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开篇从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背景、基本概念和动因、条件和效果等理论层面入手，阐述了对外援助的必要性。全书聚焦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及演变，全面地记述和分析了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对外援助政策和实践，着重讲述了21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结合数据、事实和新的政策动向，阐明了中国对外援助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展望未来，提出中国应走出一条自己的对外援助之路，要有从发展到共生的对外援助理念。

     中国的对外援助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援助国。这一事实像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中国的对外援助本身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发展研究议题。《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阐述了对外援助相关理论，回顾和剖析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历史，有助于读者系统、深入地了解中国对外政策。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兴起并成为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领域最大的资金提供国之一。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大增，并且仍在增长之中。比较之下，没有哪一个非西方援助国所从事的国际发展活动像中国这样吸引了世界上如此大的关注。
　　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将对外援助作为审议内容之一，强调“要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改进援外资金和项目管理，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 无疑，这其中的每一项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它们所指的工作也并非自今日才开始，而是已经进行了若干年。中国对外援助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的提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可避免地与“一带一路”这一长期的宏大倡议联系在一起。
　　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在第八部分“推动实现共同发展”中，白皮书单列了“加大发展援助”一项，指出：“2008年以来，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吸收最不发达国家约23%的产品出口。为进一步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符合条件国家的特定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白皮书还重申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所宣布的举措，即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
　　人们已经体认到，中国的对外援助在过去二十年里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援助国，这一事实像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引发了世界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主要来自西方的似是而非的批评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却是不发达国家的肯定和称赞。这一现象本身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发展研究议题。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我们的这项研究立项于2013年，项目批准号为13YJAGJW006。当时，我们感觉这一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得日益重要，因而值得为之投入时间和精力开展研究，作为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
　　由于各项工作头绪纷繁，我们的研究工作有所延宕，但终得完成。本书是由我和旅美学者刘慧华博士共同完成的。人所共知，任何研究工作都不会是轻松的，但入其门径之后又常有一种得窥堂奥的愉悦。我们从过往的文献中爬梳出各种材料，从而理清脉络，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2017年2月，我访问了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有关人士面对面地交换意见，从而加深了对援助相关问题以及中国与经合组织对话的理解。
　　在这项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有不少人士以不同方式为研究的完成提供了帮助。徐九仙参加了最初的讨论和项目的申报。郭小琴作为研究助理出了不少力并提供了第七章初稿。潘亚玲和马斌贡献了有益的看法。张海冰在世界经济和发展援助研究领域有多年的积累，她的工作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共生思想得益于同金应忠、苏长和、袁胜育等学者的讨论。张生、靳宁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协助。在此，我们一并表达谢意。


　　任晓
　　2017年3月2日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刘慧华，旅美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附属研究学者。

序
第一章 21世纪国际政治新常态与对外援助
第二章 对外援助的功能、类型和动因
第三章 对外援助的条件和效果
第四章 中国对外援助1.0版
第五章 改革年代的中国对外援助
第六章 21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援助（I）
第七章 21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援助（II）
第八章 从对外援助到共生发展
参考文献

　　已经有各种事实能够证明中国路径可称卓越的成效。2017年2月，日本《选择》月刊刊文称，“非洲经济奇迹般成长与中国息息相关”，并指出一个事实，即非洲大陆不断涌现出经济增长速度令人瞠目结舌的国家。这些国家直到不久前还因内战和大屠杀等问题而成为谈资。非洲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都有相通之处，首要的是政治稳定。另一个相通之处是得到了中国的助力。 中国在非洲实行的不干涉内政的商业政策为非洲人带来了数十万的就业机会，为众多非洲年轻创业者提供帮助，改善了非洲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因此理应受到称赞。
　　与此相反，若不是共同发展，或发展失衡，可能带来种种世界乱象及不和谐。各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当今的世界是全球化了的世界，一国难以独善其身，发达国家也一样，难以置身事外。早在1980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即勃兰特委员会）就已指出：“如果拥有数亿人口的南方广大地区被剥夺了取得进步的任何真正前景，并且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整个世界就不能在和平中生活，甚至北方也不能无限期第繁荣下去。”多年过去了，似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年后，世界上出现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和难民潮。难民汹涌而来，来自阿富汗、来自叙利亚、来自利比亚等等，他们潮水般地或越过地中海，或进入土耳其、东欧进而至西欧，全球难民和移民数量之多、增长之快，为数十年来所未见。根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克里2016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发言，一场全球人道主义危机——在一些地方甚至是人道主义灾难——正在发生，估计有65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2100多万人为求生计或安全而跨越国界流落到国外。
　　难民的汹涌而至，给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相关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问题，给暴力恐怖主义带来可乘之机。世人已经看到了在法国、德国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以及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等等，或多或少都跟难民移民问题或叙利亚战乱有关。而究其实，冲突战乱、贫穷落后是产生难民的主要根源，帮助消弭这些国家的冲突战乱和贫穷落后是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责任。这固然是出于人类良知的要求，也因为各国相互间的连带使然。国际间的正面溢出可造成共同发展，负面溢出则可造成连带损害、伤害甚至打击、破坏。迅猛扑来的国际难民或移民足以证明这种相互性和连带性。
　　反之，如果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如果各国都能保持和平安定，百姓虽不富足但生活无虞，便不大可能背井离乡，也便不大可能有难民危机。这就是问题的共生性。中国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问题的探索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材料。一方面，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和地区所提供的发展理论和处方，而是探索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自己“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外援助理论体系”。这一状况呼唤中国的对外援助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