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史料选编（上下册）_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编_9787552010350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史料选编（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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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是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和号角手。本书所收入相关文章的作者，都是当年地下学委的领导以及参加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的地下党老同志。他们饱含深情的笔墨，为读者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的全景，也为那个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更为重要的是，本书所展现的解放战争时期上海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特别值得当代大、中学生学习和敬仰，这是当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教材。

此外，本书中所收集的许多文章，大都是集体讨论，大家互相补充印证，学风严谨，史实材料准确，对于读者了解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各大专院校和相关中学的校史，都有较好的史料参考价值。

代序

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0运动

一

1946年6月末，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

国民党政府凭借他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巨大援助，曾狂言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中打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到1947年2月全面内战的头八个月里，我军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71万人，使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失败。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全面进攻的战略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在经济上，他们和美国签订了许多经济和军事协定，以换取美国的支援，使国民党统治区更进一步殖民地化了。对内他们竭泽而渔，大肆搜刮人民，滥发钞票，使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暴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人民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广大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在政治上，国民党也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他们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不顾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召开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制定了宪法，封闭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公开机关，强迫我党撤离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并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这就完全揭穿了他们假和平的真面目。广大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从国民党的这些倒行逆施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国民党统治日益不满，日益把同情和希望寄托在我党的胜利上。

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一个新的全国范围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迎接这一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2月1日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在几个主要工作方面作了具体的部署。他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还指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独裁、内战和掠夺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罢工、罢课、民变运动不断发生，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将日益向前发展。

1947年2月28日，周恩来又为此代中央起草了《在白区对国民党对策》的指示电文，发给董必武和我、钱瑛、吴玉章、方方等。指示中指出：从当前形势发展，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指示还要求我们：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3月间，中央又发给我电报，进一步强调：蒋管区民主爱国运动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着想，有计划地转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基础。

二

1946年底，北平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纷起响应，举行了罢课和示威游行，总人数在50万以上。1947年元旦前后抗议美军暴行示威后，在各地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下，又此起彼伏地进行了不少分散的斗争。在上海比较重要的就有支援2月9日劝工大楼召开爱用国货职工大会时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被特务杀害的事件；同济大学全校罢课抗议国民党驻军辎汽二团打伤学生的事件；沪江大学学生要求校政革新的斗争；交通大学学生为美国德士古洋行汽车压死学生贾子干罢课的斗争以及全市中学生的反会考斗争等。

中共上海局根据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结合上海等地的情况，对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在这一段时期里，国民党政府加紧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他们愈加失去人心，更加陷于孤立。群众的革命斗争日趋活跃，而且每一个斗争都带有全体的统一性与反国民党政府的内容。在斗争中，中间群众的斗争觉悟和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上层民主人士思想有新的转变，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不断扩大。这说明蒋管区城市的群众运动，继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之后，第二个高潮即将到来。我们预计5月份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而且估计到国民党必然会极力阻挠和破坏，因此必须有一个由分散趋向集中的艰苦斗争过程，才能走上高潮。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局决定采取以下方针：即从生活斗争入手，进行突破并使之不断发展，逐步和政治斗争相结合。我们认为，解决生活问题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发动群众进行合法的生活斗争，可以抓住敌人的弱点，成为全面开展运动的突破口。同时在运动的部署上，我们决定，在此起彼伏的分散斗争中，要集中力量，组织几个中心运动，作为整个运动的主流。此外，我们还准备推动上层分子的组织，大胆地公开活动，多作宣传和号召，以配合和支持群众的斗争。

我们把上述对形势的分析和要采取的方针，于4月28日，用电报向中央报告。

中央在接到这个报告之前，5月5日由周恩来代中央给我电报指示：你们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

上海局对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决定首先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突破，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由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地配合响应。随即通知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到沪研究。陈修良到上海后，即在她家开会，专门研究了南京工作。参加会议的有我、刘长胜、沙文汉(他当时主管南京市委工作)和陈修良。陈修良汇报南京的情况后，大家认为条件基本成熟，可以在国民党首都发动一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南京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和国际观瞻所在，在那里发动斗争，政治影响比其他城市大。同时，由上海局钱瑛分别向上海学委吴学谦、北平南系的袁永熙和西南方面学生工作负责人等，布置如何发动斗争，确定通过纪念红五月活动，开展结合各校情况的分散斗争，逐步汇合，准备在红五月中形成斗争高潮。

5月初，南北各大学即纷纷举行五四纪念活动。上海学生除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外，在5月4日还到社会上进行反内战、反卖国的宣传活动。在五四宣传中，上海法学院的学生遭受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有2人被打成重伤，多人被捕。上海法学院学生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许多学校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和支援。这样，便揭开了斗争的序幕。陈修良由上海回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市委有关同志开会，传达研究了上海局的决定。当时国立大专学校的公费，每人每天的菜金只能买两条半油条或一块豆腐，学生营养不良，这是和国民党打内战、物价暴涨，人民在挨饿相联系的。根据这一情势和群众的迫切要求，决定通过要求提高公费，展开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决定首先由南京中央大学发动。南京中央大学是全国有名的大学，学生多，党员多，进步势力强。在那里首先发动条件好，影响也大。

5月12日，中大地下党支部根据南京市委的决定和南京市学委的部署，召开了各系学生代表会，一致决定自即日起宣布罢课，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愿，要求按物价指数增加公费，并决定先按营养标准吃饭，吃完了再说，称为吃光运动。他们又联络南京各校和上海、杭州、北平等地学校进行联合斗争。南京金陵大学首先响应罢课，全校学生还到行政院请愿。15日，中央大学又联合金陵大学、音专、剧专、药专等高等院校的学生打着我们饿，上不得课，向炮口要饭吃等标语旗帜举行游行示威。

上海学生的斗争也迅速发展。交通大学师生进行了反对停办航海、轮机两系为主要内容的护校斗争，当合理要求为教育部粗暴拒绝后，群情激愤。12日全校罢课。13日在交大党总支领导下，全校学生集体赴南京请愿，引起了敌人内部的恐慌，采取了铁路局停止火车运行的措施。请愿学生便自己开火车，到达真如车站附近，敌人拆掉前进路轨，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列车，双方对峙。这时如果请愿学生在铁路线上延续斗争，一场血腥镇压可能会发生。

我和上海学委分析了这一形势，决定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保护群众积极性，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斗争打下基础；因此，必须坚决说服党员和积极分子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积极谈判，果断收兵。并由吴学谦、浦作两同志通知现场指挥的国立大学区委负责同志及交大党总支。他们执行了这一决定，安全撤回了学生队伍。后来国民党教育部被迫基本接受了交大师生提出的正当要求。

5月13日，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病。在南京中大、上海交大等学生斗争的鼓舞下，学生情绪激昂，斗争一触即发。上海学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上海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首先在上医发动，然后推至上海全部国立大学和其他学校。14日下午，上医学生开始罢课并全体外出至各校宣传，上海各国立大专学校立即响应。从15日开始，相继罢课，提出提高公费，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北平、天津和浙江、江苏等各大中城市学生也纷纷响应。从16日至18日，北平的北大、清华、朝阳、中法、燕京、汇文；天津的南开、北洋等校学生都陆续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和进行街头宣传。

这时，蒋管区学生运动，出现了由分散到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汇合的形势。上海局决定把这一斗争进一步推展开来。按照原计划，要在南京组织一次有上海、杭州、苏州等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参加的联合游行示威。当时成立了南京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国立大学学生联合会(以后又发展为成立上海学联)。根据斗争发展，需要成立各地和全国学联，以出面号召和领导全国学生的斗争。于是决定派上海国立大学区委王光华、浦作两同志在党内负责，率领上海学生代表团到南京汇合斗争，并筹组全国学联。

当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由分散向着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汇合起来时，5月18日国民党政府竟公然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企图把学生运动加以扼杀。但是学生运动并没有退缩。

5月19日，上海8所国立大学和4所私立大学学生7千人欢送上海学生代表去南京，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学生们冲到街头，愤怒地喊出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向炮口要饭吃!

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齐集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提出增加学生公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当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警毒打和用救火车龙头猛冲，当场被殴伤流血的学生达104人，重伤19人，被捕28人。国民党政府遂又一次制造了罪恶的血腥惨案。

同日，北平各学校的学生也在北大集合后，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农民生活，增加教育经费等口号。天津南开、北洋和唐山工学院也在同一天举行了游行，也遭受了特务的殴打和逮捕。

长沙、昆明、开封、广州、沈阳、福州、重庆、南昌、桂林等地学生，也相继进行罢课或游行。

5月20日，南京珠江路发生惨案的当晚，我到上海学委吴学谦的住处，听取了刚从南京赶回上海的国立大学区委浦作关于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请愿学生的情况汇报。我们研究后作出决定： 1．国民党在南京血腥镇压和迫害学生的罪行，必然会激起全国和上海学生的更大愤慨，必须广泛发动学生群众组织有力的抗议和反击，要号召和组织全国和全市学生总罢课；2．要向社会各界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广泛争取和发动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声援学生运动；3．斗争总口号应即加上反迫害，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成为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统一斗争。

正如我们预计的一样，国民党在南京制造的五·二0血案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愤慨，各界人士纷纷起来声援。参加五·二0游行的京、沪、苏、杭16院校学生举行了无限期罢课进行抗议。北平、天津等地大中城市学生也纷纷罢课抗议。这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领导了5月23、24日两天的全市总罢课。全市主要大中学校都卷进了这个斗争浪潮，成千成百的学生在街头向市民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道理，控诉反动派的暴行。表达了广大人民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要求。同时华北学联和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四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后又扩大为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也正式成立。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又遭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许多学生遭受毒打、逮捕。被捕和受伤的仅上海一地就有2000余人。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府残酷统治的真面目，激起了各界的义愤，纷纷起来声援。上海局即通过大教联发动了交大、复旦、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大学教授多人举行了罢教或联名发表书面意见支援学生，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马寅初先生还特地到南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支援学生的斗争。

与此同时，上海局又通过职委、工委布置发动了上海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并举行了多次的罢工。这给学生运动以大力的支援。这样，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被迫解冻了生活指数，提高了学生的公费待遇，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在五·二0血案后，敌人已摆出继续镇压学生的势态。有些学校通过了无限期罢课的决议，这样缺乏弹性的口号，不利于利用敌人矛盾，反而容易遭受打击，而中间群众对罢课旷日持久也会产生厌倦情绪，使积极分子陷于孤立。上海局分析研究了当时斗争的形势和对策，决定了三点：（1）运动已从个别要求发展到共同要求，从局部发展到全国性，从经济发展到带政治性。群众情绪高涨，社会同情。国民党内部有矛盾，经济危机继续发展。这些都对于我们有利。但敌人颁布紧急措施，威胁、镇压群众，并企图进行若干妥协，以分化打击积极分子。平、津、京、沪均已发生惨案。我们若在目前退却，敌人会得寸进尺，群众情绪将会降低。敌人便会趁机搞更大的破坏。因此，我们应抓紧时机，发挥我们的有利条件，进行回击，并利用我一部分预备力量，迫使敌人作若干让步，取得局部胜利后，即转变斗争方式：一面上课，一面交涉，以巩固斗争成果，准备第二次斗争，同时推动一部分教授或参政会社会人士出面调解，以便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和在第三者保证下转变我们的斗争方式。（2）我们还估计到斗争将连续不断，只有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无斗争的结束。斗争将是此起彼伏，以经济为主，但又联系政治，使之不断提高，并利用每次群众运动，来争取分化敌之统治力量。（3)决定利用这次斗争成立各地学联与全国总学联，使之成为公开群众性领导机关。我们随即将上述内容电报中央请示。

5月23日，我们收到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我们4月28日给中央报告的复电，对我们的分析和意见作了肯定的答复，并要我们坚持这个方针，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必要的条件。

5月24日，上海局再次向中央报告请示斗争的部署和打算：为着巩固战果，争取社会更大同情，教育中间分子，避开敌人攻势，避免过早与敌人决战，以便累集力量在决定关头使用，主动决定暂时停止罢课，一面上课，一面斗争，采取上课、罢课带弹性斗争的策略。6月3日，中央给我们复电，认为我们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并要求我们抓紧社会上对敌人暴行的共同愤慨及利用统治阶级中某些矛盾，坚持抗议敌人暴行，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负责者，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等，以团结内部，扩大同情。学生的组织形式，也应与此形势相适应，例如现有华北区学联，京沪苏浙豫等五区学联，以及各地学生反暴行委员会，均可不拘名称形式，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但形式上却不要马上号召成立全国学联，以免引起敌人过早注意进行分化与压迫。

我们通过各级党组织贯彻以上方针。北平、天津等地学校陆续复课，进入复课、罢课有弹性的斗争。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一些无限期罢课的学校，为要休止罢课需做大量工作。首先是说服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上海局的方针上来，然后动员群众通过一定方式作出休止罢课决议，以转入复罢斗争。正在转入休止罢课时，敌人对各地学生进行了镇压，开除和逮捕学生领袖。国民党当局准备了数千人的黑名单。于5月30日在上海各大学逮捕了大批进步学生，在其他城市也同时进行了大逮捕。上海国立大学、南京中央、金陵大学等还没有来得及复课，为形势所迫，又继续罢课进行反迫害，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各地学生上街宣传连续不断，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在校内游行集会以示抗议。各地各校党组织都积极组织进行联合社会各界以及被捕学生的家长营救被捕学生的工作。6月7日上海被捕学生家长会成立，积极展开派代表交涉，招待记者，发表声明，进行探监等活动。上海学委还领导被捕学生在监狱中进行英勇斗争。在群众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这时国民党又宣布提前放暑假，以使学生分散。于是各校党组织又转入领导分散斗争，团结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情和支持，除职工外，还有教授和某些校方、社会知名人士、男女青年会上层以及外国友好人士。同时，我们开始转移、撤退和隐蔽暴露的力量，总结红五月斗争的经验教训，并研究今后学生斗争的部署。之后，为争取时间，休整组织，又转入暑期助学运动，以准备新的更大斗争。6月17、19日上海局向中央作了请示报告。6月19日周恩来又为中央起草批示，完全同意我们关于学运的复课休整，巩固和扩大校内校外的同情运动，并准备新的更大斗争的方针。

为了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上海局要求各地党组织，并通过学生积极分子组织总结斗争经验，巩固和发展取得的成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积极分子，有些人被作为培养对象，以后不少人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还有不少人陆续输送到解放区去。

为了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上海局决定成立蒋管区学生运动小组，在钱瑛领导下，不定期举行会议。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朱语今(西南)、吴学谦(上海)、王汉斌(平津南系)、赖卫民(云南)、洪德铭(杭州)等。

三

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运动的规模和气势是以往学生运动所少有，仅上海一地就有5万多学生直接参加了斗争，运动普及到了60多个大中城市，并且持续到6月间，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条战线，大大地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

由于运动的广泛和深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充分地暴露了其反动统治的本质，使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是和他们势不两立的，对国民党政府不能再存在任何幻想。要生存、要和平、要自由民主，除了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外，别无出路。这就促使广大知识界的新觉醒和迅速革命化，促进了人民运动的更进一步高涨。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相信、依靠和发动群众斗争取得胜利的。首先党中央审时度势，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具有政治敏感并往往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的青年学生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及时地向党内发出了指示，并不断地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力求避免和减少可以避免的挫折；上海局又根据中央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了采取的方针，并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布置；各有关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进行贯彻，使运动得以顺利发展和胜利结束。

在斗争中，我们从生活问题突破，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当时广大学生公费极少，生活十分困难，因此都迫切要求提高公费待遇，党即根据广大学生的切身要求，提出了提高公费，抢救教育危机和反饥饿的口号，这就受到广大学生群众的拥护。而广大学生、广大人民的挨饿，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国家财政开支的绝大部分都用到发动全面内战上去，这就很自然地引导群众反对内战。而且通过斗争和敌人的反面教育，又进一步使群众认识到敌人的残暴和反动，认识到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才有可能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把反饥饿和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结合起来，从而使运动包括了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内容，反映了当时蒋管区学生运动的基本要求。

由于我们提出了符合广大群众要求的口号，团结了广大群众，使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我们还争取和组织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援和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取得了各方面民主人士和许多大学教授的支持，他们纷纷联名发表书面意见，甚至罢教抗议，同情学生，指责国民党政府，并挺身而出，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特别是得到了工人运动的大力支持，使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结合起来。这就使国民党政府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

在斗争中，我们还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并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在处理学运的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国民党立法院、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一些大学校长害怕国民党军、警、特的暴行使事态扩大，难以收拾局面，主张进行调解或谈判进行解决。我们就利用这个矛盾，集中反对国民党军、警、特的迫害，要求谈判解决。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就适可而止，说服了一些积极分子改变无限期罢课的过激要求，防止斗争脱离广大中间群众，及时地提出暂时停止罢课，一面上课，一面斗争的策略，获得了广大学生群众的赞成和广泛的社会同情。

总结我们领导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经验教训，较为深刻的是：　面对如此复杂和激烈的大规模斗争，我们经验不足，对斗争的复杂性和可能遇到的困难、挫折及对策，事先组织各级党组织深入研究讨论不足，对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缺乏事先作好充分思想准备，以致斗争的方式方法不够灵活；有些学校采取无限期罢课，缺乏弹性，要转为休止罢课，需要从党内到党外层层统一思想，行动不够迅速。在这一斗争中有些学校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队伍遭受到较大的损失。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这次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事实正是如此。

(王悦玲、陈向新协助整理)

前言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贬抑、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强调，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表明了党中央长期以来对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部署了征集、整理党史资料的任务。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征委会副主任的张承宗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组织动员当年领导和参加学生运动的老同志，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精神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党史征集工作。原中共上海学委系统的广大地下党员焕发革命激情，掀起征集热潮，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承立史要准的要求，汇聚集体的力量撰写了大量史料，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编写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和《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两部学运史。大学、女中、男中区委及其所属大、中学和有关部门先后编辑出版了《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战斗到黎明》《火红的青春》《青春的步伐》《红浪》等大批史料。

近二十年来，原中共上海学委系统的老领导、老同志不顾年事已高，怀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又陆续撰写了一批有权威性的回忆录与专述，如吴学谦同志的《五·二0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中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钱李仁同志的《更好地学习五·二0运动的历史经验》等。不少老同志还以真实生动的笔触，论述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青年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亲身经历，如陈一鸣同志的《从建助学义卖市场到公祭烈士于再》、朱良同志的《亲历1946年上海反内战学运高潮》、吴增亮同志的《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交大学生运动》、浦作同志的《激情第二战线》、黄振声同志的《关于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的回忆》、陈震中同志的《六·二三运动片断回忆》、施惠珍、杜淑贞、严家裕同志的《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女中区委学生运动回顾》，以及张渝民同志的《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学运到南下服务团》等。这些老同志写的专题和回忆文章弥足珍贵，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解放战争时期从开展五·二0运动前直至迎接上海解放的学运史料。及时把这些新史料收集整理、汇编成书留给后人，不仅是党史征集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一项抢救上海党史资料的紧迫任务。许多老同志秉承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嘱托纷纷表示我们虽是耄耋之年，但仍愿意积极参加编写工作，为这一有意

义的工作出一份力。

2014年8月，在老同志的热情支持下，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的支持下，《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史料选编》编委会启动征集工作。编委会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等，一致认为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是本书编写出版的现实意义。

编委会明确了本书编辑的指导思想，即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第二条战线的重要论述和英明论断为红线，深刻认识开辟第二条战线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以刘晓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和斗争策略，根据形势发展，因势利导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0运动，形成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运动；深刻认识中共上海市委和所属学委在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在学生中长期艰苦地进行细致扎实的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疾苦，代表群众利益，广大党员以自己良好的素质和模范行动起表率作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而把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深刻认识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通过参加实际斗争和革命理论及进步文化的熏陶，加深了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在斗争中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进而对影响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各阶层人民人心向背起了重大作用；深刻认识中共上海地下党各级组织认真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加强党员教育，加强积极分子培养，组织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勇敢坚定，机智灵活，配合解放军里应外合，迎接上海解放；深刻认识第二条战线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它有力地配合在战场上同蒋军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为加速国民党政权的灭亡，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准备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为此，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积极贡献，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本书收集史料文章100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入中共中央和中央上海局关于第二条战线的电文指示；第二部分汇集中共上海市委、学委领导人撰写的总结学运经验的论述；第三部分汇编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运中重大事件与专题的回忆文章；第四、第五、第六部分分别是大学专科、男中、女中的相关文章；第七部分是关于上海学联的史料。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于深化上海党史、学运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青年学生提供有益的教材，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庄严历史责任。这也是编辑本书的初衷所在。

编委会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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