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简称“中国学所”，是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而建立。2004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国学所于2012年3月正式成立。作为常设研究机构，中国学所为论坛提供学术支撑，同时借助论坛提升其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第二章 英国顶尖智库最新中国观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亦称“查塔姆宅院”，是世界久负盛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多年来在全球智库排行榜上位列前茅。该研究所向来重视中国研究，其“亚洲研究项目”近年特别重视研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世界上加速崛起的态势，尤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的中国所展示的“全球个性”。
第一节 关于中国的“全球个性”
根据英国皇家研究所的定义，所谓国家的“全球个性”，是指一国自身所定位的国际身份及其相应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模式。中国的全球个性尤其体现于：中国在多边论坛中的立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看法，与全球及地区强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
国外观察家总体上相信，近年来中国的确在呈现某种新的全球个性，似乎已经告别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国际姿态，开始更加大胆地表达并追求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国自己所定义的那些“核心利益”。一句话，中国的新全球个性体现出“大国崛起”的显著特征。
外界注意到，中国的这种全球新个性内涵复杂，目前尚在形成中，在中国内部对此尚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的崛起对自身原来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会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是否应当更加积极地去“修正”国际体系及地区秩序，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到底应该积极有为到何种程度？人们也提到，中国长期的大国历史传统、近代的屈辱感受、２０世纪的革命历程、最近３０年的外交经验等，也构成了中国全球新个性的组成要素。外界注意到，中国的国际关系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不但中国政府在参与塑造中国的全球个性，而且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其中。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等商务活动，随着更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非官方”因素也日益加入到中国的全球个性中。国外观察家因此强调，不能因为通常认为中国属“威权主义”或“铁板一块”而忽略了“非官方”部门的活跃性。
此外，不仅中国国内因素影响着中国全球个性的塑造，而且国际因素也在参与有关塑造过程，尤其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的国际经济平衡已被打破，传统的政治版图也在发生变化，这就使得中国在机遇之外也面临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其中突出的就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这些因素是否构成风险，特别是中国对这些风险属良性还是恶性的判断，都将反映到中国的全球个性中。
外国人注重研究中国的“全球个性”，是希望通过把握这种国家个性，将来能更快速、更准确地判别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方向与反应模式，从而让自己能更有效地加以应对。
第二节 关于中国的“崛起问题”
中国崛起被海外公认为中国新个性中的本质特征；然而，英国部分观察家援引国际上某些舆论，就中国的崛起提出了若干质疑：一是认为中国至今本质上只是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在崛起，尚未达到一个全球强国的地步；二是认为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外交、文化、软实力、军事等方面，中国尚未达到相应的崛起程度；三是认为中国的崛起包含着一些内在风险，主要涉及政治治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故此，与其说中国“崛起”，莫如说中国是在“扩散”，也即中国的崛起尚缺乏深度，中国还只是一个“部分强国”。
英国人依据自身的霸权历史，强调霸主的承继不仅仅是物质或经济意义上的，更还有规范和法统的内涵。以此观之，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目前不可能发生世界领导地位“易主”的可能，笼统的多极化以及单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都不足以转化为霸权衣钵的移交。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中国上下纷纷强调打造“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正说明了中国的崛起还不到火候，尚存在软肋。不过，英国研究者也指出，某些国际包括美国舆论有时夸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并往往低估中国崛起的步伐，而实际上，这种步伐可能来得相当地快。正因如此，英国的分析家更关注一个具体问题，即中国到底是会满足于当一个既有国际体系的“遵守者”，还是要当一个“修正者”？据观察，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中国更多地扮演了国际体系遵守者的角色，体现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入世贸组织、协调东盟等国际组织，等等。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似乎开始在寻求一个国际体系“显著修正者”的新角色。这种趋向在中国的非官方层面似乎更加明显。当然，外方注意到，部分为了平衡 这一趋向，中国的官方还是比较强调，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作为对美国了解最深的盟友，英国人特别指出，美国历来展现出一种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态势仍会发生逆转，在出现一位强有力领导人之后更会如此。因此，决不能仅凭目前中美各自的发展势头就断言，中国很快会替代美国。与此同时，老到的英国观察家也指出，新旧霸主的交替未必一定要伴随冲突，针对旧秩序进行重新谈判同样是可行的一条路，在互相依存、不断加深的全球化时代就更是如此。就中国崛起态势所引发的反应而言，英国观察家认为，亚太地区的国家大致会有两种反应方式：一是想搭中国的便车，这会让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地区“枢纽”，中国甚至会重拾历史上朝贡体系下的那份荣耀；另一则是周边国家会更加贴近美国，借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但这会加深亚洲内部主要国家之间的分裂。一定程度上现已出现后一种苗头，好消息是，诸多亚洲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第三节 关于中国最近的“积极有为”
英国的分析家大多相信，中国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积极有为，尤其体现于其地区政策上。当然，究竟应把中国的新姿态称为“坚定”“强硬”，还是“咄咄逼人”，观察家之间尚有分歧。大致而言，大家就中国近期的“积极有为”提出了以下四种原因分析：
第一，英国部分观察家认为，积极有为反映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它主要源于２０１２年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交替及相应执政方式的变化。外界尤其认为，在日本问题上中国这几年的强硬姿态隐含了某种国内需要。当然，不少英国观察家并不认同这一解释。
第二，外界有人认为中国的积极有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觉得美国正在加紧遏制中国并且在日本政策上出现反复之时，中国自然会作出更加强硬的外交回应。这一派观点相信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现实主义的，即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是为了加强自身安全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扩张自身权力的需要。
第三，外界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积极有为代表了某种“战术性机会主义”。他们声称，中国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看到，“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有了成长空间，各方对中国有了更高的市场依赖和金融期待。于是，在西方面临困难之际，中国感到首先在日本、南海等区域性问题上可以更明确地主张自己的一贯立场。这种看法甚至从中国１９７４年西沙之战和１９９５年收复美济礁等案例中找到了先例。
第四，外界还有人认为中国是在战略性（而非战术性）地寻求改变东亚的地区秩序，试图首先在周边地区强化中国相对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当然，外界也注意到，这种所谓战略追求更见于民间，中国官方的声音始终还是强调要“睦邻友好”。但外界注意到，中国新领导层提到了“底线”外交，在更强有力地强调甚至扩大自身“核心利益”，这似乎蕴含着中国的某种战略追求。在对中国近期积极有为的外交姿态作出评估时，英国的研究者相信，中国并不想（暂时也无能力）把美国从东亚赶走，但中国显然希望限定美国在该地区的角色范围。他们判断，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让美国知道，时代已变，美国不该在亚洲享有不受约束的优势地位。英国学者认
为，这就是新兴大国在向原有霸主要求进行“重新谈判”。
既然是一种重新谈判，英方判断，中国在本地区的积极有为应该是精准掌控的，并不是动用武力的前奏。总体而言，外界判定，中国的积极有为不会导向“激进的修正”，中国将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小心谨慎而又目光长远地推动地区和国际秩序的渐变，但这不排除中国在某些问题上也会采取先发制人的主动姿态。
第四节 欧洲如何面临中国崛起
英国在关心中国的全球个性或中国的崛起态势时，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角度，代表了“美国之外，不是中国邻国”的那一类国家，主要是欧洲发达国家。这一类国家如今在反思，觉得有关中国的个性或崛起的国际话语至今太受美国声音的影响了，它们觉得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不能再被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决策牵着鼻子走。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代表了美国世界控制力的减弱，因而中国的崛起可能更是一个负面因素，而这些国家认识到这不应该是自己应当持有的立场。这类国家同时比较客观地看到，中国的全球个性尚在形成之中，崛起既可以是“恶性”（转化为军事冲突，寻求推翻现有国际体系），也可以是“良性”（注重扩大国际合作，仅寻求改良现有国际体系）。具体往哪个方向走，除了受制于中国的国内因素外，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行为方式。假如美国执意要围堵并挑衅中国，那就会逼着中国往一条对抗的道路上走。基于这一观察，这类国家意识到，在中国全球新个性的形成过程中，应当援用各种工具去协助塑造中国的良性行为，借此也可参与到亚洲地区秩序的演变中。正因如此，欧洲国家相信，在如今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欧洲应当采取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英国之所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问题上率先亮出自己的支持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有意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独立的政策。同样，法国人也认为，欧洲应该在亚洲安全问题上采取更加主动的政策，比如充分利用自己向该地区增加军售这一砝码；同时欧洲也应仿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安排，比如出台某种类似于美国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那样
的制度框架。
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希望采取更独立的对华政策的同时，也深感自己处在中美的夹缝中。它们不希望自己被迫“选边站”，不希望陷于某种进退维谷的政策困局。为了自身的最佳利益，它们感到，一方面应当鼓励美国将中国当作平等对话的伙伴，不要一味地把中国视为发起挑战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应鼓励中国缓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要减少在再造地区秩序时引发的风险。这些国家知道，如果自己太过接近美国的立场，那将有可能助长亚洲的分裂，而这不利于欧洲国家在经贸、环保等方面目标的实现。
总之，面对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变局，英国等欧洲国家深知应当创造性地重新评估自身国家利益：确定自身国家安全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威胁究竟在何处？何种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最有利于这一变迁的世界？应当造就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结构？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崛起显然已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三章 政治的“适应性”：近年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述评
近年来，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面对领导者更替、社会冲突、融入全球经济等挑战，学会了适应与应对。他们用“适应性”概念来解释中国政治，并日益关注中、微观层面的“治理”，进而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政治变革的实质乃是国家政治体制逐渐适应日趋复杂的多元社会的渐进式过程，具有制约与平衡作用的多层次政府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本章通过评述近年来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热点，试图呈现当下研究中的趋势、共识与分歧，并反思其背后的方法论。显然，西方的既有理论和研究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的实践与经验。
近年来，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趋向精细深入。他们注意到中国政治制度适应环境变化的压力，并用“适应性”概念来解释中国政治。特别是，他们非常关注中、微观层面的制度化研究，即研究的视角开始从“政治体制”维度转向“治理”维度，更多地从政体内部制度的延续与变革、政治的“适应性”、政府治理方式转变等方面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第一节 中国政治的“适应性”
西方学者习惯于用威权主义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后发现代化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东亚与东南亚）的政治转型。长期以来，不少人也曾预言中国政治体制可能终结，进而转变为民主政体。即使面对过去３０多年来中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一些学者依然顽固地认为，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实行民主政体。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面对领导权更替、社会冲突、融入全球经济等挑战时，迅速学会了适应与应对。那么，数十年内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快速和深远的组织、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为应对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动荡，中国政府运用了何种政治技巧和操作程序？这些问题遂成为海外中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他们注意到中国政治制度适应环境变化的压力，并用亨廷顿（Ｓａｍｕｌｅ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政党“适应性”（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谓“适应性”是指威权政体面对环境变迁的压力，通过制度调整来巩固自身的统治。与此相关的则是近年来学者们论述较多的威权弹性／韧性（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概念，以此指涉一个系统具有经受冲击及扰乱的能力。适应性可以增强弹性的能力。早在２００３年，黎安友（ＡｎｄｒｅｗＪ．Ｎａｔｈａｎ）就发表了题为《威权主义的弹性》一文，承认中国的威权制度是一种能够生长发育的体制，强调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能力缓解和处理各类矛盾，避免导致过激的社会变动。他把造就这些制度绩效的弹性空间称为“威权弹性”。２００８年沈大伟（Ｄａｖｉｄ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出版了《中国共产党：衰退与适应》，预期中国通过推广各种试验，可能增量地（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ｙ）推行政治改革。这一观点在２０１１年以来的海外中国研究中不断强化。２０１１年，韩博天（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Ｈｅｉｌｍａｎｎ）与裴宜理主编《毛的无形之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首次系统界定了中国政体保持权力的特性。该书提出，中国政治制度比我们预想的更多样，也更有弹性。政府无论何时面临新挑战，都会诉诸本土经验，去寻找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于是，中国的政党—国家在回应民众要求之时，成功维持了其基本权力结构。何包钢等人称之为“协商性威权”：执政党聪明地处理领导人和平继替，吸纳社会和经济精英进入自己的队伍，对媒体有系统的控制和利用，严密控制非政府组织，逐渐运用审议式民主实践（例如公开听证会和投票）来说服和影响民众。
学者们还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谢淑丽（ＳｕｓａｎＳｈｉｒｋ）、傅高义（ＥｚｒａＦ．Ｖｏｇｅｌ）、沈大伟等人看来，这一统治方式上的“适应性”和弹性与中国在过去３０多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一样，都是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实行“实用主义”政策的结果。比如傅高义，在其２０１１年出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中，就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
不止如此，近年来的海外研究更重视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式与中国革命的遗产相联系。《毛的无形之手》一书指出：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的灵活性形成于中国革命传统成型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在漫长的革命历史中形成了一套灵活多变的政策制定方法，用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则表现出一种不断试验和改革，不止于确保政权稳固的政策风格。政权的威权主义弹性建立在广泛的实用多元主义，而非早期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韩博天告诉我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共产党的农村红色根据地的土改试验中，以及１９４９年前的农村重建项目中都已体现了这种灵活的、试验特征的治理方式。裴宜理于２０１２年出版的新书《安源———发掘中国的革命传统》②通过考察毛泽东、李立三在安源的革命活动，再次强调了类似观点：对革命传统的不断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能力，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走得更远，从古代历史中寻找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在２０１１年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中，他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性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极权（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国家，而是威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国家。由于其管制的有效和精密，他甚至把中国的国家政权称为“优质威权政府”（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国。此外，他还分析了西方理论在解释东亚模式和中国发展经验上的不足。一些学者依照民主体制的类型来区分威权政体，提出“选举型威权”“竞争性威权”。福山批评这些标准仅仅衡量了法治与问责，忽视了国家力量。法治与问责约束国家权力，但国家权力软弱或残缺的自由民主国家也无法有效服务于人民。中国的责任机制主要是对上负责，存在缺陷，但是政府努力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业、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等，这远远超过了大部分的类似体制。而这个现实是我们理解中国对于东亚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实践产生挑战的前提。
从根本上说，研究者强调中国政治的“适应性”，乃是对政治学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思。对政权分类和政体变革的传统研究关注“从独裁到民主”“从计划到市场”等问题，将共产党执政的体制视为僵硬的、缺乏自我完善的能力。而且，传统研究力图在制度类别的框架中分析中国的经验，实际上无助于理解一个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强大中国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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