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不平等》是日本著名社会经济评论家高桥琢磨近期出版的一部研究现代日本社会分配制度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著作。该书运用法国当代著名社会经济学家托马·皮凯蒂的传世巨作《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分析和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不平等问题，特别是针对日本社会面临的非婚和少子化等核心问题，分析日本社会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机理等，进而提出推进日本社会经济走向复兴的各种对策建议。该书对于研究东方社会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书对于研究东方社会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前言
　　只有矫正不平等,日本才会走向繁荣
　　目前,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面临着人口减少,即少子化（婴儿出生率低）问题。由于人口持续减少可能导致国家衰微，为此各国都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新西兰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废除了有关规定，制止每年超过0.5%的人口外流量；民主德国建立起柏林墙，有效地阻止了每年高达40万人离开，进而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说，这些事例都是应对人口急剧减少的具体措施。
　　与上述国家的情况略有不同，当前日本所要面对的则是人口慢性减少的问题。有关预测表明：自2010年，日本开始出现人口减少现象，今后将保持不变，业已陷入少子化困境，这将导致国家的衰微。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却把这个问题仅仅当作人口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来认识，而且至今束手无策。
　　本来安倍经济学的使命理应是为解决人口慢性减少开出处方并加以贯彻落实。然而，在政府拟定的少子化、老龄化的纲要中，虽然把今后5年定位为“集中研究解决期间”，可是现行政策却停留在进行自我标榜的、旨在充实和进一步减轻每个有3个孩子以上的家庭经济负担措施的水平上，或者在背后对地方政府为减少未婚和晚婚现象，而进行支持的婚姻介绍的事业给予帮助而已。
　　毋庸置疑，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不久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刚出版了《21世纪的资本论》（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他的这部著作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皮凯蒂在其著作中聚集1%的金融寡头和10%的顶尖富裕阶层人口，依照“r（资本收益率）＞g（经济增长率）”的公式，分析和论述了“资本家将越来越富裕，他们与平民之间存在着的贫富差距将日益令人绝望”（这里的“资本”近似于“资产”的含义）。所谓的贫富差距亦即如此。
　　与欧洲相比，由于贫富的分布状态大相径庭，因此皮凯蒂理论不能在日本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不平等时代已经到来。即使上述少子化问题，若溯本求源，最终也将归结到不平等问题上来。其中，年轻人所面临的不平等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社会结构造成工资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助长了年轻人的非婚和晚婚现象，从而加剧了有条件结婚的年轻人和无条件结婚的年轻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其结果必然导致少子化现象的产生。
　　基于这种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工资收入不平等，其根本原因恰恰是“正规、非正规就业”制度的产物。本书不但将详细论述两者之间不平等所造成的各种弊病，而且还会言及日本的企业，甚至企业本身也会给正规就业者带来各种危害。尽管终身雇佣制度事实上已经寿终正寝，但是企业却依然维持着年功序列式的资本体系，工资报酬依旧采用赊账式的空头支票支付给劳动者。更有甚者，因为现行的税务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只符合一小撮人的利益，所以它直接或间接地束缚和限制了年轻人的活动空间。
　　由此可见，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现象总是会引发连锁反应，从中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枝节问题。事实表明，我们必须从社会整体入手，细致地分析和研究产生不平等现象的各种原因和结果，制订出如何矫正不平等现象的政策方针。这样，才能打开一条通往搞活经济，让社会健全发展并引导国家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
　　本书将一边参考皮凯蒂的逻辑理论，一边观察和分析日本社会特有的不平等问题。尽管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谁，一旦深入触及不平等的问题，都可能引起富裕当权者的反感，使这些既得利益者产生不满情绪。但是，事实上解决好不平等问题，也同样会让这些人拥有光明的未来。消除社会的不平等才是回答国家繁荣兴盛问题的最佳答案。为此，我打算进一步提出一些相关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及其主要内容。
　　本书的绪论将对皮凯蒂批判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论点进行归纳、整理。
　　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勾画出日本远远跟在欧洲之后追寻近现代化的轨迹，后半部分考察和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平等社会理念以及不平等现象出现的来龙去脉。
　　第二章叙述的是，表面看来好像已经取得成功的安倍经济学也已产生了多种副作用，无论是在维持高水平经济增长，还是在实现财政健全化方面都日益举步维艰，并且说明那种让年轻人陷入艰难境地，加速非婚化和少子化的实际状态。然后论述安倍经济学中途夭折的真相，说明无法通过经济增长实现财政重新构建的事实，从而证明财政重建是目前最重要的课题。
　　第三章探讨安倍经济学从未论及的未来理想，以及讨论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乃至包括地方如何进行经济创意活动的具体方法。此外，虽然北欧各国与日本类似，在老龄化、工人要求加薪的春季斗争、劳动者的流动就业和女性参加工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但是他们却摸索出了一条通往成功的路径。所以笔者将参考和借鉴他们的经验，为那些应该考虑第二人生计划的日本人提取一些学习上的精粹。
　　在第四章中，笔者将以介绍国际机构对皮凯蒂的不平等论所引起反响的方式，思考他首先提出的“在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缩小不平等的差距”这一理论的意义，揭示出国际化过程与旨在实现社会平等的政策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循环性。无论是与国际化的恩典最无缘的中东伊斯兰国家，还是接受国际化恩典最多的中国，事实表明他们的国家都面临着不平等这个共同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想办法构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体系，从而达到既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国际化的恩惠，同时又能限制其负面影响的目的。
　　最后，在自由与平等的夹缝中，我们应当怎样驾驭那种制约不平等产生的不法谋利法规？这个问题作为本书“后记”，简单地做一下总结和概括。
　　笔者希望本书能够为日本今后何去何从指明前进的方向。
　　2015年6月

　　[日]高桥琢磨，男，1943年出生于日本国歧阜县，庆应义墅大学经济学院毕业，拥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MBA学位和日本中央大学论文博士学位。长期任职于野村综合研究所，历任北海道大学客座教授和中央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战略经济学》、《金融中心的兴亡》、《亚洲金融危机》等

　　第一章日本走过的一段特殊的平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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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日本走过的一段特殊的平等之路
　　第一节迈向平等社会的第一步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不平等社会和二战后的平等社会
　　曾几何时，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上连续5年取得两位数胜利的黑田博树投手，时隔8年再次重归旧巢——广岛东洋鲤鱼球队大显身手。
　　他确实身价不凡，在转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纽约洋基球队时，他重新签订的契约金额以及来自其他球队提示的入队契约金额都高达20亿日元左右。但是，我们从他与广岛东洋鲤鱼球团签订的合同就可以推算出他本人一年的收入只不过是“年收4亿日元，外加绩效奖金”罢了。尽管如此，年届40的黑田选手却毅然选择旧巢广岛东洋鲤鱼球队作为自己职业棒球生涯的埋骨之地。当他谈到自己做出如此决断的理由时曾说：“鲤鱼粉丝们期待我回归的那份心意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这样的人生态度确实是令人为之动容。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是一个对于在竞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强者给予巨大报酬的明星制的世界。与此相对比，日本的职业棒球联赛就像王贞治指出的那样，重视团队精神。虽然因为黑田脱离日本的职业棒球界，对于美国扩大收入差距和日本缩小收入差距都有贡献，但是由于他再次重返日本，反而使他成为推动日本扩大收入差距的理由。我们可以肯定，黑田的回国意味着在竞争社会的美国与被誉为平等社会的日本之间，引起了某种折衷选择的波动。
　　让我们先看一下显示日本基尼系数推移的图1。从曲线图可以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社会是一个极为不平等的社会，而二战后则成为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以战争为界线，形成竞争社会与平等社会这两个极为鲜明的对照，甚至到达极端的程度。当然黑田的情况可以说是选择了后者。
　　图1日本的基尼系数与美国基本持平（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国际比较）出处：此表根据OECD（2011年）主编《分裂我们的立场—为什么不平等不断上升？》做成。笔者希望读者关注曲线图中呈下降趋势的点线部分。正如外面的人不了解黑田下决心回国的理由究竟是什么那样，战前和战后的收入不平等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总是引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图2说明了日本战前1%的最上层人口的生活状况，而且为了追寻近年处于社会底层人口的思想与行为，又会呈现出一幅背景说明图。
　　图2日本各种各样的基尼系数
　　注：上图反映的是家庭收入差距在课税前的基尼系数变化。相关的原始数据如下：大槻、高松1978年来自长期经济统计（所有家庭）。南，1990年来自210个市、町、村的家庭，沟口1974年来自家计调查（劳动者家庭）。吉田，来自1993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10分位数据。勇上，2003年来自国民生活基础4分位数据。厚生劳动省，来自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年间收入金额数据。
　　资料来源：勇上和史著《如何看待日本的收入不平等》、JIL(全国自立生活中心协议会)劳动政策报告(2003，3)，桔木俊诏著《日本经济不平等》、岩波新书(1998)(仅选和田1975年部分)，厚生劳动省主编《2010—2011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等参考资料。
　　根据皮凯蒂的理论，超额累进课税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后诞生的普选制和民主主义体制。但是，在全球化风靡于世的今天，如果不把税制进一步转变成累进税率模式，那么全球化一定会遭到那些从自由贸易中得不到好处的人们的反对也是理所当然的。
　　皮凯蒂以狂言式的诙谐口吻，在《21世纪资本论》中巧妙地穿插了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一部分演说。例如，他下面的一段话作为例证。
　　皮凯蒂写道，这篇演说指出，“镀金时代”的演说都是由美国古典学派经济学者欧文·费雪(IrvingFisher)撰写的。会长还说，欧文·费雪单纯重视不平等问题，而财富加速集中才是美国存在的经济问题。此外，他指出，2%的人口拥有50%以上的财富，这种偏重一方的分配结构是威胁美国经济基础的因素，必须导入那种让三代人积蓄下来的财产一朝变为零的高额递增性遗产税。
　　由此可见，皮凯蒂总是强调的欧美国家的累进所得税等税制都是所谓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然而，有据可证，日本导入累进所得税的时期是1887年，比欧美国家更早。这种情况同时也说明战前的日本是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其程度甚至超过明治政府尚未确立财政基础的时代。
　　由于日本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利用借鉴赶超模式，所以欧美自工业革命以来整整花费了一个半世纪取得的发展成就会被日本以超过他们1倍的速度赶超过去。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森口千晶先生从日本成年人口中选取0.1%的最上层人口，按1890年到2012年的推移顺序制作成的曲线图表明，“0.1%的最上层人口所占份额”，反映他们的个人收入占全体收入的百分比。
　　战前，因为政府对于来自股票或者土地出售所得资本盈利没有课税，尽管这部分数据无法得到，但是，由于森口教授将追加的战后资本盈利数据显示在曲线图上，也足以说明泡沫经济时期出现的暂时性凸起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程度森口千晶“战后日本财富集中程度较低”，发表在《日本经济新闻》2015年2月11日晨报。
　　当我们看到资本盈利以外的数据时就可以看到，在日本工业化初期(1890—1938年)收入不断向超富裕层猛烈集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已超过9%，但战争时期反而直线暴跌，乃至战争结束时锐减到2%的程度。
　　随后，即使在创造出惊人增长率记录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55—1973年)，超富裕层的所占份额仍然以低水平推移。更有甚者，到稳定增长时期竟然跌落至1.5%，即使在泡沫经济鼎盛期也不过是达到了战争结束时相同的2%而已。这组数据明确地表明，日本的高速经济发展，战前是在“不平等社会”之中，而战后是在“平等社会”之中实现的事实。
　　森口教授自从看到这组数据后，却对“不平等与发展”的关系并非线性现象显示出震惊千秋守口（ChiakiMoriguchi）、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Saez）“1886年至2015年。
　　总之，我们能够观察到，皮凯蒂历来主张的伴随经济发展而不平等程度扩大等事态，在日本仅局限于战前时期，平等状态下起步的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下，除近年1%的最上层人口所占份额上升外，其他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
　　二、日式企业组织系统实现了平等发展
　　那么“从战前到战后的戏剧性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一下探讨吧。由于0.1%的超富裕阶层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超过9%以上，到战争中直线暴跌，乃至战争结束时锐减到2%的水平，所以仅从统计数据来看，毫无疑问战争因素具有重大影响。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自1938年开始实行经济管制，是国家对于地租、股票红利和利润等资本所得盈利和公司董事的报酬加以严格限制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和城市遭遇空袭，富裕阶层的财产受到破坏，最终给予日本超富裕阶层严重的打击。
　　皮凯蒂指出，即使在没有像日本和欧洲那样成为战场的美国，战争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日本的情况似乎总被人们认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而已。然而，战后欧美国家饱受的战争因素影响却逐渐消失。
　　那么，为什么只有日本的最上层人口所占收入份额没有从战争时期的打击下立刻恢复过来呢？我们必须彻底追究一下其原因之所在。
　　实际上，在日本进行彻底的甚至是破坏反弹基础的社会改革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当然，正如主张“1940年体制(在日中战争处于僵持状态、与美国进行决战提到战事日程阶段，为如何应对总体战而考虑制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系统)论”的早稻田大学财政金融研究所顾问野口悠纪雄先生指出的那样，战时管制并不是一时的现象，战后也依然维持着这一模式。不过，改革确实对日本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森口千晶教授和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教授也认同这一点，日本没有发生收入结构反弹现象的理由可以归结为驻日盟军占领时期实行的民主改革及其随后实行的制度演变等。
　　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和临时财产税等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为日本国民带来大量的土地、股票和家庭财产的再分配成果，消除了财富集中现象，使资本盈利长此以往地得以平准化。另外，皮凯蒂也进一步指出，战争时期征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以及遗产税因此实现制度化，使财富集中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大放异彩的是日本高速经济发展时期的“日本式企业组织系统”。系列企业和主力银行取代个人资本家相互持有彼此的股份，战前常见的资本家经营者或者专业雇用经营者都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一扫而光。他们的位置被那些从企业内部晋升上来、被戏称为“三等高管”的职业经营者取而代之，与战前相比，股票红利、高管报酬都大大地降低了。
　　由于终身雇用制成为前提条件，所以企业对体力劳动者也不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白领雇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工会组织原有的隔墙越来越低，逐步形成了一个从公司员工中提拔录用高管等“经营者/雇员共同体”系统。因此，可以说,这种日本企业组织系统的目标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底层人口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它就会成为日本经济自高速发展时期到稳定增长时期“平稳发展”的原动力。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创建完善的企业组织系统，既重视个人卓越才能的发挥，更重视企业团队精神，能够引导众多职员焕发劳动热情的组织系统由此定型并被普及。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赛上表现超凡的黑田之所以回到广岛，也是由于深受团队魅力感召的缘故。在企业组织系统当中，经常奖励技术革新活动，提高底层人口生活水平，降低最上层人口收入被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所以它能够不断地把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力充分调动起来。
　　三、日本的贫困问题与“发展”保持不即不离
　　在其后的日本社会，超富裕阶层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开始转为上升趋势，到2008年创下战后最高水平的峰值记录。尽管如此也仅仅占2.6%，而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所占份额快速增加，至2012年高达8.8%，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同年，日本超富裕阶层人口的平均收入大约是5500万日元，美国是3.8亿日元，大约是日本的7倍。次贷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最上层人口的收入增长势头有所降低。我们仅从这些数据来看，仿佛就能看到企业一直维持着“经营者/雇员共同体”的状态。毋庸置疑，当这种日本式企业组织系统处于赶超发达国家阶段时总会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此外，在那个时代，只要进行改良改善型的技术革新就足够了，最终日本经济也因此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
　　然而，如今已经切换到“创新和信息化时代”。即便在日本企业里，创立独一无二的新理念也不得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令人一直深感疑问的是，日本的社会现状果真具备能够产生异质性设想的组织条件吗？
　　在“智能制造和信息化时代”，还有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如果日本公司不能像美国的明星制系统那样，对于成绩突出的个人给予丰厚的报酬，以及其他引人入胜的充分条件，那么日本的劳动市场是否会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放任人才自由流失国外呢？
　　总之，从美国回到广岛东洋鲤鱼球队的黑田或者重返东京大学经济系岩井克人教授等人的情况都属于例外，而优秀的人才难道不是都向往皮凯蒂形容的“具有令人羡慕不已的自由度”那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队以及大学和研究所吗？人才的流失会让日本社会直接失去活力。
　　但是，我们发现，比这种忧虑更加令人担心的是前面提到的阿部等人的主张。他们认为，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其中重要的好像并不是被皮凯蒂归类的“糟糕到粗陋不堪的图表”的50%下层阶级人口，尤其是在10%—20%底层人口之间发生的问题吧？总之，如若论及日本，我们单凭数据是不能掌握2000万奖金却无需纳税的人的实际收入情况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等因素，我们看到下位收入阶层人口规模在扩大，但是要想获得这种数据库，只能通过家庭经济基础调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即使以此为基础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能清楚地表明近年来日本显著的不平等状况。这个数据比任何语言都能雄辩地说明前面所看到的图1中基尼系数上升的实际情况。
　　还有一点，造成基尼系数上升的原因即使含有老年人家庭户数扩大的成分，我们也能看到家庭经济基础调查所表示的曲线图硬把年轻人拉到非正规雇用类型之中，事实上如今每月依靠不到10.2万日元生活的贫困者在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竟然超过2000万人。可以说。贫困正在吞噬着日本访谈“2000万人的贫困”，发表在2015年3月23日《日经商务》周刊。
　　日本的贫困问题并不是老年人的问题，而是年轻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日本的社会问题。贫困使得年轻人向非婚模块漂移，而这种现象正在推动少子化快速扩大。正规·非正规就业问题对于女性参加劳动的比率、性别差距等都会给予重大影响。它不仅表明日本型“1.0赚钱模式”原有的功能缺陷，而且也凸显出“2.0赚钱模式”存在的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应该被作为“病理”的病例就是“黑色企业”。
　　日本的不平等问题正在背离当初单纯追求“发展与差距”之间最佳平衡关系的原则精神。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在探讨日本社会为何产生贫困的同时，努力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新的系统模式。
　　日本与瑞典或者丹麦等北欧各国不同，当它从一个极端不平等社会向平等社会蜕变的过程中，竟然同步成就了经济高度发展的梦想。如何灵活运用这一宝贵经验？能否创立新型系统模式？可以说，如今日本的复活能力正在经受考验。在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连皮凯蒂都未曾想到过的、独具日本特色的模式，展现日本社会从战前向战后过渡的轨迹。
　　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上流社会掌握大部分消费
　　一、皇族和贵族掌握大部分消费
　　虽然经过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统治，但是这场革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创建一个避免成为欧美殖民地的国家，它并不是一场市民革命。当时明治政府效仿西欧基督教国家，拥戴信奉神道教的天皇为国家君主，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体制也不过是从江户时代的身份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官吏、农民、工匠、商人等四民)”过渡到以朝廷为顶点的皇族、华族(日本贵族阶层)、士族(大致指旧藩制下的武士阶层)、平民等新的身份等级制度而已。
　　尽管如此，在明治和大正年代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有以下三点。
　　（1）向资本家(工商业者、地主)组成的财阀系列大企业进行资本投入。
　　（2）从企业向大股东通过高配额红利实现利润还原并向董事支付高额报酬。
　　（3）来自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再投资。
　　战前，日本社会存在“有闲阶级”，即纯粹的消费阶层。这些人主要包括华族、产业贵族和不在本乡的大地主等阶层。1899年，美国经济学者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Veblen)出版了《有闲阶级论》，他在著作中指出，正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封建时代的日本那样，有闲阶级制度发展到鼎盛期的标志就是“野蛮时代”的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具体表现。
　　这是因为，真正的有闲阶级除了应具备识别眼力以外，还需要拥有能够鉴别那些从贵重品到劣等品在内的消费品及其品质微妙细节的资质。可以说培养有闲阶级的生活礼法是建立在适合凸显闲暇或凸显消费这种规范细节之上的艺术。
　　由于有闲阶级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所以我们总是质疑他们按照“高级”、“高贵”的标准鉴别“物有所值”的眼力，更甚于他们从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人类愿望或知识和日常生活等方面获得的快乐以及爱好。
　　在这部著作中，托斯丹·范伯伦攻击“镀金”的金融资本家所拥护的企业理论和价值体系，他在论述时指出，虽然拥有财富是一种能够带来名誉的行为，但是“那种行为却是让他人产生嫉妒心理的比较模式”
　　托斯丹·邦德·范伯伦(ThorsteinBundeVeblen)：《有闲阶级论》(高哲男译)，筑摩书房1998年版。
　　例如，大正年代曾到法国留学的皇族、朝香宫鸠彦亲王和允子王妃在东京的旧居，尽管现在已变成为东京庭院美术馆，但是那里依然保留着当时的生活情景。
　　朝香宫是那位从风云激变的幕府末期至明治维新时代幸存下来的久迩宫朝彦亲王第八子鸠彦王于1906年创建的王府，他的王妃是明治天皇的皇女。鸠彦王在陆军大学服役期间，自1922年起为了研究军事单身赴法国留学，不幸遭遇交通事故。于是，允子公主以照料病人的名义赶到巴黎与他相聚，所以夫妻一起长期侨居在法国，直至1925年归国。
　　三井长房长孙家系第十代掌门人三井八郎右衛門高栋陪同夫人苞子和长女庆子，是与三井财阀的统帅团琢磨等人一起出国旅行的，其中一站就是于1910年访问了巴黎。在苞子的日记中也有“巴黎喜欢时装比较”的记载，她还在日记中写了许多巴黎人在穿着打扮方面的印象记，同时日记也记录了苞子和庆子急不可待地去当地裁缝店定制新礼裙的小插曲。无独有偶，日本的允子王妃刚到巴黎就立刻购买了礼裙以及小件配饰品等15件用品，才算备齐了自己在巴黎符合身份的服饰用品。总共花费24800法郎，按日元兑换率相当于3435日元。这个数额是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第1年工资水平的4年总和青木淳子著：《巴黎的皇族摩登主义》角川(KADOKAWA)出版公司2015年版。
　　待到服饰用品等一应装束都准备停当，王妃就开始出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巴黎街区去，或者愉快地观看戏剧表演，或者在百货店自己选购帽子或鞋子等物品。当时的法国正处于装饰艺术(ArtDeco)的鼎盛时期，朝香宫夫妻对那种讲究形式美的艺术醉心不已，于是就委托法国艺术家亨利·拉潘(HenriRapin)为自己的王府设计主要房间的室内装潢等，积极采用装饰艺术的精华。现在这座王府就是东京都庭院美术馆的前身。该王府建成于193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被没收，曾经被当作吉田茂外相、首相兼外相期间的临时官邸。
　　战后，尽管皇族人数被减少到很小的范围内，但是当秋筱宫家的佳子公主20岁首次正式参加公务活动之际，她头上戴的皇冠与项链、手链等5件装饰品的价值却高达2793万日元。按照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年工资标准来看，这个数值相当于其7年工资收入的总和。不过，如今皇冠头饰是皇族参加正式公务活动的必用品，属于国家财产。
　　在此，笔者再举一位明治时期出身于较低门第、后来飞黄腾达的代表性人物，即号称与伊藤博文相媲美的山县有朋，并看看他的生活状况。山县有朋，不仅作为军人荣膺元帅，同时作为政治家还出任过首相，而且跻身贵族阶层，成为爵位最高的公爵。
　　现在，“椿山荘”和“四季酒店”等设施所占用的约2万坪(1坪=3.3平方米)的土地就是当年山县有朋在东京的住宅。山县有朋对日本庭园情有独钟，并倾注极大热情精心修建，他在京都的别墅无鄰菴、小田原的别墅古稀庵等都是著名的庭园。
　　以“椿山”这一地名命名的“椿山荘”属于林泉回游式庭园，园中景物豪华流丽，是日本园林界的佼佼者。其造园地位于视野绝佳的山丘之上，南边越过牛入街道即可看见皇宫的森林，西边可远眺富士山，北边遥望筑波山，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房总半岛景观，山县有朋亲自操办和指挥相关的修建事宜。他因地制宜，巧妙地利用变化丰富的起伏地形，最终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座让普通造园师们意想不到的、眺望视野广阔浩荡的名园。
　　我们只要数一下维护庭园的园林工、辅助主人举办活动的管家等人数，就可推算出其每年的维持管理费用肯定要超过1亿日元以上，从中能够想象到他的生活何其奢华排场吧。另外，据说当时以明治天皇为首政界、财界和官方行政的首脑人物频繁登门造访，召开重要会议，其如日中天的权势也可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