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开始于我前往西班牙生活的1969年。那个时候，人们对当时的西班牙政治的兴趣远小于他们对第二共和国和内战时期的政治的兴趣。当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我的历史学博士论文进行研究工作。尽管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让这次研究之旅超过一年，但最后却在西班牙逗留了三年多。我痛恨佛朗哥政权，但我沉浸在故纸堆和报纸图书馆里，这让我感到，我似乎更像是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生活在当代。然而，实际上，我终究每日都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由于我的工作资源受到的限制，我很难长期漠视这一事实。我在工作中曾经搜寻过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并与经历过这一历史时期的幸存者见面，我逐渐接触了曾经的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也接触了反对当时政权的较为年轻的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和社会党人；这让我不可避免地对每日每时发生在周围的政治斗争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通过多种方式，我深刻地意识到了周围的现实状况。我在大学认识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左翼反政府阵营的积极分子。大学里经常发生警察突袭事件。有一天，我从一家档案馆回寓所。途中我走出地铁，不料在刚刚进入的街道上恰恰发生了警察与恐怖组织“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FRAP）之间的激烈枪战。1973年5月，一位秘密警察在一次五一游行中被人刺死，我很快就了解到随之而来的镇压的规模。那些和我在同一家档案馆进行研究工作的学生消失了几天，后来我发现他们被逮捕了，还遭到了殴打与审问。
尽管我对时局的兴趣有所增加，但就自己的论文写作而言，首要关注点仍然是第二共和国。我开始搜集报纸、杂志和书籍，着眼于有朝一日可以书写反佛朗哥抵抗运动的历史。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这一计划我至今尚未完成。回到英国后，我在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组织了有关西班牙时局的定期研讨会，时常有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人士前来参加。我曾不止一次前往巴黎寻找研究资料，并与流亡在那里的共和人士面谈，这使我与许多西班牙人有了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与鲁埃多·伊韦里科旗下的出版社、书店和档案馆之间的联系，这些机构是在已故何塞·马丁内斯·格里卡贝西亚的启示下建立的，并由他本人亲自管理。格里卡贝西亚很固执，但却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在令西班牙的自由主义传统保持活力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贡献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完全认识。由于研讨会的工作，才有了后来出版的书——《危机中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演化和衰落》（Spain in Crisis: Evolution and Decline of the Franco Regime）。该书更多反映出，我们工作的关注点是受到佛朗哥政权迫害的人们以及该政权的反对者，而不是这一政权本身的内部瓦解。到了该书出版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伦敦，并在那里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庞大的反佛朗哥阵线——民主执政团（Junta Democrática）、民主协调会（Coordinación Democrática）和 民主联盟平台（Plataforma de Convergencia Democrática）——发展了密切的联系，这进一步增加了我对西班牙民主抵抗势力的兴趣。
由于我经常造访西班牙，就不可避免地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关注着佛朗哥死后那段时期的政局发展，并以极大的满足注视着民主政权的巩固。通过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我逐步认识到了某些内战时期和随后的独裁统治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的规模。而且，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人们一直非常友善热情地对待我。于是，当人们在西班牙重建民主事业的时候，我也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回顾过去，脆弱的民主新政权几乎每天都会遭遇它的双生死敌的考验：军事政变（golpismo）和恐怖主义。这让我开始对于自己究竟对这一过程有多少了解感到惶惑。与许多评论员一样，我曾经相信，以旧政权中的进步力量和传统的民主反对派势力的共识为基础形成的过渡过程，差不多可以像人们在心目中合情合理地希望的那样稳定。西班牙的民主能够在“埃塔”（ETA）每天制造的流血事件和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企图下存活，这在某种意义上就证实了以上信念。然而，尽管还有许多更为紧迫的工作要做，我还是开始动手填补我自己知识中的一些缺口。
在这一过程中，在我已经知道的有关民主反对派的知识以外，我还学到了有关埃塔和军队的许多知识。我在《危机中的西班牙》这部书中往往低估某些方面，但是，当我着手学习这些被低估的方面时，我也发现自己对于幕后谈判和阴谋伎俩这一扣人心弦的领域十分着迷。这是佛朗哥时代西班牙政治最值得注意的遗产之一。这是佛朗哥政权中的温和分子与反对派势力进行讨价还价的核心内容，他们通过这种手段与对方达成妥协，通过建立新的政治工具如“中央民主联盟”（UCD）和“人民联盟”（Allianza Popular）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并在1976至1982年间的西班牙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本书的中心主题经常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展开，而本书的两个主要的次级情节出现在酝酿政变的军营中，以及在埃塔展开其死亡游戏的街道上。本书对广大群众、工人阶级、社会变革进行的描述相对较少，这也是我在开始本书的写作时始料未及的。尽管如此，对于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时期——从佛朗哥于1969年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威胁起，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于1982年掌权而令佛朗哥最为恐惧的噩梦成真的这一段时间内，我觉得我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其间西班牙政治的精髓。
本书逐步诞生的这些年与本书论述的历史年代相毗邻，其间我因与书中涉及的许多主要人物的交谈而获益匪浅。我愿在此向费利佩·冈萨雷斯、 阿方索·格拉、哈维尔·索拉纳、 埃莱娜·弗洛雷斯、格雷戈里奥·佩塞斯·巴尔瓦、纳西斯·塞拉、卡洛斯·萨亚斯、安德烈斯·加西亚·德拉里瓦、安东尼奥·马西普、阿尔瓦罗·奎斯塔、费尔南多·莫兰、恩里克·铁尔诺·加尔万与劳尔·莫罗多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总是愿意与我讨论有关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民社会党和民主协调会的问题；我愿在此向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马塞利诺·卡马乔、圣地亚哥·卡里略、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拉斐尔·卡尔沃·塞雷尔、何塞·比达尔·贝奈托与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曾帮助我了解了西班牙共产党（PCE）、工人委员会和民主会议；我愿在此向费利克斯·帕斯托尔·里德鲁埃霍、拉斐尔·塞雷索与曼努埃尔·弗拉加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曾与我谈论过有关人民联盟的问题；向胡安·安东尼奥·加西亚·迭斯、哈维尔·鲁佩雷斯与鲁道夫·马丁·比利亚表示感谢，他们曾向我提供了有关中央民主联盟及其组成部分的宝贵观点；并向曼努埃尔·普列托将军表示衷心感谢，他曾帮助我理解了一些有关军方心态的问题。我也因为与何塞·萨恩斯·德圣玛丽亚将军和安德烈斯·卡西内洛将军的简短谈话而获益良多。
诚然，上面这些关系对于本书的写作弥足珍贵，但对于我来说，更为宝贵的是那些这么多年来与我讨论西班牙政治的朋友们。回顾本书酝酿中的十年悠悠岁月，我曾因从朋友们那里感受到的无限友情而震惊不已。我将特别愿意为以下朋友给我的慷慨好客，为他们的洞察力和勇气而奉上我的深挚谢忱：赫罗尼莫·贡萨洛·鲁维奥、华金·罗梅罗·毛拉、安赫尔·比尼亚斯、曼努埃尔·阿罗约·斯蒂芬斯、米格尔·安赫尔·阿吉拉尔、胡夫·巴斯塔曼特、塞亚拉·埃尔伍德、霍安·马里亚和苏珊娜·埃斯特万、谢斯·范本梅兰、佩佩·科利·科明、爱德华多·塞维利亚·古斯曼与伊西德罗·洛佩斯·德拉涅塔。在这些年里，我通过阅读胡安·托马斯·德萨拉斯的作品和与他交谈而得到了大量的知识。我特别愿意在此感谢他十分友善地邀请我参加1984 年10月由第16集团（Grupo 16）组织的 “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研讨大会”（Jornadas sobre Violencia Política y terrorisme），这是一次让我得以与马里奥·奥纳因迪亚和谢基·贝内加斯会见并交谈的宝贵机会，我也由此开始对巴斯克（Basque）问题1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无比感谢何塞·巴雷拉·奥尔特加，他给了我参加一次极好的研讨会的机会，这次研讨会由奥尔特加－加塞特基金会（the Fundación Ortega y Gasset）于1984年5月在托莱多主持召开，讨论主题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阿道弗·苏亚雷斯与这一时期的其他著名人物与会并发表了极为坦率的讲话。
以下这些朋友对我的帮助最为巨大，因为他们不但与我讨论了本书的有关议题，而且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发表了评论，他们是：埃利亚斯·迪亚斯、保罗·海伍德、弗朗西斯·兰农、诺曼·库珀、尼古拉斯·贝尔蒙特与何塞·华金·普伊赫·德拉贝拉卡萨，他们的建议让我获益极大。如果本书的现有内容仍然在陈述事实或解释问题方面存在着错误，这将是我的责任而不是这些朋友的责任。我十分荣幸地能够在此再次感谢梅休因出版社的编辑南希·马滕，感谢她的耐心以及在解决问题时具有的冷静的智慧和高效率。许多作者会因此嫉妒我的运气。我也希望能够在此向我的同事，弗雷达·哈考特博士和丹尼斯·史密斯教授致以谢忱。在当前学术界经费日益吃紧的情况下，哈考特博士与我团结一致，紧密合作，让我能够挤出一些时间撰写本书；而史密斯教授则在我们的长期合作中向我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建议和鼓励。最为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加布丽埃勒，在我把心思放在另一个国家中发生的政治权谋、军事阴谋和恐怖主义密谋时，她容忍了我的心不在焉。
作者：〔英〕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
英国二等勋爵（CBE），历史学家，国际西班牙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伦敦经济学院（LSE）西班牙研究首席教授。他研究西班牙历史长达三十多年，著述丰厚。因其卓越的学术研究，获得很多荣誉，包括大英帝国勋章，伊莎贝拉女王勋章，塞缪尔·约翰逊奖（享有盛誉的非虚构类写作奖）等。主要著作：《西班牙大屠杀》《西班牙内战》《佛朗哥传》《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等。
译者：李永学，
启蒙编译所签约译者，利物浦大学博士，科学家、翻译家。已出版译著《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无言的宇宙》《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等。
2 月4 日，马德里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枪战，随后，埃塔的活动分子何塞瓦·伊纳基·阿雷吉·伊萨吉雷被捕，于2 月13 日死亡。他的死亡对政府更加不利，因为在瑞安谋杀案后，舆论已经在反对埃塔了，但他的死使得情况逆转。往最好说，他的死亡反映了狱卒的愚蠢；往最坏说，这是在舆论已经转而反对埃塔时有意挑衅。阿雷吉遭到殴打，而且很明显，他的死亡是警察折磨的结果。当局宣称，阿雷吉患有严重的支气管性肺炎，这是因为他在隆冬季节步行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巴斯克地区出现了针对警察的反西班牙示威；与上周的反埃塔示威相比，这些示威虽然规模较小，但激烈程度却远远胜出。11名警察被送交侦讯法官处理，其中至少有一名承认自己是极右派。保安部队内部出现了辞职浪潮，辞职者包括警察总长何塞·曼努埃尔·布兰科和情报总长曼努埃尔·巴列斯特罗斯·加西亚。两人都认为，自己下属操作的审讯是正面的，因为这些审讯让人们发现阿雷吉所在的“突击队”依旧隐身于马德里，而且这些人正准备袭击军方的重要人物，并且绑架一位著名银行家。阿雷吉之死对极右派正在酝酿的计划来说是一个再方便不过的借口，可以既不至于令人怀疑这是维持巴斯克地区紧张局势的有意尝试，又让政府看上去丧失了对事件的掌控。
因此，当卡尔沃?索特洛终于在1981年2月21日来到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空气中充斥着军事政变即将发生的谣言。阿雷吉之死粉碎了向新首相顺利移交权力的一切希望。何塞?佩德罗?佩雷斯?略尔卡一直在与许多小集团谈判，保证它们在受职表决上支持首相。他确保了融合联盟的加泰罗尼亚人、较小宗教集团中的阿拉贡人和纳瓦拉人，甚至民主联盟的一个派别，包括阿方索?奥索里奥和何塞?马里亚?德阿雷尔萨的支持承诺。阿雷吉的死讯传出时，他即将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达成类似的协议。这样的状况下，巴斯克人觉得自己没法投票支持政府。因此，卡尔沃?索特洛面对的是负重爬坡式的斗争。他宣布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已经完成，并提出一项政府节约计划。尽管他得到了169票赞同、158票反对、17票弃权的简单多数，但却未取得确认当选首相所必需的176票的整体多数。按照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评论，卡尔沃?索特洛的政府甫一出世便死了。
当然，授职仪式表决的失利暗示着政府致命的脆弱。这一点从卡尔沃?索特洛在努力组成新内阁的同时出现幕后斗争可以清楚地看出。基督教民主党人“批评者”与其他中央民主联盟派别分裂造成了主要的困难。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人是否会在新内阁中合作，取决于内阁是否承诺推进离婚改革，但这只会激怒基督教民主党。而且，正当中央民主联盟开始崩溃的时刻，同时出现了人民联盟实质性复苏的迹象。民意测验表明，人民联盟可能会将自己的选票加倍，而多出来的选票来自原先支持中央民主联盟的选民。中央民主联盟领导层的危机引起了恐慌，随之出现了脱党浪潮，曼努埃尔?弗拉加利用了这个现象，同时看到了人民联盟的政治立场向中间派移动的需要。在2月13日至15日马德里举行的人民联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死硬的佛朗哥主义者被排挤，较为自由化的人士如马德里律师费利克斯?帕斯托尔?里德鲁埃霍与作家卡门?略尔卡则异军突起，大放光彩。
2月21日表决失利后，准首相先生不得不等待两天后的第二轮授职仪式投票，这次他只需简单多数即可就任。投票于2月23日开始，下午6时20分，一队国民警卫队队员在特赫罗上校的带领下乘坐其妻特意购置的私人大巴来到议会。他们闯入会议室，逮捕了全部议会政治家作为人质。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将军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命令他们离开，但遭到野蛮的推搡；同时表现出非凡勇气的，还有前来协助梅利亚多将军的阿道弗?苏亚雷斯。费利佩?冈萨雷斯、阿方索?格拉、圣地亚哥?卡里略、古铁雷斯?梅利亚多、苏亚雷斯和奥古斯丁?罗德里格斯?萨哈冈被分别锁入不同的房里作为重要人质。特赫罗向巴伦西亚军区的司令长官海梅?米兰斯?德尔博施的总部挂电话，信息简短但一听就知道其罪行：“我是帕维亚。一切正常。目标达到。万籁俱寂。”暗语名字“帕维亚”是指19世纪的一位将军，他以炮队威胁议会，终结了第一共和国的历史。然后特赫罗转向会议室，宣布片刻之后将有军方要员来接过控制权。
特赫罗来到议会后几分钟，米兰斯?德尔博施在巴伦西亚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每隔15分钟，当地的广播电台就会播出一次米兰斯的公告（bando），公告的开场白如下：“鉴于首都的局势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我有义务确保我领导下的军区秩序，直到我接到国王陛下的指示为止。”这一未经授权盗用国王名头的做法冒犯了胡安?卡洛斯。公告命令将一切政府公务员置于军管之下，并在9点以后实行宵禁，同时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坦克开到重要的政府建筑物周围。工会与政党的办公室内，人们疯狂销毁成员档案和一切可能帮助极右派进行清洗的文件。来自巴斯克地区的汽车潮水般地越过边境，涌入法国避难。然而在阿斯图里亚斯，当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工人总联盟发了一通谴责政变的声明，煤矿工人工会SOMAUGT宣布总罢工。
西班牙各地出现了神秘的部队调动，而在马德里，街道上空无一人，来自布鲁内特的装甲师一彪人马于下午7 时48 分占领了位于普拉多- 德尔雷伊的电台与电视台广播室。他们坚持只准电台播放军队进行曲。下午9 时20 分，他们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旋即撤离现场。据后来披露，这些命令来自阿方索?阿马达?科明将军。作为总参谋部的二号首长，他表面上要让特赫罗释放议会代表，但实际上在整个“特赫罗政变事件”（Tejerazo）中，阿马达玩了一个危险又模棱两可的游戏。贵族阿马达侯爵狡猾地利用了盲目狂热的特赫罗，实际上寻求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得以实施其成立“戴高乐式”救国政府办法。为了结束议会的危险局面，他摆出与发动政变毫无关系的姿态，提出带头做出“爱国主义的自我牺牲”，就此组建一个政府。按照推测，到了那时，不具备他这样聪明的贵族头脑的特赫罗就会被牺牲。
最后政变还是失败了，因为国王和他亲密同伙的果断行动暴露了阴谋者犹豫不决和准备不充分。在1980 年内，一直处于即发状态的阴谋最后匆忙发动。米兰斯与装甲师的校级军官计划了一场土耳其式或智利式的政变，其后将严酷清洗左派，和埃塔进行“肮脏战争”，回归僵硬的中央集权主义体制。他们希望计划能得到国王支持，所以他们与假装自己是王室代言人的阿马达搭上了关系。阿马达存有对较为温和的“戴高乐行动”的梦想，又把自己装扮成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因此他希望能够利用校级军官的威胁来讹诈政治家阶层，让他们支持他的“戴高乐行动”。但这两套计划都因为苏亚雷斯过早辞职而出了问题。最后的决定是提前发动政变，并让轻浮易爆的特赫罗充任斩关夺门的前部先锋。
阿马达之所以有这样的所作所为，根源是他的思想是傲慢与家长主义作风的复合体，这使他相信自己能够看穿胡安?卡洛斯未曾明言的希望，并能在自己的军官袍泽面前装扮成国王的发言人。他已经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共产党和民主联盟的政治家有所接触，提出了在他领导下成立强大的救国联合政府这个想法。直到1977年7月因被传干预政治而解职之前，阿马达都是胡安?卡洛斯多年来的导师，而且是王室秘书。 担任了多种不同的职务后，他于1981 年2 月12 日被调回马德里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尽管鲁道夫?苏亚雷斯奉劝军方不要给他这个职务。他时常吹嘘自己与国王的密切关系，这层关系也让米兰斯和其他一些位高权重的军官相信，在组织政变和成立以他为首相的内阁这两件事情上，他得到了王室的授权。他与米兰斯的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两人在俄国的“蓝衫军团”中度过的岁月。他也是托雷斯?罗哈斯将军的密友。
1 月10 日与米兰斯共进午餐时，阿马达强调，国王担心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并着急撤换苏亚雷斯。米兰斯从谈话中得到的错误暗示是，阿马达实际是国王的密使。此后，阿马达一直通过米兰斯的一位副官迭戈?伊瓦涅斯?因格莱斯上校得到有关阴谋进展的情报。米兰斯、托雷斯?罗哈斯和特赫罗以及平民极右派胡安?加西亚?卡利斯于1月18日在马德里会面。事实上，特赫罗、米兰斯和阿马达这三位政变的主要人物抱有不同的野心，结果这成了他们的重大缺陷。尽管如此，很清楚，在整个行动中，米兰斯和特赫罗都确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王的批准。这种笃定的想法只可能来自阿马达，因为他似乎希望特赫罗—米兰斯?德尔博施酿造的既成事实，会让胡安?卡洛斯不得不默许成立各党派救国联合政府的计划。他玩的是双重游戏，这可以从他每次谨小慎微地只会见一个阴谋者推导得出。由于没有现场证人，他总能声称自己与政变阴谋毫无牵连，之后装出一种不感兴趣的态度，呈上自己的“解决办法”。
至于阿马达与他希望参加联合政府的政治家说了些什么，尚无法肯定。人们知道他与阿方索?奥索里奥相处甚好。他已经通过穆希卡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有所接触，似乎正以一般性的问题试探他们的态度，而这些问题不至于令他们对他的计划有所警觉。如果有什么事出了差错，阿马达一定不会承认自己参与其中。与此同时，他正在动用自己在政界的关系，来让那些阴谋家同伙确信，他就是救国政府首脑的最恰当人选。这似乎是从2月16日在他家举行的一次聚餐会上，能够得出的最貌似可信的结论。应邀出席聚餐会的客人包括加泰罗尼亚军区的司令长官安东尼奥?帕斯夸尔?加尔梅斯将军、总参谋长何塞?加韦拉斯?蒙特罗将军、王室家庭总管蒙德哈尔侯爵、尼古拉斯?科托内尔-科托内尔和加泰罗尼亚共产党议员霍尔迪?索莱-图拉。召开这次聚餐会是为王室即将访问巴塞罗那作准备。建军节那天，国王将主持阅兵，这是在马德里之外举行的第一次阅兵。这显然是所有客人都关心的话题，也几乎肯定是举办这次聚餐会的目的。但在阿马达的阴谋同伙眼里，这样的聚会只可能意味着他从国王和军队最高指挥首脑，以及政治家那里得到了对他的计划的支持。无论这些阴谋者对他拟议中的内阁有何想法，这类聚会都让他们在2月23日那天满怀信心地认为，阿马达已经为政变戴上了正统性的光环。当然，特赫罗会认为他的内阁过于自由化。
粉碎这次政变是由国王本人、王室秘书萨比诺·费尔南德斯·坎波斯将军和新任安全总长弗朗西斯科·莱纳·加西亚组成的三巨头小组执行的。作为他们坚强后盾的是军队总参谋长何塞·加韦拉斯·蒙特罗将军和马德里军区司令长官吉列尔莫·金塔纳·拉卡西将军。人们建立了在内政部的莱纳领导下，由各部副部长组成的临时政府。警察总长何塞·萨恩斯·德圣马里亚将军与国民警卫队司令长官何塞·阿兰布鲁·托佩特将军在议会对面的皇宫酒店指挥现场行动。阿兰布鲁曾一度单独进入议会，试图制止特赫罗。特赫罗的反应是威胁要杀死阿兰布鲁将军和他自己。萨恩斯·德圣马里亚将军率领警察部队包围了议会，以阻止其他颠覆者与议会内的颠覆者合为一股。重要的是，尽管人们在过去四年中一直怀疑警察部队的忠诚，但警察对阻止政变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最终证明并非必要，但萨恩斯·德圣马里亚将军也制定了最后的应变计划，准备对付可能由（西班牙特种作战部队）发动的袭击。
在加韦拉斯·蒙特罗将军的协助下，国王及其助手通过电话投入了战斗，用以确保其他军区司令长官对王室的忠诚。值得担心的是，米兰斯或许已经通过谎称阿马达解决方法有王室支持而赢得了他们。许多军区司令长官在政变的当晚感到心惊肉跳，有些军区司令长官整夜与米兰斯和萨苏埃拉宫保持着联系。如果国王准备放弃宪法，各位军区司令长官会十分高兴地率领部下走上街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国王独力支撑，才于危亡之际挽救了西班牙民主。加泰罗尼亚的第四军区司令长官安东尼奥·帕斯夸尔·加尔梅斯和加那利群岛军区的司令长官赫苏斯·冈萨雷斯·德尔耶罗迅速表态效忠国王并支持国王的行动，令国王的紧急应变委员会的工作相对轻松了一些。冈萨雷斯·德尔耶罗具有强硬派反动分子的名声，但他能够遵照自己的誓言忠于国王与宪法，这是对胡安·卡洛斯的赞颂——不单是对他在2月23日夜里表现的赞颂，也是对他在整个过度时期的表现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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