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记录了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十多年的乡村规划与建设经验。从北京延庆的地球村到湖北五山县堰河村，从成都绵竹市遵道镇的灾后重建到湖北枝江问安镇的整镇推进新农村建设，从北京延庆县的“都市新村”到山东费县方城镇的“田园方城”，在实践细节和理论阐述中展示了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的新农村建设理念。

作者熟知国家政策，深入乡村生活，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实践，不仅是一个乡村实践者，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推动者，还是生态文明的传播者。　　本书解剖了乡村社会，特别是对城乡文明的差异性有深刻的见解。　　本书跨越了三农问题的本身，是从三农以外的角度来阐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内容涉及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乡村规划、生态学、建筑学、美学等领域。

　　孙君，1961年生于中国安徽。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职业画家。曾经当过兵，当过工人，做过老师、校长。1999-2000年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做志愿者，开始其乡村建设之路。2003年创立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他用艺术家的心态与农民对话，与大地和自然对话，与村民一起画出了一幅幅鲜活的乡村行为艺术作品。
 2006年获“中国最具有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提名，2008年获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称号，2010年获“2009年中国绿色年度人物”称号。

第一章 乡村建设之道 农道 绿十字的乡村建设理论 农民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方法 三种中国乡村建设者 慢行——建言“新农村建设”第二章 理解“三农”提取真经 解读农村走近农民 城市是放大了的乡村 水煮襄阳与新农村建设 三农时代与春秋战国第三章 “五山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在实践中提升“五山模式” 五山镇堰河村内部关系剖析 2010—2013年的五山发展定位 在动态中寻找机遇的“五山模式”第四章 非政府组织（NGO）与新农村建设 NGO的出路与公民社会的成长 NGO与政府的融合 灾后重建漂亮转身第五章 未来城乡生态与文明 风水中国时来运转 田园方城的建设 改变中国的微生物时代 后新农村时代致谢北京绿十字乡村建设路径

　　NGO的出路与公民社会的成长　　　　
　　写在前面的话：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公益远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氛围，NGO群体全凭着理想和责任在做事。像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影响较大的NGO，它们的领导人有着很好的社会背景，不靠这个职业谋生。但如果公益事业完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极其不可行，因为像这样的人太少，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要长期做，怎么生存？公益是国民义务，中国NGO的出路和公益事业的推进，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　
　　一　　
　　我做乡村工作至今已11年。在此之前，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经常参加各种论坛和会议。在这些场合，大家都在谈问题，但是渐渐地我觉得这样意义不大，因为对于基层来说，它们最迫切需要的是解决问题。那时中国的NGO刚刚起步，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人找到我，想让我帮他们画一些环保宣传画，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接触这个领域。1999年，我走进北京延庆县碓臼石村，开始参与”地球村”项目。　　
　　1．碓臼石村试点的失败与反思
　　11年来我做乡村工作的经历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从1999年到2002年做”地球村”项目，当时我是碓臼石村基地的负责人。这一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再来看碓臼石村，我认为当时的项目就不成功。我作为项目负责人，那就是我做的不成功，今天，很多NGO实际上还在重复着这条路。说它不成功，就是说NGO在的时候，项目做得很成功，一切井井有序，但当NGO走了以后，乡村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在碓臼石村的那几年，该村的人均年收入从1600元增长到了3000-5000元，村里的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化都做得很好，当时在国内影响也很大。而2002年我们离开以后，这种模式就不存在了。人们仍然在说它辉煌的那一段，却没人关注它很快又回到了起点。
　　对于这个反复，我感到很痛苦，因为当初的那几年中，那里的农民是跟着我们一步一步、非常艰辛地走过来的，最终却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我反思了很久，总结了失败的几点原因：第一，我们做项目的过程中没有传授一套”可持续的”方法给村干部和农民；第二，对农民素质的培养做得不够，没有把他们的理念和习惯从根本上改变过来；第三，我们一直在按城里人的思路，本着”地球村”项目要完成的目标来做事，实际上我们是主体，农民是在围绕我们做事，为我们服务，所以当我们走了，主体也就不存在了。　　
　　2．”五山模式”的摸索与形成
　　出于对碓臼石村试点的遗憾，我想，有没有可能再找个点试验？我的第二步，把点选在了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的堰河村。做五山项目时，我非常清晰地知道谁是主体了--村干部和村民才是主体。而在农村做事，其实只要把”家长”（村干部）的工作做通了，村民基本都听”家长”的。我打过一个比方：对于农民来说，村干部就是”亲妈”。如果我们去了以后把村干部晾在一边，让县和镇的干部来管他们，就等于是把他们的”亲妈”赶走了，给找了个”后妈”，那肯定不行。所以主体明确之后，我们就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我们要做的，主要的是制定一种发展思路。在想办法让这种思路落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辅助村干部来完成工作。所以，做五山项目时我们充分尊重村干部的意见，所有事情都是由村委会先提出想法，我们再建议他们对某些不合适的进行调整，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另外，在做”地球村”项目的时候，由于我们来自城市，所以是按照城市的理念来推动。到五山之后，通过对那次不成功的原因的反思、剖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定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为此我们开始琢磨，什么叫”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农村和城市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等等。边试验边总结，在堰河村一步一步往下做，就逐渐形成了”五山模式”。
　　刚到堰河村，村干部就跟我们讲：我们这个村多少年都是”望山山秃头，望水水断流，望人人发愁”，收入主要靠茶叶，但茶叶也不好卖，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说，你们要想把茶叶卖好，就一定要做一件跟茶叶没关系的事情--我们与村民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先搞好垃圾分类，先做”没有钱”的事，把村里的环境卫生弄干净。茶叶与环境、茶叶与文明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当时的堰河村到处污水横流，简直没地方下脚，有的人家垃圾堆在门口，人都快跨不出门了，树也被砍得一塌糊涂。村干部很怀疑，说：”卫生搞好了茶叶就能卖出去，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让他把村里的人家排一排序，干净的排十户，贫穷的排十户，看看发现什么问题。结果一看，干净的人家经济情况都不错，而贫穷的人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脏”。我说，道理是一样的，你们村变干净了，就能跨入富裕的行列，第一年把垃圾问题解决了，第二年肯定就会有人来你们村庄吃、玩、买茶叶，因为别的村都脏，只有你们这里最干净，所以别人就愿意来。做垃圾分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大家都形成一个共识--咱们村跟别的村不一样，家家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忙，这种感觉在无形中就会让村民形成一种凝聚力。他们觉得我讲得有点道理，说那就试试看吧，垃圾分类很快就做了起来。
　　当然，刚开始村民很不习惯，但六七年下来已经做得非常好，不分反而不习惯了。每家门前两个桶，干垃圾、湿垃圾分别放在不同的桶里；可燃烧的垃圾如厕所用纸自己烧掉，因为这部分很少；干垃圾送到垃圾池里，按纸、布、塑料等等分好，过一段时间就有人买走；湿垃圾还田，或者喂鸡、喂猪。这样村里就没有垃圾了。现在，堰河村刚会走路的小孩拿着垃圾就知道往哪个桶里放。选村干部的时候，村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必须坚持做垃圾分类才选他。村里的妇女经常对不卫生的人说:你怎么和城里人一样，垃圾到处乱丢?
　　由于树砍光了，山洪暴发把路、桥都冲毁了，所以修路修桥的事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但那时正是”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村里没钱。村支书问我，没钱怎么做？我说可以做。城市是一个用货币交往的社会，而农村是货币、人情、实物三种东西结合在一起交往的社会。正因为这样，在农村要完成一件事，它的成本运作三条线都走得通。农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什么都讲公平。没钱，那就集资，家家都出钱、出劳动力，这样不就公平了？中央有文件，规定农民出义务工一年不能超过十个，我就跟镇委书记讲：农民搞自家门前的卫生，不准他出工，中央又不给拨钱，根本没道理嘛！镇委书记觉得说得有理。于是由政府出水泥和黄沙，村民自己出钱、出义务工，开始整治村庄环境、修路修桥。2003年到2006年，堰河村每户村民出了260多个义务工，算起来得多少钱！在那三年里，政府基本没拨钱，完全是靠村民自己把事情干成了。
　　村里一直没地方开会，所以村民想建一个大会堂。我跟他们说，一年不就开几次会嘛，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建一个房子呢？于是村干部就在村里的一片树林中做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举动，他们每家到河里摸一块石头来，往树林里摆成一排排，以后要开会就挑不下雨的时候来这里开，这里就叫”村人民大会堂”。会堂”建”好以后，中央领导和湖北省委书记来视察，也在这里开会。大家都知道堰河村有一个真正的”人民大会堂”，就是每一块石头代表一户人家，开会时大家就坐在石头上。
　　很多人问我，你在五山做的工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我自己认为是改良土壤和建筑梦想。因为土壤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破坏了，农民的生活也就毁了。堰河村从2003年开始，茶园就不用农药化肥，是中国较早进入了有机农业的村庄。我曾经说过，堰河村要做到什么程度，茶叶就能卖出大价钱呢？要蝴蝶、蜻蜓随处可见，清晨能听见各种鸟叫，夏天的晚上有蛙鸣、有萤火虫在人身边飞舞，这是城市人的梦想。这种情景在2007年就已经完全实现了。现在的堰河村充满了田园农村的意境，电影《茶色生香》就是在那里拍的。我们去的第一年（2003年），他们的茶叶是三五十块钱一斤，第二年就卖到了1200元，现在是1980元，最贵的3000多元，还很难买到。
　　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光给予还不行，一定要对他们有要求。堰河村建立村规民约时，对村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他得、什么不该他得，我们都跟他们讲清楚，并要求他们遵守。各地农民上访的情况比较严重，但堰河村从2003年到现在，几乎没有上访的，连打架的都没有。正义感扶持起来了，邪恶的东西自然就下去了。
　　总体上说，五山项目的第一阶段（2003～2006年）是做生态环境整治，先生活，后生产；第二阶段（2006～2009年）是把茶叶做出品牌，边生活，边生产；第三阶段（2009年后）做旅游，先生产，后生活。可以说这是把常态的发展模式颠倒过来了。当我们把生态做好之后再回过头来做工业，这时候的工业是现代化的、高科技的，少了很多污染。现在很多做茶叶研究、加工、销售的都到五山来了，台湾的一个太阳能公司把全村的路灯都换成了太阳能灯。堰河村生态环境的建设、生产方式的改善、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渐渐形成了”五山模式”。
　　五山项目在2009年算是结束了，但当地政府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那里已经换了三任镇党委书记，两任县委书记，两任市委书记，到现在依然和绿十字保持着很紧密的合作关系。”五山模式”目前来讲是成功的，但是它下一步的问题在于，”五山模式”主要还停留在堰河村的概念上，对周围村庄的影响不是很大，没有推广到一个镇。这和我们当初的定位有关：制定目标时只定了堰河村的小目标，而没有定五山镇的大目标，所以镇的建设落后于村。
　　3．问安镇的新起点
　　带着这个遗憾，2009年底我们又开始去做枝江市问安镇项目。
　　回顾绿十字从1999到2009的10年，我们都是在村和组中进行乡村实践。在农村工作时间长了，我们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方法，于是就想做一个比”五山模式”更大、更系统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因为做项目，我们最关注的是它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光试点成功了还不行，如果不能复制，不能成为经验，价值就不大。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步--问安镇项目。
　　问安镇的项目需要从生态系统、村民自治、文化教育、建筑艺术、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着手，是NGO与政府的一次全方位的合作。新农村建设的试点镇如何做？我一直在考虑到村与乡镇的区别。一个村大概是1000～5000人，而问安镇有4.6万人，23个村。过去我们面对一个个村，只要了解农民，教给村干部基本做法就可以了，而现在面对乡镇这样一个大得多的”系统”，该怎么办？过去做五山项目，是以堰河村的小目标为主体，而现在做问安镇项目，首先得定好全镇的大目标，然后再分解成小目标--这两种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绿十字做村的试点只需要几个人，这回做镇的试点，难度、强度大多了，得多少人啊！别无他法，只能依托政府的力量，靠行政手法，用复制的理念，以点带面来推动工作。我们的设想是，借用党校的力量，把党校老师先培训一遍，由他们再培训村干部。我们只设定一个检查标准，而具体的检查工作交给组织部门来完成。规划与设计由我们制定标准，规划和城建部门根据标准，包村包组地推行。宣传部、学校和媒体侧重于造势宣传。此外，动员义工与志愿者，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这次”快餐式”的新农村建设项目是第一次尝试。为此，”绿十字”第一次把十年的乡村工作经验进行总结，编写了一套培训教材，前后两个多月，改了26稿，最后定名为《农民参与下的新农村建设方法入门》，希望把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验都告诉大家。很多项目执行者不会说自己失败的例子，但我们经常告诉伙伴：我们之所以能做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失败，它奠定了我们今天的成功的基础，不能说很成功，但起码算走得通。
　　前些天枝江市委书记和问安镇党委书记跟我谈起这个项目，他们都觉得问安的起步很正，而且老百姓接受得很快，整个镇的状态非常好。可以预期，它会比五山项目更前进一步，虽然它肯定还会有问题，最后也未必就是完善的。　　
　　二　　
　　我是一个画家，画家的思想有哲学性。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在于还原一个人既本质又简单的生活状态。因此对于我而言，是把每一个农村建设项目都当作一个艺术作品来做。当然做的过程中，不会忘记目标是建设乡村，是要让那里的村民安居乐业。
　　每做一个乡村建设项目之前，我都是先把这个村按心目中理想的样子画好，也就是在村庄原貌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和美化，然后拿给村民们看：你们的村做成这样，可不可以？村民如果认为很好，想做，我们就开始帮他们规划：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做什么，怎么做，都写成文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和村民经常讨论。村民自己参与了讨论之后就会很有兴趣，自己家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要做哪些事情都有概念了，后面的行动也就主动了。
　　多年的乡村工作中，我的几条基本经验是：第一，一定要尊重村民的想法；第二，对于他们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要有评估，不能超出他们的能力太远；第三，建设过程中尽量做到差异化，每一个村要根据它的历史和文化风俗，设计一个适合它的发展模式，原有的历史文化元素保留，外加的元素尽量减少，这样做投入小，农民也能适应，新农村建设就不会瞎折腾。
　　但是事情往往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好的想法也会遭遇很多不理解。有时我们和当地政府、村民之间会弄得很僵。比如2009年湖北保康县一个村购买了绿十字两年服务，服务费10万一年，设计费15万。做了不到一年和镇里、村里闹出了很大意见。那个村有很多土房子，有的已经有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保存得很完好。这样的房子在我看来非常漂亮，而且它们的牢固程度、稳定性比砖房好，冬暖夏凉，抗震性也强。当然它们也有缺点，比如说老鼠爱打洞、爱掉灰、没有现代化的卫生间等等，但是这些改造起来很简单。当时这个项目的定位叫作”贫穷山区的新农村”，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像东部农村一样大拆大建，而且这种建筑文化是很宝贵的旅游资源，很多人都喜欢看。但是，确实也要考虑到农民的要求，既然大家都想住新房子，那么我们可以把厨房、厕所改造一下，把屋子里面弄得现代一点。所以在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小心翼翼，尽量不动房子的主体，功能设计往实用上靠。但是村民不满意，他们喜欢艳丽的颜色，想把房子都贴上瓷砖，把木头的东西都换成不锈钢。我们认为农村本来就是很宁静的状态，弄得艳丽、跳跃反而不好。贴上瓷砖就好比人穿上了雨衣，会很不透气。修广场，他们希望用大理石，我们认为山里的石头、拆下来的旧砖都很漂亮，用它们就很好。这样分歧越来越大。但是在建筑过程中，他们还是很严格地按照我们的设计去做。我是个很认真的人，我跟他们说：既然你们请我来，我就是专家，我走了你们爱怎么建都跟我没关系，但只要我在这里，你们就必须按我们的规划来做。
　　他们觉得我们建的房子、广场不好看，没有达到领导的要求，也没有实现农民的希望。农民说，你看别的村起的一排排新房子，多整齐、多漂亮！政府也觉得广场看起来档次太低。他们认为没花多少钱就是档次低，而不知道材料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颜色本身没有美丑之别，只有用得合不合理。我说：如果我们今天做了你们想象中的建筑，十年以后你们就会骂我，因为那肯定不是一条新农村建设的路。我是宁愿不合作也一点不让步的，这样，一年后我们就离开了，大家搞得也不开心。
　　但是前些天，他们镇的副书记打电话给我，说过去的一年，在全省各地新农村建设的评比中，他们这个村的项目点在全省排第一，很多专家、学者、设计院去看，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所以他们觉得还是绿十字的理念对，想再与绿十字合作。由于他们的项目已经取缔，绿十字专家组没有批准。第二天镇党委书记又来电话，我再次转告了专家组的意见。绿十字每年只批准一个项目，要合作只能重新申报，能不能批还很难说。
　　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们不能因为基金会或政府的不认同就放弃自己的理念和选择。只要是对的东西，早晚会得到认可。　　
　　三　　
　　虽然做了多年的农村工作，但是对于这个领域，我的身份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因为我既不属于”三农”这个口子，也不属于社科院、中科院这个口子，甚至我都不觉得自己跟NGO有多大关系。当然，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事要做得好就可以。我一直认为我只是个画家，因而在看问题、做事情的时候，完全是从画家的视角出发的。
　　当然，绿十字本身是个NGO，它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NGO一般都在工商部门注册，在民政部门注册很难，所以我们比较幸运，可能是因为政府认为我们做的事挺好。绿十字的乡村项目不是单一做环保、垃圾分类，也做系统工程：产业结构调整、建房子、农民自治体系和村委会的建设、旅游等等。绿十字是一个与多项边缘学科合作的组织。现在基本上是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我们和基金会的合作很少，因为政府的项目资金量比较大，做的过程中能从大局考虑，人才多，宽容度也更高。
　　近几年来，找我们合作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有的还没合作，就先把钱打到了账上。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形，绿十字不会走下坡路。但是我不想把绿十字做得太大，怕陷入太多的行政管理中。绿十字至今只有几个人，接的项目也很少，一到两年才批准一个项目。
　　说到今后的打算，对我而言，我是把每个乡村建设项目都当作画画，它是我的兴趣和追求，所以很难说将来会不会终止。很多专家学者跟我说，在新农村建设当中，你从你的视角产生了很多新方法，这些东西值得推介给大家，尤其是推介给政府，所以你应该更多地做培训。现在，我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做培训，我最近在编六本书，里面有论文、方法、随笔、经验、调研等，准备用作培训教材，同时也请了三农研究方面的专家廖星臣、政策研究专家胡晓芹、乡村工作专家贾建友(李昌平老师的同事)、社区参与方面的专家宋庆华、中国农业大学胡浩教授、保康县副县长余保军、襄城区副区长陈学斌、中国远方网陈长春、微生物专家王立平等在做培训教材。之所以转向做培训，我也是想慢慢淡出，若干年后脱离这一行。因为我不是特别想在这个领域做太长时间，毕竟我是一个职业画家，希望有一天还是能回到我的画室。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在中国做环保、公益事业确实太累，尤其是草根NGO，太辛苦！严格来说，中国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让公益成为一种社会氛围，NGO实际上就是”高级乞丐”，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状态。我们不能得罪项目的管理者，如基金会。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是比较脱离现实的，很多时候资金量少、要求高、项目设计不便于操作、目标定位不清晰。比如说有的项目，基金会要求就只做半年和一年。你说一个农村项目，没有三年怎么能做成事？最起码也要两个春天吧？再比如说项目执行期间，有时基金会就不给NGO房租、餐费，或者不给买设备、买保险，那么NGO住哪里、吃什么、怎么办公呢？国家规定所有社会人员必须有保险，打工的都有保险，有一些基金会却不给NGO买保险，是什么道理？汶川地震灾区重建，有的基金会规定，出租车票不能报销，买东西都要有发票和证明，但是灾区(5o12)那个时候哪有公交车？走到项目点可能得两天，不找个车怎么过去？连电都没有，买东西哪来的电子打印发票(规定手写发票不能报销)？基金会觉得自己没法跟捐款人说，你捐的钱中有一部分要让办事人员去打出租车，那样捐款人会不愿意。我们的国民在捐款时想得很简单：你们要把钱直接给贫困人群，不允许拿去做办公费用。但是找到那些贫困人群得花时间吧？找到了，还得考虑这笔钱怎样合理地使用吧？没有办公费用怎么做这些？所以，一方面捐款人不愿意，另一方面基金会又不能很好地了解、帮助、体谅NGO，这样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弊病：在辛苦的状态下，NGO可能就会做出违规的事，把自己带到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你让他开发票，他没有，项目又要做，于是开假发票（充电子发票）之类的事就出来了。如果让公众知道了，会怎么看待NGO，看待公益行业？
　　而政府呢，总认为NGO有很多问题，会给它找麻烦。NGO也招不到人才，好不容易培养两个人才，又常常被基金会挖走了，因为人家给的工资高。中国的基金会严格来讲不是在养着NGO，NGO就像一个农民，只是在不停地干活，而没有一个被培养的过程。谁去培养中国的NGO？
　　所以，中国的NGO面临的困难太多，它本身有来自政府的压力、资金的压力、人才的压力，另外还有家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无形的压力，你说不做公益会活的好好的，干嘛要去受这样的罪？像我们这样一群人，是凭着一种理想和责任在做事。时间长了，自己也会觉得很寒酸，没什么意思，甚至还会怨恨：大家都不做，干嘛要我做？做公益本来是很崇高、很开心的事，但现实却要把开心的事做得很心酸，何苦呢！所以很多人说要去做NGO，我就劝他们别做了--做这一行太苦。
　　等什么时候中国真正成为了公民社会，NGO做起来可能会很轻松。像西方社会，它有一个很好的”两五制”，就是公民把时间的5%和收入的5%都拿出来支持公益，这样，做公益成了一种国民义务。而中国的NGO和基金会的合作模式，如果公民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支持，那么做NGO就注定是个苦差事。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说现在中国这么多NGO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因为总会有一些人要率先去做，我们实际上是作为先驱者，走到了这一步，然而走得很不甘心。我来北京以后，把买房的钱、卖画的钱全都做公益了，以至于朋友都说我脑子进了水，问我想干嘛，”这又不是你的事情，而是政府的事情”。所以我不大愿意待在北京，人家老说，说多了我心里也会恼火。
　　中国现在的NGO做出了较大影响的，像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它们的领导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是靠这个职业来谋生的，我们本身都有很好的社会背景，不存在生存的问题。但是如果公益事业完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是极其不可行的，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少。我们很多企业和有钱的朋友，他们想做公益，我都劝他们不要做，因为你们没有做好准备，要想做公益就一定要像僧人一样有”出世”的境界。不然做了一半会抱怨公益，坏了公益的名声。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要长期在NGO做，他怎么生存？整个中国NGO的发展，就处在这样一种特别艰难的状态之中，即使来了人才也只是在这里过渡和感受一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没想过要永远做下去。
　　中国的每一个NGO把自己的历程写出来，你看了肯定都会流泪。中国NGO的精英分子能够做到今天这样，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中国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却选择了”乞丐式的生活”，他们是高级乞丐，生活中他们是最需要也最看重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