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清帝国中兴名臣，曾国藩白手起家创建湘军，于重重危难中摸索出治军之策、战阵之法，以其韬略智慧历时11年终获胜利。作为历史名人，曾国藩的人生轨迹不可避免地与当时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交织在一起。作品不仅刻画了曾国藩大智大勇、坚毅果敢的性格特征，同时也从侧面论述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兴衰成败历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以一种独特的视角、颠覆性的观点将曾国藩展现在世人面前，更是将诡谲多变的晚清政治风云展现在历史面前。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中，但听着太平天国运动那段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反抗以及被镇压的故事，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中古时期。也许我们从来没想过，在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很多大事。如克里米亚战争发生于太平天国早期，而太平天国晚期，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改革。然而，假若我们以当时欧美的精神世界步入曾国藩时代的中国人的内心，我们就被带入了以尼罗河、克里特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中心的文明的那些灰暗的古代。我们只有假想有这么一个人，从孔子所处的时代，也就是柏拉图时代，一直活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才能真正理解曾国藩和李鸿章一起上奏皇帝，派遣有智慧的孩子到国外留学的精神境界。曾国藩写的诗文、书信、奏折和日记中的很多史料被保存了下来，根据这些史料写一部关于其精神世界的传记，肯定很有趣。这么有价值的资料只能在这一章中体现，尽管篇幅不长，不过最起码能看到对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和家庭产生影响的那些充满活力的准则，也对他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家乡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翻看曾国藩的家谱，发现其祖先可有迹可循地追溯到孔子最早的徒弟曾子，曾国藩是曾子的第70代后人。他们这一脉上是曾氏家族在湖南的支系，元朝在衡阳定居，17世纪迁移到湘乡，并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i]曾国藩的祖父叫曾玉屏，在曾国藩的文章中，也被叫作星冈。在星冈之前，曾氏家族的人都是默默无闻的。曾国藩受祖父的影响很大，并且年龄越大越明显。曾玉屏早年时好吃懒做，直到他听别人说曾家会败在他这一代时，才浪子回头，安下心来耕作，成了别人的榜样。他非常崇敬自己的祖先，在他看来，祖先的神灵是所有神灵中最值得后辈尊敬的，不管怎样，在一个家族中，祖先们的兴趣和影响力对后辈来说都比虚无的神鬼重要，因此，他建议为祖先建祭祀宗祠。[ii]
曾国藩的祖父个性很强，曾国藩在他的陪伴下长大成人，自然会受到感染，其家族意识自然会很强烈。曾国藩为了维护一个井然有序的家庭，始终把家族放在中心地位，也为此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在流传下来的众所周知的曾国藩书信中，很多都和家事息息相关。其中一封写到：
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属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国潢）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孝也。[iii]
当时，曾国藩在北京为官，并被委以重任。一天，祖父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曾国藩耳朵里，他想到了在家乡勤劳耕田的父母，再看看自己在京城的奢侈生活，顿时觉得非常惭愧。不过，看到自己的兄弟都非常孝敬父母，他又觉得很开心。
曾国藩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和真诚，首先要做到孝敬父母，和兄弟和睦相处，这对家庭有序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人因高升，就使关系不再那么单纯了，也会对家庭生活产生影响。因此，他常常劝导自己的弟弟们，家人要依靠农耕养活自己，要始终热爱农耕生活。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一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曾国藩也常常告诫家人，要勤勤恳恳，不要被好吃懒做所击倒，要生活得简单朴素。因此，他曾在信中写道：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iv]
曾国藩认为，自己曾经亲身遭遇过的痛苦和灾难始终不忘记，才是最优良的药。1867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v]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不过，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家族有着很强烈的自豪感，他对家族成员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很高的期望，希望持之以恒维护自尊。因此，由于曾国藩在京城位高权重，为了不使同低级官吏的交往危害到自己，他希望家人能远离这类官员，以免他们仗着自己的兄长滥用职权。曾国荃考上秀才时，依照以往的惯例，曾国藩应给主考官写信表达感激之情，但因此主考官声名狼藉，他不愿意在信中这么做。他又写道：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vi]这种行为不仅会伤害家族的名声，还会引起京城的高官因曾国藩亲属在家乡的活动而给他蒙羞。[vii]
但曾国藩的这种家族自豪感并非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那些在家乡生活贫困的人除外。对于家乡所发生的婚嫁娶丧等事，曾国藩还是时时关注的。他希望在家乡的亲人们该做的事还是要做的，尤其是对自己的邻居。1867年，他写信给大儿子说道：[viii]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知不在我家，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
在家族中，曾国藩对于自己作为长子所应履行的职责始终都在认真地践行着。他曾多次写信诚恳地劝告弟弟们，明确指出弟弟们不要去承担本应由他承担的责任。一次，他在信中责备道[ix]：家中之事，弟不用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没过多久，也许是希望家乡的亲人们很好地协调与配合，他让曾国潢打理家中的事务，告诉他要让后辈们继承祖先传下来的氛围良好的家庭传统。[x]作为弟弟，不能接受长兄控制一切。弟弟们常常因为此事误解曾国藩，有时也会起争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主要在于他说话坦率，毫无顾忌。曾国荃常和兄弟争吵，难免让人觉得他们之前的纷争从来没有结束过。
1841年，曾国荃在曾国藩北京的家里读书时，就和兄长争吵了起来，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收到父亲的来信，他们才停止争执，都安分守己起来。[xi]1842年，曾国荃不愿意待在北京，坚持要回湖南，回到家后，他给曾国藩写信，信中将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回信中，耐心地给弟弟解释自己身为长兄应承担的职责，以及严格要求他的原因。[xii]1844年，曾国藩抱怨道，除了自己的弟弟们外，其他人都会去执行他的命令，也愿意听取他的告诫。[xiii]1854年，曾国藩在长沙，与弟弟曾国潢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争吵。曾国潢到了大营，给曾国藩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让他感到不得志、不顺意。这件事后，曾国藩写信给弟弟们，警告他们不准去大营，在家中要尽到自己的职责。[xiv]可能曾国荃看了长兄的这封家书，认为自己的升迁之路是被长兄拦截了。1856年，清政府的统治最为昏暗，清朝让曾国藩待在江西，哪儿都不能去。曾国荃当时在长沙，执意要招募兵丁。黄冕刚担任吉安知府，发现了曾国荃。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了吉安，黄冕就是被派去镇压太平军的。黄冕和曾国荃经过一番商讨后，觉得曾国荃很聪敏。曾国荃告诉黄冕：方吾兄战利，事无所须于我，我亦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我义当往赴。然若无资力募勇。君但能治饷，我当自立一军以赴国家之急。[xv]因此，曾国荃没有通过兄长曾国藩，而是凭借黄冕走上了征战之路，去攻打金陵。
曾国荃似乎一辈子都喜欢和兄长为敌。外人觉得曾国藩做的事是一个长兄应该做的，甚至为了维护弟弟的抱怨，甘愿担着被别人指责自己用人不问人的德才，只选跟自己关系亲密的人的风险。他派曾国荃去攻打安庆，并且让其担任夺取金陵的最高将领，这样做或许对清政府当时的情况是不利的，但曾国藩还是这么做了。当皇帝下旨让曾国荃去上海或杭州时，曾国荃却不愿意去，想要留在金陵，因为能给他带来很大的荣耀。曾国藩为了满足弟弟，派李鸿章去了江苏，派左宗棠去了浙江。[xvi]当忠王对曾国荃发动猛烈攻击时，形势非常紧急，尽管曾国藩当时想让李鸿章到金陵，支援曾国荃，但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满足弟弟的愿望，为他设法遮盖真实情况。1864年，皇帝下旨让李鸿章火速前往金陵，为此，曾国藩和弟弟吵了起来，希望他能面对现实，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幸亏李鸿章擅长揣度别人的心思，这件事很快平息了。[xvii]尽管曾国藩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曾国荃，但曾国荃一直没有放弃长兄对他有偏见的想法他满脑子想的只有国家利益和家族的利益。一次曾国荃给兄长写信，希望兄弟之间在给出建议时尽量不要冒犯到对方。曾国藩回信说：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厉害话，至今悔恨至极。[xviii]
曾国藩对家族具体事务的处理，也深受祖父的影响。从18591861年的家书中，曾国藩多次谈到相关的几件事。祖父把家庭的基本事务主要总结为八个字，并以此教导他们：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者，所读之书也，学业不可荒废；蔬、鱼、猪者，皆农事也；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xix]
在另外写给家人的信里[xx]他开始思索， 谆谆教导兄弟子侄们一定要牢记：祖父星冈公之八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药医，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xxi]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之公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此外，还有三致祥的秘诀，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最后一项依据的是孔子的不刊之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xxii]
关于财产和家庭道德的问题，在1867年，曾国藩在一封信中又讲到了，很有意思。[xxiii]那时，他在信中写道，自己不能寄太多的钱给家里。自有两江总督以来，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有人觉得曾国藩只是旧时期传统观念的代表者，这种认识是不恰当的。其实，在有关女子家庭生活中地位的观点上，曾国藩是不赞同旧观念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某些观念是很传统的，觉得女子就应该在家里做纺织、针线、做饭等活。曾国藩在北京时曾给祖父写信，为自己的夫人道歉。因为自己的妻子远在北京，没有尽到孝敬和服侍长辈的责任。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书信中，他又责备已嫁人的四妹，不是早早地起床服侍婆婆，而是赖在床上，等着别人伺候。[xxiv]在长子成亲时，他写信劝诫：新媳妇娶进门后，要让她做家务活，包括针线、做饭等。这是已婚妇女应尽的责任。[xxv]在另一封家书中，他告诫儿子即使媳妇家有钱，也要做这些家务。[xxvi]
如果看到曾国藩的这些传统守旧的观念，我们根本不会觉得，他曾对中国不同姓氏的近亲结婚持反对意见，也不完全认同距离遥远的男女二人只因是同姓就不能结婚的规定。或者他对这种婚姻关系是存在质疑的。在近亲结婚的问题上，他觉得姐妹的孩子和兄弟的孩子也算是近亲，但中国人始终不认可同姓近亲不通婚的原则，不管其他实际上亲戚之间的通婚，显然是不实际的。[xxvii]
在祖父所提出的家庭职责中，祭祀祖先是排在首位的。关于这一点，曾国藩和他的祖父一样都是推崇的，就像信仰宗教一样。这是一种中国传统习俗的核心观念，远古时代就有了，后一直延续至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一些国家在古代也有这种观念。面对许多隐居在黑暗中的鬼魂，只有过世的祖先鬼魂是最让人敬重和畏惧的，也最不应该被忽视的。也许他们拥有的善恶之力很强大，所以在子孙需要时，祖先会怀着恐惧之情去安慰他们。对这些灵魂的祭祀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对曾国藩的祖父来说，实际上这都是宗教信仰。[xxviii]在写给长子的家书中，曾国藩曾根据祖父的观念谈到了祭祀祖先的问题：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
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xxix]
在曾国藩的观念中，祖先祭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选择好的墓址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曾国藩祖父的言行，我们发现，曾国藩和他的祖父一样，都对堪舆之学持怀疑态度，并且不让自己的弟弟相信这些。但是，在他的家书中，我们还是能看出来，他对能否给祖先选择好的墓址非常关注。他的祖母过世后，在下葬时，他特地给祖父写信，祝贺葬礼的顺利进行，还毫不避讳地询问是否为祖母选择了合适的墓地，还有没有空间搭建牌坊和竖铭碑，离河边近不近等。他建议迁坟，并不是因为自己想要获得名利和运气，只是考虑到墓地是否能防蚁、防潮、应对危险等，并且通道是否狭窄。[xxx] 因此他认为好的祖坟对家族的命运有影响，但他不觉得这和财富有关。
堪舆不过是有关土地的学说，还有比堪舆更高的法则。曾家人心里始终牢记着孝敬父母和祖父母的天道。曾国藩听说祖父不同意迁祖母的坟后，就让弟弟们放弃了寻找更好的墓地，免得惹祖父不高兴，使病情加重，这样的话，才是大大的不孝。这样不管墓址怎么好，都不会带来好运。[xxxi] 如果只是从这件事来看，曾国藩遵守天道的决定是没有错的。7月，他在信中写道：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xxxii] 不过，这个墓地带来的好运一直都没有停止。1849年，他写道家族中新增加了三个男丁，他的官职最高做到了内阁，曾国荃也通过考试了。尽管他不相信堪舆风水等学说，但这些都不得不使他觉得是好墓地给他的家族带来了好运。
很多年后，在三河战役中，曾国藩的弟弟牺牲了。曾国藩在家书中说，由于祖母的墓地选得好，给家里带来了好运，因此希望弟弟也能选一个合适的墓址。[xxxiii]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他的叔父喜得儿孙时，他给叔父写信说：今叔父得抱长孙，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实一门之庆。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新造两头横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xxxiv]可见，曾国藩接受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墓地要选择风水好的，祠堂要谨慎地维护，要不失时地祭祀祖先。
1844年和1845年，曾国藩家里有很多人都生病了，于是他给弟弟写信，让他们好好整修祖坟，在他看来，这么多人生病和祖坟欠修整有关。他还不让弟弟们动土，以免惊扰到祖先们的灵魂。[xxxv]从1851年起，在曾国藩的家族中，好坏事经常交替发生，直到1858年才停止。他弟弟在三河战役中牺牲，算是最坏的一件事了。因此，曾国藩和弟弟们都觉得一定要把父母的坟墓迁到好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转运。[xxxvi]我们从很多史料中都能发现，曾国藩遵循着中国的传统，信仰祖先崇拜。他觉得祖先的墓址一定要选合适的。从上面的书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对待中国人迷信活动的态度是很小心翼翼的，但这些迷信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影响。人活着是不能不去祭祀自己的祖先的。
从理论上来说，曾国藩也迷信其他事情，但对这些都不是太相信。1838年，曾国藩曾到樊城河旅行，突然遭遇了风暴，让他们置于危险之地。在这危难时刻，他向观音菩萨许愿，希望得到护佑和帮助。到1851年，他都没有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恐怖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他在信中告诉家人永远不要接近樊城河。[xxxvii]在信中，他相信显示出的预兆和神迹，他在1864年看到金陵城上阴云密布，就认为这预示着太平天国会覆灭。[xxxviii]1858年，浙江和其他几个地方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到了曾国藩的手中，没过多久皇帝就下召，任命曾国藩的弟弟担任浙江的高官。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其父亲在世时曾去南岳上香，有人预言并告诉曾父：二珠联手，辉耀杭州。曾父将此事告诉了曾国藩，说自己将有两个儿子会到浙江做官。曾国藩和弟弟这次到浙江，也算是印证了父亲的预言。[xxxix]
一次，曾国藩悼念在三河牺牲的弟弟时写道：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乩初到，即判曰：赋得但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岂非数皆前定那？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了，对于宗教迷信，曾国藩只相信祭祀祖先，或有时会去祭祀当地的神灵，其他的不太相信。他是因为不相信太平天国所宣扬的教义，才开始接触基督教的，后来由于要对教案引起的破坏事件做出处理，才有所了解。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宗教哲学的[xl]应该看一看，在文章中，曾国藩讲到了自己对佛教和基督教的态度。曾国藩认为起初人们宣扬天主教是为了发财致富。他们说教会很有钱，不过现在很多国外的教徒都没什么钱。尽管教会有钱，但也不会分给教徒，而他们所说的是无法相信的。从秦汉开始，周公和孔子对世人产生的影响开始变少，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天主教发源于西方，但西方国家的人现在信的是完全背离天主教的新教。因此，那些虚假不真实的教义一时繁荣，一时又衰亡了，但周公和孔子的影响却自始至终指导中国人建立政权，并作为准则约束中国人的言行和习俗，使中国的礼仪和教育在世界上闻名。尽管很多人想尽一切办法要中国人放弃孔孟之道，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却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最发自内心支持的信仰是孔子和其他思想者，他始终都站在他们这一边。他认为普通人所信的鬼神是不可知，只有祖先崇拜和上天给予的预兆是可知的。我们也能从中看出，他也经常相信一些普遍存在的神灵，如他曾向慈悲女神许愿。其实，他也知道一些神秘的事情是不能从自己所掌握的哲学中追根溯源的，只有承认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来主宰的。因此他也记载过这样的事：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应该是生活得幸福美满，不应该是短命的人，竟然很早就去世了，这只能说是生死难料，一个好人能否得到好报，不是常理能解释的。[xli]曾国藩的弟弟在安庆之战后，又去了金陵，当时曾国藩告诫他不要焦急，要沉得住气，自己已经尽力而为，至于能否达到目的，那就要看时运如何了。他写道：[xlii]
以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人之得名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
在另一封家书中，他又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庆时，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或添他军来助围师，或减围师分援他处，或功慕于垂成，或无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
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更多方设法，一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若令丁道在营铸炮，则尤近于无识矣。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xliii]
尽管曾国藩对于普通人所信仰的宗教存在质疑，但身为清政府的官员，在遇到危险时，他也不得不参加传统的祭祀活动。1867年5、6月，地方发生了旱情之后，他曾三番五次地去水神庙拜祭，为百姓祈求降雨。他也去了其他神庙，在地上洒圣水。结果，真显灵了，第二天就下了很大的雨。曾国藩为了表达对神灵的感激之情，特拿出四千两银子捐赠给了庙里。[xliv]1868年，他又去了庙里拜祭神灵，祈求停止降雨。[xlv]曾国藩的这种祭祀活动，在很多书上都没有记载，因此，我们不能确定他的这种信仰，有多少是因形势所迫。但我们能想到的是，曾国藩并不是绝对否定老百姓的信仰，有时也是相信的。若一种信仰可能有些是真的时，他宁愿相信它有，不可相信它没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始终都不赞同从国外传入的宗教信仰。
和生活在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一样，曾国藩有时也是很迷信的。他对八字之说深信不疑，认为八字好坏，会对一个人一生的运势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人的出生年、月、日、时都能体现在八字中。很多人都觉得一个人的性格和八字有关，也就是说由八字中所含有的不同元素比例决定。[xlvi]当一家有喜事时，家人都会找阴阳先生算一下，想知道新娘和新郎的气质是否合适，性格上能否合得来。很多时候，曾国藩是不相信这些的，甚至有些轻视。不过在1871年，他写给家里的信中，却多次谈到自己长子的儿子出生：纪泽生一子，小大平安，深以为慰。纪泽今年三十三岁，正在望子极其殷之际，如愿得之，满门欣喜。惟八字于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于养成否。[xlvii]他的担忧被证实了，这一年的九月，孩子得病早夭。曾国藩写道：此儿出生时，余观八字于五行中缺水缺火，与甲一儿中缺水缺木者相同，即已虑其难以长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纪泽夫妇年逾三十，难免忧伤。然此等全凭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静听。[xlviii]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官员生活腐败，贪官横行，这是官场上的最大弊端。敲诈勒索的行为四处可见，官员们互相包庇，官官相护，行贿受贿，凭借着这些手段，他们才能仕途一路顺利，发财致富。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依然置身之外，不参与其中，真是很有意思。他的升官完全凭借自己的功绩，这在当时的官场是很少见的。他苦口婆心地教导自己的弟弟及家人，不要仗着自己的官位去谋取个人私利。同时，他也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去攀关系。对于别人给以的好处，他不会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也不会阿谀奉承他人，更重要的是，他会谨慎地处理别人对自己的感激之情，也不倡导别人凡事都来求助自己。在他看来，如果开始这样施恩于人，就会引诱更多人到他这里寻求帮助。那他的官职越高，身上的担子就越重，即使用十倍返还回去，也是无法卸下这个重担的。[xlix]
另外，当时很多官员中饱私囊，搜刮民脂民膏，放入自己的腰包中，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1849年他在家书中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l]
几年后，曾国藩步入官场，有能力贪污腐败，就像当时官场中普遍采用的手段聚敛私财，但当他的弟弟曾国潢向他索要二百两银子时，他写信劝诫说：余往年在京曾寄钱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
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崇。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li]他总是很认真地看待这些事，并将其概括为八大基本的做人准则：做官以不要钱为本。[lii]这些陈腐、空泛的论调，曾国藩不只是说说而已。在任内，曾国藩是因廉洁闻名的。他还小心翼翼地不让家人接受别人的恩惠。1863年，二儿子从长沙老家到曾国藩为官的安庆，曾国藩特意写信警告儿子，不要打着他的旗号行事，所到之处，也不要去麻烦当地的官员。如果去打扰他们，他们不得不耗费一定的时间，还得花钱去款待他。他不想家人因私事来找他，反而被地方官员照顾，这样就是欠下了别人的恩情。他禁止家人用自己的官位谋取私利。[liii]
曾国藩做事的独立真诚在给家人和其他官员的书信中能看出一二。中国人说话常常是委婉含蓄的，但曾国藩的家书不是这样，经常说话坦率，毫无顾忌，只是在言语上稍微小心而已。他上奏给皇帝的折子和写给京城大员的信中，措辞可能更加高雅，不过不怎么用虚笔。例如，在针对政府是否应该招收外国军人的事情上，皇帝想听取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的建议，这三人在给皇帝的奏折上，就有明显的不同。李鸿章和左宗棠是尽量不得罪别人，曾国藩却将自己的想法坦诚地表达出来。[liv]对于那些弄虚作假、瞒报军情的行为，曾国藩是非常看不上的。如1854年王錱和左宗棠本来打了败仗，结果却向京城谎报说胜利了，曾国藩对这种行为是不耻的。[lv]
曾国藩在为人处世方面，严格遵守四书五经。他不仅以身作则，还让家人也按照孝悌仁义的原则行事。在道德和人格塑造上，他把勤、俭、刚（意志坚强）、明、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谦、浑这八种美德作为自己追求的标准。[lvi]在去天津处理教案的前一天晚上，他给儿子们的永别戒条，其中讲了四条应该追求的美德：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lvii]
曾国藩非常赞同书籍本身具有的价值，因而他始终都在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弟们要刻苦读书，而他自己一辈子也是这么做的。不论是作为武官在战场上带兵打仗的艰苦环境下，还是作为文官，每天处理很多繁杂的事务，他都是天天诵读经典著作、历史或诗歌，几乎一天都离不开书，甚至在闲暇之时，抽时间写散文等文章。他每天都写日记，这些记载非常有价值，有利于我们的研究，遗憾的是，他的日记和一些文件消失在了九江城。他对后辈们也抱有这样的期望，希望他们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把学习作为居家最重要的事。他经常给他们布置文章，还给他们找合适的先生，并不断地给他们鼓劲。如果他们完成得很好，他会给以奖励，要是做得不好，就会惩罚和训斥他们。同时他还会拿别人做比，告诉他们，人家的条件虽然很差，可是一直在努力读书，让他们觉得惭愧。
1843年初，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写道，要想进步，必须具备有志、有识、有恒这三个必要条件。有志则断不甘沦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观海，如井蛙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我们也能从一些史料的记载中了解到曾国藩的学习情况。1844年的9月12月，他认真地读了《王荆公文集》（100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大全》（20卷）、《后汉书》（100卷），并在每一本书上做了批注。[lviii]在他开始忙于打仗后，尽管没有充裕的时间来读那么多的书，但他还是为自己安排每天应完成的读书量，制订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学习计划。他这么做，就是不让自己因诱惑而将学习抛诸脑后。在一封信里，他把学习比作烹饪。如果一直用大火炖肉，那肉会很快炖好，如果一会儿用大火，一会儿又用小火，甚至有时不用火，那肉是不可能炖好的。[lix]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这个比喻他是用的哲学家朱熹的[lx]。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而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lxi]
学习和环境没有关系，不论是什么地方，只要想学习，就是好环境。学习和心中的定位有关，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是真的渴望学习。曾国潢想通过当一名老师，来争取到学习的时间和动力，曾国藩在信中告诉他：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lxii]
他对后辈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发奋读书。因此在他过世前几天，他给后人就写了四条准则用以指导学习：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跋不能行。[lxiii]
一直以来，曾国藩的身体素质都不太好，他曾对弟弟们说，自己这么弱的体质是遗传自母亲。因此他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北京生活的那几年，他的身体始终不太好，他也问过别人，在1842年其中一个对他说，他的身体要想健康，彻底治愈，最重要的是静静地修养，这比吃药管用得多。[lxiv]1857年左右，给曾国藩看过病的大夫不计其数，但大部分都没什么真本事，身体又增加了70%的损害，只有30%是见效的，因此曾国藩不再让他们治疗了。[lxv]32岁时，他彻底不抽烟了，他的弟弟们到了30多岁也都戒了。不过，他觉得没必要戒酒，喝少许还是可以的。[lxvi]他觉得早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仅体现在工作上，也对身体有好处。[lxvii]
关于养生这一问题，我们也许能从曾国藩在1866年7月16日的家书中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余老境日逼，勉强支持一年半载，实不能久当大任矣。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匾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今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从现代养生的理念来看，他认为阳光和新鲜空气对养生是十分有价值的。若湿气太重，人或受之则易伤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亦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lxviii]
针对儿子们的学习情况，在同一封信中，曾国藩为他们制订了六条养生之道并教授给他们，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除了关心儿子们的学习外，为了不使他们因身体素质差而影响学习，他写了六条养生之道教导他们：第一，吃完饭要走1000步；第二，睡觉之前要用热水泡脚；[lxix]第三，不要动怒；第四，按时静养；第五，定期练习射箭（他觉得这样最容易锻炼肌肉）；第六，早餐要简单，不吃菜，只吃一碗米饭就行了。
在他最后的两年里，他眼睛的旧病又发作了。当年，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他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经常还头晕目眩。在临终前几日，他又晕倒了，这次情况很严重，使他的朋友很担心，时刻保持警惕。当时，他坐着轿子到河边，本是会见客人，结果眩晕却突然发作了。正是因为疾病的产生，他迫切想要尽自己最后的一点儿力量，让后辈们懂得练就一副好的身体。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那段岁月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面对痛苦时的强大忍耐力，使我们觉得他们的骨子里还有着中世纪的精神。现代战场的清理是从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开始的，当时的处理方式已经在考虑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程度了。但太平天国运动是非常惨烈的，不仅是对太平天国而言，对镇压太平军的清政府而言也是如此。曾国藩杀了那么多太平军战俘，是觉得心安理得的。1861年，他的两个弟弟认为战争死了太多的人，写信征求他的建议。曾国藩对他们说：要想把毒瘤彻底割掉，只有这么做才行，杀越多叛乱者，毒瘤才能根治。同时铲除天父和天兄的宗教和天燕、天豫的官员是合乎情理的。[lxx]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在攻陷安庆后，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杀了两万名太平军。[lxxi]有资料显示，在金陵周围的战场上，三河口战役结束之后，共有两万多名太平军惨遭屠杀。[lxxii]金陵陷落后，湘军将城门紧紧关闭，在街头巷尾到处追捕太平军，当时，有近十万人被湘军杀死了[lxxiii]。此后没多久，鲍超在抚州又无情地杀了四万太平军。[lxxiv]尽管太平军被残忍地杀害，但那时的人们都觉得理所应当。降王八人在苏州投降，被砍了头，人们也没有丝毫的同情。尽管戈登对此事很生气，想要杀了李鸿章，但就像前面讲的那样，曾国藩不仅不同意戈登这么做，还非常赞同李鸿章的做法。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lxxv]从这些记录中可以发现，曾国藩对这种战争造成的杀戮是麻木不仁的，甚至是赞同和认可的。
我们在前面的几章中，也讲述了曾国藩对外国人的态度。他在京城为官的那几年，从不和外国人联系，也不去了解他们，但他觉得要想对政府有利，就不能让外国人踏进国门。[lxxvi]1849年，清政府正在想是否让外国人进广州城时，曾国藩写道：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lxxvii]我们知道，曾国藩开始征战的生活时，对火炮非常有兴趣，觉得没有大炮他什么也做不成。我们也能发现，在后来的战争中，他觉得是汽船和汽艇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当他听到容闳提议在上海建立铁厂时，他欣然同意，并积极给予支持。最初，他不允许用来复枪，最终还是被迫同意了。我们已经了解到他对除了用国外的军队防御以外的事的态度，但我们也明白，他的想法正在逐步发生改变。临终前，他想采用外国的军队模式来改变中国，在当时来看，他作为政治家的代表，算是最胆大和眼光最长远的人。
在对外关系上，他最初不太喜欢西方人，充满敌对之情，但随着事情一步步的变化，他的这种情绪发生了改变，渐渐地对西方人的力量和毅力有了一定的认识。1862年，他回信给李鸿章讲道：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lxxviii]几天后，针对对外政策，他又在另一封书信中展开了叙述，其中关于使用外国军队的事，写道：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守此而勿失。
第三语他在别的地方讲过，这里不再多说了，看第四语：
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数语以行，目下虽若龂龂不和，久之必可相合相安。[lxxix]
很明显，曾国藩不想把外国人看成差等人。与之相反的是，从曾国藩和外国人接触中可以发现，由于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人种上的不同，如果从长远利益出发，只有以儒家的恕和仁为原则，才能更好地相处，有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如果相处过程中只是为了获得短暂的利益，就采用欺诈的手段，曾国藩是完全不同意的。这种行为目光太短浅，会影响中国的大业。
对于向西方敞开国门，让外国人来华经商的做法，曾国藩是完全不同意的。他其实知道寻求国外的帮助是必要的，但他不想让外国人过多地参与其中，这样就会使许多中国人失去工作，使中国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在建立商船队时，一些最底层的工作，他先让中国人来做，等中国人有了经验之后，能够自己掌管商船，就让他们接替外国人的职位。他不太乐意见到全国到处都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存在，而是更乐意采取传统的方式，使职位和产品等没有太多的改变。他曾这样写对外贸易（不知是在早年写的，还是在晚年写的）：总的来说，西方人数百年来始终处于弱的被强的吞并的状态。他们来到中国，到处建厂，贩卖各种各样的商品，是有目的的，居心叵测，会损害我们国家人民的利益，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灾难。西方入侵后，中国老百姓所受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生活极端痛苦。在对外开放的几个港口上，在长江贸易沿岸，他们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却什么也没得到，生活困苦不堪。如果再答应了西方人贩盐的要求，一定会使现在合法贩盐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难以维持生计。如果让他们到处建房屋和仓库，那货站和店铺的买卖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让他们在河岸上自由行驶汽艇，那么在大小船上生活的水手就会受到影响，使他们没有生活来源而贫困。如果同意他们架设电报线修建铁路，那车夫、搬运工和旅店的人就会没有工作。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但我们能答应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他们的工具挖煤，来维护中国的长远利益。[lxxx]
通过这段话，我们对曾国藩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对于中国之后的那些妥协退让政策，即清政府把中国大量的资源拱手让给外国人，把中国的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用来偿还贷款的利息。不管曾国藩聚集到了哪种力量，他肯定是不同意的。
但是，不管是一名文官，还是一位武将，不论取得了怎样的功绩，曾国藩自始至终都认为他灵魂的所归之处只有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他在书信中展现了一种特殊的人格，这是文章的典范。他是一个散文家，功底扎实，文章曾被编选入中国十八位大诗人的作品集中。有人认为他是清朝最出色的文学家和大学者，尽管这种评价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
。
[ix] 《家书》，1845年1月25日。
[x] 《家书》，1847年8月28日。
[xi] 《家书》，1841年10月29日与12月1日。
[xii] 《家书》，1842年9月1日。
[xiii] 《家书》，1843年2月15日。
[xiv] 《家书》，1854年5月12日及6月15日。
[xv] 《大事记》卷一，第12页上栏。
[xvi] 《大事记》卷二，第7页下栏及第8页上栏。
[xvii] 《家书》，1864年5月21日。
[xviii] 《家书》，1859年1月16日。
[xix] 《家书》，1860年5月19日。祖父的生活方式很难用中文翻译，用词很恭敬，但和西方的形式又不同。
[xx] 《家书》，1861年4月4日。
[xxi] 在4月14日的信中，他用爱字取代了要字，将做官的原则定为不爱钱。
[xxii] 《家书》，1861年4月13日。
[xxiii] 《家书》，1867年1月11日。
[xxiv] 《家书》，1843年1月20日。
[xxv] 《家书》，1856年3月14日。
[xxvi] 《家书》，1856年11月11日。
[xxvii] 《家书》，1845年4月11日。
[xxviii] 《大事记》卷一，第1页。
[xxix] 《家训》（给儿子们的信），1860年夏历闰三月初四的信。
[xxx] 《家书》， 1847年3月3日。
[xxxi] 《家书》，1847年3月28日。
[xxxii] 《家书》，1847年7月29日。
[xxxiii] 《家书》，1859年3月17日。
[xxxiv] 《家书》，1856年1月8日。
[xxxv] 《家书》，1845年12月18日。
[xxxvi] 《家书》，1858年夏历十二月十六日，以及1859年夏历一月初一。
[xxxvii] 《家书》，1851年8月4日。
[xxxviii] 《家书》，1864年1月9日。
[xxxix] 但他的弟弟们当时并没有去那里。
[xl] 川崎三郎；《东方的伟人》，第126页。
[xli] 《家书》，1851年夏历九月初五。
[xlii] 《家书》，1861年2月10日。
[xliii] 《家书》，1863年9月3日。天字用在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的神，不是随意的事务，耶稣会会员愿意用它指上帝，是觉得这个词含蓄地表达了个性和智慧。
[xliv] 《年谱》卷十一，第18页下栏。
[xlv] 《年谱》卷十一，第22页下栏。
[xlvi]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它们作为一种符号用于标识时间。
[xlvii] 《家书》，1871年3月15日。
[xlviii] 《家书》，1871年9月10日。
[xlix] 《家书》，1847年8月7日。
[l] 《家书》，1849年4月13日。
[li] 《家书》，1856年12月26日。
[lii] 同上书，1861年4月4日。
[liii] 《家训》，1863年9月24日。
[liv] 见上面第十二章的奏疏。
[lv] 《家书》，1854年5月16日。
[lvi] 《家训》，1866年4月28日。他在一首诗中说最好的美德是恕（见《家书》夏历五月初五）。
[lvii] 《家训》，1870年7月6日。
[lviii] 《家书》，1844年12月30日。
[lix] 《家书》，1856年12月2日及12月26日。
[lx] 宋朝的哲学家，儒家经典的正统注释者。
[lxi] 《家书》，1842年12月21日。
[lxii] 《家书》，1842年夏历十月二十六日。
[lxiii] 《家书》，1871年12月5日。
[lxiv] 《家书》，1842年夏历九月十八。
[lxv] 《家训》，1860年夏历十一月初四。
[lxvi] 《家书》，1852年2月28日。
[lxvii] 《家书》，1860年4月24日。
[lxviii] 《家书》，1860年2月29日。
[lxix] 有利于血液循环。
[lxx] 《家书》，1861年7月19日。
[lxxi] 《大事记》卷二，第6页下栏。
[lxxii] 《大事记》卷三，第10页下栏。
[lxxiii] 《大事记》卷三，第10页下栏。
[lxxiv] 《大事记》卷三，第14页上栏。
[lxxv] 《日记类钞》卷二，第38页。
[lxxvi] 《家书》各处。
[lxxvii] 《家书》，1849年5月8日。
[lxxviii] 《书札》卷十八，第17页。
[lxxix] 《书札》卷十八，第29页下栏第30页上栏。
[lxxx] 川崎三郎：《东方的伟人》，第124页。
新书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