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可帮助读者在短时间较系统、全面地了解社会学学科*新研究进展和前沿方向，可使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较快实现从课程教材学习向独立研究的角色转变，并可为社会学领域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教学和研究参考。
总论： 多维视野下的社会发展与治理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社会发展日益嵌入全球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既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以自身的转型实践为人类现代性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这成为国内学术界从总体上认识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点；与此同时，近10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社会结构也不断调整并重组，不同阶层与利益群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直接影响了社会秩序的重新整合。学术界在关注社会阶层格局变动的同时，着力于关注阶级与阶层的社会生成，并对多样化的利益群体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触及转型社会过程的内在逻辑；正是在社会深入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进一步推进，不仅在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等方面都更注重本土化的实践与互动，而且也不断从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角度介入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有学者关注结构分化背景下的社会心态裂变，着力讨论了社会共享价值观重建的重要命题；此外，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面对依然处于快速分化过程中的社会现实，开始探索如何进行科学的社会管理并由此推进社会治理的进程，在分析中国传统与现代社会治理逻辑的基础上，寻找达成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的路径。总体上看，社会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归纳和总结中国转型实践的同时也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并力求与西方学术界形成对话与讨论。
第一节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轨，也使得我国迅速从一个所谓的“计划社会”逐步转向“市场化社会”。市场体制的确立，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关系的变动，同时更深入社会生活领域，并由此为新时期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基本的背景和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问题。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已经逐渐摆脱了西方学术话语的藩篱，开始形成基于本土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就是在讨论中国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纳入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分析中来。
一、 社会转型的实践及其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模式时，往往采用的是源于西方学术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国家与社会”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性视角。但当运用这一研究范式于本土实践时，研究者往往发现其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国家”和“社会”这两类系统的存在，由此可能： （1） 忽视西方社会理论建构中复杂和严苛的理论前提，或者（2） 仅仅关注社会变迁的某些片段，而略过了其复杂过程，（3） 把研究焦点放置在两类组织间的二元互动上，较少分析各自内部的分化和冲突及其对外部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从而简化了现实情境中正式权力与其施加对象之间的复杂关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上，国内学者进行了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力求更贴近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从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力图在全面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整体面貌的同时，把握其本身特征及其内在逻辑。
作为改革开放30年总体回顾丛书的其中之一，李强主编的《中国社会变迁30年》基于人群和整体社会的原则，从整体上较为全面地展现了30多年来在社会领域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社会各个群体在改革以后利益关系、地位关系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政策的变化、组织制度的变化、城乡区域的变迁以及技术与社会变动等领域。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指出，中国社会变革与传承的特点分别为政府主导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等级社会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社会与对社会变迁的整体分析相对应，以李友梅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则从近30年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入手，在展现不同阶段社会生活变迁面貌的同时力图把握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在方法论上，他们努力超越“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理论想象，尝试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变迁过程视为一个自主性不断生长的实践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党与中国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认同又互相建构的现象，并由此提出了当下社会公共性建设的重要问题。渠敬东、周飞舟、应星等青年学者借由政治经济学所生发出来的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他们将中国30年改革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改革最初的10年形成的是以双轨制为核心机制的二元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面市场化及分税制改革确立了市场与权力、中央与地方以及社会分配的新格局；进入21世纪后，行政科层化的治理改革得以实行，并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由此，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为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在他们看来，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问题，有其特定的改革突破口，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运行的逻辑，也必然形成其特定的社会矛盾和后果。正是在解决老问题而又形成新问题、转变旧机制而又构成新矛盾的曲折运动中展开的，而恰是在这样的曲折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从某种程度上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并不是一个完全被理论设计所主导的实践过程，而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针对各个阶段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转换问题的思维视角与认知方式，不断解决同时也形成了下一阶段新的社会矛盾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机制与制度的变迁成为主导性因素，并形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来源。
二、 转型的动力来源及其机制
正在进行中的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丽的发展过程之一，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国实现了经济领域从计划向市场的跨越式转变，与之相应的是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领域的现代性转变，并由此共同构成经济社会的结构与制度性变迁，那么是哪些因素在推动这一剧烈转型的进程，其中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正基于此，社会学家在运用不同分析框架展现转型历程的同时，也深入探求触发、协调乃至于维系这一转型的社会机制。
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机制的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李培林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专注于对非正式制度、关系性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拓展，李培林及其团队在“社会结构转型论”框架下形成了由宏观到中观及至微观的系列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孙立平的研究兴趣也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进入21世纪进一步形成“实践取向的社会转型理论”，将实践社会学应用于社会转型研究，强调对作为实践状态现象的转型过程的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分析。李友梅等人认为，在政府主导的背景下，与这些社会的不同面向相对应的社会力量如知识分子、市场、草根力量等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生产实践，并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转型。可以说，这些研究取向更多地还是从“社会中心”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转型。
针对于此，仇立平等人指出，应该在转型分析中“找回国家”，或者至少把国家和社会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全面认识“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使社会学研究走向新的平衡。关注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就意味着要关注社会转型实践中的路径依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实践感”，即要从“长时段”观察转型实践，并由此把握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即强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平民主义逻辑。此外，还有学者将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视为经济全球化过程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国家在转型中的作用。高柏认为，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国家既是行动主体，也是结构，对经济与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
此外，王绍光借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中，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同样，高勇、吴莹则将国家与社会的议题置于中国近代发展视野中，研究国家力量增强与社会活力激发这两个进程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内在张力，并通过塑造身份认同、调整组织体系以及确立互动策略与手段等三方面展现了建设现代国家与激发民众活力的曲折进程。
而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及其内在机制已经成为国内外社会学思想创新的来源之一。展望未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转型的丰富实践不仅仅是本土现代性发展的理论来源，更是为全球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并由此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理论与知识财富。
三、 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实践意义
中国社会转型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同时也有着基于本土实践的特殊性，其所处的独特的历史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既要受到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同时也有着本土实际所产生的独特性。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经验是中国向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
从国内外学术界对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解读上看，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经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市场化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我国得以确立，但其市场发展的道路呈现出与西方明显不同的特征。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研究者将中国近30年来所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即： 其发展途径的驱动力，并非是让银行家高兴的愿望，而是在于对公平和高质量增长更基本的要求；从策略上来说，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同时，更多的学者将之概括为“中国模式”，其特征在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许多方面遵循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但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结构上，仍然带有从中央计划经济向更加市场经济转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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