为利益同盟国，然而对方却并不这么认为。巴伐利亚期盼获得法国保护，以免被南部的奥地利以及北部的普鲁士一口吞掉。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大炮步步逼近促使巴登和符腾堡走进同一阵营。1806 年，信奉新教的萨克森（却由一位天主教徒统治）有些日子错误地加入普鲁士联盟，随后，为了壮大自己、抵抗邻国，它又像从前一样继续寻求巴黎的支持。总体而言，其余国土面积不甚辽阔、实力弱小的众德意志邦国也在试图通过与非日耳曼势力结盟的方式摆脱普鲁士或奥地利的控制。 法国毫不犹豫地同土耳其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法国认为波兰事件与自己有直接关联。从路易十五时代开始，法国便从原则上放弃了黎塞留制定的削弱奥地利的方案： 《吕内维尔协定》 （1801年）、《普雷斯堡协定》（1805 年）以及《美泉宫条约》（1809 年）生效期间拿破仑曾短暂重拾该项原则。
欧洲各大势力各怀鬼胎，心思复杂，这就解释了反法大同盟无法成型的原因。事实上，拿破仑体系长期以来是为参与该体系的其他国家而不是法国带去实惠。直到 1813 年下半年，一个广泛的同盟才最终形成。这是英国外交的胜利。英格兰人调动他国的怨恨情绪，利用经济和财政手段，面对威胁以及压力的时候毫不退缩。采取这样的方式取得的效果远比挥动欧洲大陆的“自由”旗帜要明显得多。最终，英国用一个小小的共同目标就把整个欧洲团结在了一起。法国的优势与每个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然而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潜伏的各股势力则重回旧路。维也纳会议期间，昔日的盟友友谊终结，1815年元月，奥地利、英格兰与普鲁士、俄国之间战端重启。拿破仑的法国渴望在欧洲获得优势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统治更宽广的海域以及更多的殖民地。但当时国际生活的其他参与者答应他的计划吗？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大不列颠对涉及自身的问题说了“不”。欧洲其他各大势力，所有有实力的候选者都是一丘之貉。通过吞并土地或者推进地缘经济，他们即便不打算称霸欧洲大陆，至少也希望增强自身实力。除法国外，欧洲大陆上四个主要国家（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意图经常与其邻国格格不入。可以这样说，身为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欧洲不需要法国大革命，也不需要拿破仑。
如此一来，奥地利做好了准备，准备在普鲁士伸向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遗骸的手上狠狠地咬上一口。自 1790 年起，神圣罗马帝国就已经病入膏肓了。1800 年至 1805 年，奥地利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因此终结。不过，维也纳当局也有一份进攻战略，他们计划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半岛地区靠近巴伐利亚公国和波兰一侧或者东线和南部边境开疆拓土。在大革命开始之前，奥地利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非常重视与法国的同盟关系。1778 年至 1779 年，吞并巴伐利亚公国东部地区的企图的落空 —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之战 — 主要归因于凡尔赛宫的中立态度。这表明，在路易十六和魏尔珍支持维持欧洲均势的年代，奥地利企图在德意志地区发展壮大的计划受到诸多限制。奥地利野心勃勃，依旧对维特斯巴士的领土垂涎三尺。面对这种情况，1805 年和 1809 年的两次战争均始于奥地利人入侵巴伐利亚公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普鲁士的政策也以领土欲求作为标志。一切能扩大并保护布兰登堡的行为都能勾起柏林的兴趣：波兰的一小块领土（因此引发与俄国及奥地利的摩擦）；萨克森的一块走廊地带（与奥地利有冲突）；吞并汉诺威（与英格兰有冲突，英格兰国王是汉诺威王朝的后裔）；向南部推进，以便在同奥地利就比利时问题的谈判中居于强势地位（与普鲁士在克里夫斯问题上所站的立场接近）。柏林调兵遣将，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信奉新教的国家中的影响力，对所有视维也纳政府为猎食者的国家表现出理解。甚至从 1795 年至 1806 年间，当普鲁士被视作中立国时，普鲁士政府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外交目标。他们同拿破仑讨价还价或者施以小恩小惠，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目的。在某些时候，在柏林和巴黎，都有一些人认为法普联盟再一次把欧洲的水搅混了。1806 年的战争以及《蒂尔西特条约》打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通常，俄国当自己是欧洲国家：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欧洲身份一天未获承认，俄国一天不会停下脚步。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欧洲身份，俄国马不停蹄地向北部以及西部进军（北欧国家、波兰、德国）；为了打通进入温暖海域（尤其是地中海）的通道，俄国向南不断扩张，甚至到了凯瑟琳二世时代，将君士坦丁堡打造成“新罗马”成了俄国扩张的新动力。这些计划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被重新启用，沙皇俄国把欧洲各方势力搅了个晕头转向：与法国和英国争夺地中海；对芬兰领土的胃口令瑞典心存不安；在波兰、德意志诸国、巴尔干半岛诸国问题上，奥地利和普鲁士感受到威胁；当然少不了奥斯曼帝国，据我们所知，在圣彼得堡能找到不止一份写满进攻奥斯曼帝国计划的图纸。西方界普遍瞧不起俄国，对俄国扩张企图的担忧加剧了这种鄙视心理，他们鄙视这个国家的人民，把俄国人看成是“来自北方的野蛮人”，他们也瞧不起俄国沙皇，嘲笑他有“亚洲人的荒唐念头”。
因此，欧洲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股势力的野心与诉求、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因素跟十年或者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法国大革命头几年那“思想”上的冲动过后，从前的外交策略卷土重来，只不过具体做法和基本原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变化的还有参与其中的演员们，其中走在最前列的就是拿破仑。
新书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