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这两个字 1921年，当小洛克菲勒登上“亚洲快线”轮船时，《纽约时报》说“ 他去了中国”。同行的还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校长韦尔奇，他在六年前就造访过中国，为了一个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
这一行人登上“亚洲快线”后，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在小洛克菲勒的六只行李箱中，有一大箱全是书，其中一本是描写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韦尔奇则在轮船上被邀请做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的医学教育》。乘客们被他的热情打动，特别是讲到现代科学的价值、西方医学如何助力中国文明、又如何适应中国需要而改良。但这些问题对已为“北京协和医院”准备了七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再熟悉不过。
他们乘了一个多月的轮船，到达中国。站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饭店阳台上，他们往东北望去，在王府井和东单之问，有一组中国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瓦，汉白玉围栏，画栋雕梁。那片在清朝豫王府旧址之上、琉璃瓦之下的世界，就是即将创建的协和医学王国，老百姓传闻中的“油王府” 。
协和的“志在世界一流”，并非今天大学运动中的空洞口号。她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知道协和。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十年之路。除了惊人的拨款数字，就是它在发展中不断锁定的中心主题：为全人类的健康。而耸立在这个主题两旁，是两大伟绩：一个在美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另一个则在中国，是 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40年代，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创办农学院时提出的目标是：“清华农学院应当办成中国农学界的PuMc。”1951年，新政府接管协和时指示：“协和医院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望，我们一定要把她办好，办不好影响不好。” 协和的成长，充满了医学和医学之外的传奇故事。
这所学校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校，有了中国真正的护士学校；这里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解剖学教授，根据周口店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两年后在周口店挖出的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轰动了全世界；一位n1浦爱德的美国女人，来协和医院创建了“社会服务部”，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社会链接，赋予医学以温情，许多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来此求职；一位叫兰安生的美国教授来到协和，给学生们讲“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
他和中国人喝酒交朋友，带着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关注更多百姓的健康。日后他的一位学生受到感召，毕业后去了农村，在定县创造了中国“赤脚医生”的雏形。
这所学校的办学，也成了独特的“协和现象”。曾经的巨大投入，在实施“淘汰制”、“宽进严出”之后，只有极少数的产出。而这每年平均十六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后来却成就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在校园里和医院里，它曾拥有一批医学大家，教学严格并带有强烈的启发式，鼓励学生“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在协和式的气氛中“熏” 着成长，内心的热忱被激发，体悟着怎样成为一位好医生。
在今天的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俄式大楼、现代大厦交杂在一起。一块标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牌，提醒着时问的力量。在今天，这群建筑代表着：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对后两者，经九十年的积淀，人们概括为两个字：“协和 ”。
准确地说，“协和”这两个字暗示的是：曾经对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医学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但她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超越了医学学科和医生职业。在民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赋予了 “协和”许多延伸内容，这两个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病人说：“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协和看病，是到了头。无论如何我们心甘了。” 到了新世纪，有报道题为《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2O07年的一则“ 协和打假”新闻，告诉人们一个简单事实：全国那五十多家盗用“协和” 名号的机构，其实在老百姓脑中偷换不了“协和”这两个字所蕴含的医事概念。
九十年后已是别样的时代。协和仍然矗立在沸腾生活中，呼吸着有些浑浊的现代空气。它锻造出来的第一代名医，多已不在世上，但名字恒久流传，成为不可复制的神话。西医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医疗再次成为中国的尴尬问题。今天的协和，更像一个警世者，提醒着人们什么是更纯粹的医学意义，什么是以实现这纯粹意义为目标的医学生活。虽然有人感叹，在数次中断、演化之后，协和已失去了一些内涵，但仍然是一清早门诊号就挂没了，仍然有一些协和人，拒绝平庸，保留着精英的自律，选择对病人最实惠的方案，仍然尽己可能维护着医患交流的正面形象。
在今天谈协和，不只是为了在曾经的功绩传奇中获得一种因怀旧而生的安慰，也希望通过解读九十年的协和医事，为眼前的医疗困境找到一些标准和答案：什么是卓越的医学院和优秀的医学教育?好医生是怎么产生的 ?什么是为医之道和为医的幸福感?病人在医生眼中是什么位置?医学如何去关心广大民众?这也许就是我和读者所共同关心的。
如果我们问，在九十年之后，“协和”这两个字，对中国老百姓、对医学生、对医生的吸引力，究竟来自哪里?也许是因为人们怀着这样一种不灭的期待：这个世界仍存医学温情，医学以己之力解除病痛。而协和曾以自己独特的医学方式，向人们展现了这种可能。
我的协和情结与“泛意义协和\" 十六年前，我在高考志愿表里擦去了“北京大学”，写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用的是一支六块钱的灌了碳素墨水的钢笔。尖锐的笔头，甚至在志愿表上划了个洞。
现在想来，这次修改志愿，是协和的民间影响力的结果。当时，我对这个学校仅有的印象，就是中学里为即将报考大学的高三学生张贴的大学宣传画。它们的样子如出一辙，如果不是好友的提醒，我的目光甚至会掠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那张设计得一样平庸的招生广告。但好友跟我说起了一部讲述林巧稚的纪录片。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一个西医领域的人名，第一次听说协和。林巧稚是老协和毕业的妇产科医生，习于协和，作于协和，卒于协和。基督徒，终身未婚，却被尊为百万婴儿的母亲。我被朋友的描述触动了，确切地说，是被她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中包含的内省、专注、慈悲感动了。
因为一部纪录片与一位医生的名字，我决定考协和，把未来交给一个从未设想过的医学领域。否则，我奔向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专业，另外的成长路途。这个曾经被称为“东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学校，校园局促得连个像样的篮球场都没有，却有着长灯不灭的通宵教室和呼吸中有古老灰尘的图书馆。迂回的地下走廊，使得我们可以自如地在教室和医院之间往来，而不需露出地面、接受阳光，到处可见置身在金街、银街的世俗热闹气氛之中那一张张苍白的“协和脸”。那时，学校门前的东方新天地，还不是十几栋连成一体的高楼，它是一片灰尘满天飞、噪音不断的工地。
在这里，我和我的同学们完成了入学时曾觉得无法坚持的八年，也是堪称艰辛和折磨的八年。
我们的毕业典礼，像前辈一样，是在被列为文物古迹的协和礼堂举行。这一回，没有传说中的“淘汰制”，也没有民间传说中的“世界承认” 的医学文凭。在收下写满中国字的毕业证书的同时，我的一些同学们已收拾好行囊，准备去美国，读一个“世界承认”的文凭，去医，去教，或者去研。一些留在了那个琉璃瓦覆盖下的医院。我则离开了医生这个行业。
十年前的夏天，有两位朋友同时接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位是我的师姐，一位是我的中学同学。在即将毕业的夏天，他们的眼里闪耀着憧憬的光芒。这所位于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叫“巴尔的摩 ”城市的学校，为何吸引了许多这样的医学热血青年?师姐告诉我，协和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很像，甚至建筑都差不多。三年后，我驾车穿过“巴尔的摩”，经过城中心一栋栋看起来破旧的公寓，有的窗户玻璃已残缺不全，传说中这里时有事故发生。突然眼前就出现了古城堡一样的建筑，自成体系的王国，年代古老，这就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我认识的两位优秀青年，正在其中的某栋楼的实验室里埋首青春，体验某种接近科学的神圣。
而在我的英文简历里，仍然有时常被不同国籍人问起的毕业学校，那个曾经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叫做“东方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医学院。
这时，我还会与“协和”相遇。但除了知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林巧稚、张孝骞、豫王府、八年制……这几个词之外，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即使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时光，其实我对协和历史知之甚少。可能我们唯一阅读过的协和历史就是林巧稚的传记，那是第一年在信阳陆军学院军训时，学校派入去看我们，带给我们的礼物。即便那本书，也未能深入地掀起我们思考的帷幕。对于历史的回望，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缺失。
协和的诞生及迄今九十年的生存，如同一位参与协和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所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如果不是去写这本《协和医事》，我可能再也不会去阅读如此多的与协和有关的文字，它们包括：协和的编年史、夹杂着每个时代色彩的各种论述文章、中国西医的医学教育发展、美国人写的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关系的论文、美国那一场上世纪初的著名医学改革、关于协和名医的各种传记和自传、欧美医学教育史……其间，有三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是在读到林巧稚和张孝骞的经历、聂毓禅回忆协和护校的迁徙时。文字已不重要，我的思考和他们的内心似乎融为一体。那是十七岁的我用碳素钢笔修改志愿时，曾经渴望接近的内省、专注和慈悲。在深夜灯光下的眼泪里，想起来难免遗憾。
在探寻、回望历史的路途上，我终于明白了在心底深埋的协和情结，它的起源在哪里，去向哪里。在那里，我曾经渴望被激发起内心的热忱，希望那热忱最终自律而专注地汇成一股创造力，点火升天，悬壶济世。可是，如同有人描述的，“在90年代的中国，大学是一个愚蠢自在地消磨时光的地方，或是一个背烂英语单词或者学会其他实用技能的地方。”我在 90年代的协和读书时，八十五分是每个人的生死线，不少人半带将就地选择了成为医生。我在毕业时，面对不理想的现实，掩面而逃。可是直到今日，“协和情结”仍深埋在心底。它就像读到林巧稚、张孝骞、聂毓禅时我涌出的眼泪，是我对内省、专注、慈悲的向往，对医学实质的仰望，对有气氛和有传承的大学精神的期待。
可以表达这种大学精神的，在今日世界里越来越少，协和仍是一个。
对于那些没有在其中学习和工作的人来说，协和的吸引力，也许可以从我这个曾身在其中的人的情结、从这本书的剖析里，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
在写这本书时，有两部伟大的作品一直在影响着我，用不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时间。一部是V.S.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一部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在到达一定年龄后，人对时间和内心这两样东西的注意开始增多，对历史的兴趣也开始超过其他。也许有一个比揭开我的“协和情结”更美妙、深远的愿望促使我回望、解析协和历史：展现一所曾经伟大的医学院如何在精细策划中诞生，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卓越，又如何在命运的漩涡中破碎、重整、坚持至今，西医如何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医学教育如何达到它期望的巅峰，大学精神在医学院里如何体现，曾经达到的为医的至高境界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个图画，在变成眼前景象之前它经历了哪些流转……这就是“ 泛意义的协和”，比简单的协和历史，对今日有着更深远、更温暖的意义。
讲述协和的意义，也许比讲述协和历史本身显得更加重要。这本《协和医事》可以看做是我上一本《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的延续。
它希望讨论和关注的，其实更多的是“泛意义的协和”。在梳理九十年协和的脉络之时，一些当今医疗存在的问题，对照过去也许就有了答案和启迪。这也许是读协和医事，可以给生活在今天的为医者和虽不为医但需看病者的更多效用。
感谢董炳琨、张之南、胡天圣、吴宁、方圻、鲁重美、袁钟、尹佳、倪超、曾学军这些老、新协和人提供的部分资料和口述史实，他们心底、言语中对协和的热爱一次又一次地打动了我。感谢朋友师永刚、陈彤、冯金红的帮助、鼓励和灵感。感谢汪家明老师的编辑和指导。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让人们在协和九十周年时，了解这部众人成就的激动人心的伟大故事，获得解决今日医疗困境的启迪。如果那些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在其中感受到一种纯净而顽强的力量，能够为找回一些标准和智慧而思考，那么这整整一年辛苦的灯下劳作，就算最大地实现了它的价值。文字在触动读者神经的那一刻，也最终展现了它的存在意义。
站在20世纪的起点，美国正在进行一场足以拯救它的医学教育的革命 。而中国的一位医学博士孙中山，则在酝酿着新的革命。另外一位去日本 留学的中国学生，决意学医，试图以“新医学”来疗救病苦并促进中国人 对维新的信仰。但他在仙台学医的第二年，“正值俄日战争，偶尔在电影 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 艺。”于是化名鲁迅，用笔作为一把手术刀，试图切开中国人麻木的灵魂 。相比之下，这时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想法，则显得更加科学 和实用。 在洛克菲勒之前，一批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试图用一种宗教的方 式接近巾国人的内心，而洛克菲勒在美国日渐浓厚的科学气氛的影响下， 开始了在中国的新医学征途。
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多年， 他参加过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和管理。1951年，他写了《洛克菲勒基金 会故事》一书，其中有一章叫“中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说的就是协 和。其中写道：“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兴趣点，除了美国 以外，它在中国的花费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多年之后，他把这所叫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校描述为一个故事 、一个理想：“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 约翰·洛克菲勒（J0hn D.R0ckefeller）在19世纪末期发迹，在20世纪 初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除了是“石油大王”之外，他还是一名基督徒。
在发迹后，身边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建议他将精力转至慈善，成立慈善基 金会。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总收入未减少，还能赢得乐善好施的社会 形象。老洛克菲勒在六十岁时这么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宗教任务：公平 诚实地去赚你能赚到的钱，尽可能地攒住钱，然后尽可能地给出去。” 在他儿子小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给父亲的一封信中， 也说：“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上，专门用来接济贫困的大众，改 进教育，发展科学及传播宗教，我以为可取。” 大手笔起自1901年。那一年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共有 十一座大楼，颇为壮观。从这家医学研究所里，先后走出了十二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后来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William H.Welctl），曾在这里任职。1909年，洛克菲勒又出资防治黄热病和钩虫病 。后来任教协和的第一位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 B.Grant），毕业后最 早参加的就是这场美国钩虫病防治运动。
所有的钱，必须是以“大规模的整体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给出去” ，“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过于广泛的范围进行慈善活动”， 洛克菲勒父子曾这么阐述他们的慈善之道。钱要用在“关键拐点”。而什 么是关键拐点呢?在他们看来，必须是：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 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 革的能量。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以便他人能复制， 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
当1910年轰动美国医学界的“弗莱克斯纳（Eqexner）调查报告”说到， 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一百五十五所医学院校中只有六所好学校时，洛克菲勒 基金会看到了“关键拐点”。自此，他们动用大笔金钱，投入极人的精力 ，致力于建立新的医学、护理、公共卫生学院，提高那些已存在的学校的 水平。 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 会花费了近八千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 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至那时，用于协和共计 一千万美元，比用于约翰斯·霍普金斯的七百万美元还多得多。据1956年 统计，实际上，加上后来的投入，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总计投入 四千八百万美元。
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就是建议洛克菲勒把财富用来转 做慈善的那个顾问。他一直对中国怀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这里实施一项 计划。他最初向洛克菲勒提出的建议是——在中国建一所大学。在那时的 西方人眼中，中国贫穷、落后、文盲很多，是“异教徒”之国，是疾疫流 行的“东亚病夫”之国。
洛克菲勒在正式行动之前，总是先作精细调查。为在中国建一所大学 ，他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分别是1909年、1914年、1915年。 1909年派出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团员中包括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医生。他 们突出提到中国在医学教育方面的迫切需要，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 学的教育机构。洛克菲勒初步认为在中国的计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 业。 1911年在美国成功进行的钩虫病防治，加上著名的Flexner于艮告的问 世，使得洛克菲勒更加关注医学、卫生、医学教育。
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次会议上，董事会在《远东的教育 及其他需求》的报告中说，“必须对远东的教育采取行动，包括医学教育 和建立好医院。”两个月后，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的 项目首选医学，投资中国的医学教育，“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 的、有效的医学系统”，并派考察团去中国进行更详尽的考察。洛克菲勒 在会上说：“基金会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世界都是 它的试验场……它准备在起步时陧慢发展，希望在不同的可行领域，先收 集所有能收集的信息，以便日后真决定去做时，明白可能面对的问题，并 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议下行动……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已经好几年了。 ”敏锐的“石油大王”看到了“巾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 前绝后”。
1914年派往中国的考察团，考察范围锁定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团中 有哈佛医学院内科教授、芝加哥大学校长、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这位美国 驻汉口总领事，名叫顾临（Roger S.Greene），他此后的二十年时间都贡献 给了洛氏驻华医社与协和。
考察团用四个月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医学校和八十八家医 院，最后总结成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西 方人写成的中国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中国的医学》共十个章节，包括 ：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学和手术、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医 学教育标准、用中文还是英文教学、解剖和尸检、中国政府对西方医学的 态度、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相关建议及预算。
在报告中描述的中国医学教育水平很低。所有医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 学设备都很差，学生的预科教育不足，用中文教学有很大局限。即使是当 时的教会医学校，也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办，外国教员的专业知识跟不上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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