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坠简》考论_蔡渊迪著_9787547513521

《流沙坠简》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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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博士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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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2015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共分九章。本书选取在简帛学及广义的敦煌学领域的《流沙坠简》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近代学术史的广阔背景下，充分挖掘现存资料，尤其是罗、王间的通信，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该书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在很多关键性的细节或存有误解之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序

　　渊迪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他请我给他的第一部着作写序。作爲老师，最高兴的莫过於学生有成果出版发表，这个任务自然是乐於接受的。接受了任务，自然就要完成它，但写点什麽呢？给学生的着作写的序，主要就是两点，一是回忆这些年师生交流的点滴，再是夸赞学生成果的优秀。我是靠孔子吃饭的，自然记得夫子的教诲：吾从衆。

　　渊迪2006年本科毕业於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由於他有书法方面的特长，毕业後到海宁市徐邦达艺术馆工作，主要负责馆内《心远》杂志的编辑。2008年9月进入古籍所从我研学，攻读硕士学位。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以敦煌经典书法（名家作品或是能进入名家谱系的书法作品）研究作爲硕士论文选题。渊迪爱好书法与古典诗文，又经过四年法学薰陶，不仅有文学人的感悟，也具有法律人的思辨，加上学习又异常刻苦，几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很快就写出了优秀的论文。2009年5月31日，他的第一篇论文《敦煌本〈笔势论〉残卷研究》的初稿就发到了我的电子邮箱。经过两次修改，6月12日定稿投寄《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就刊出了，这距他接触敦煌学研究仅仅过了九个月时间。我於2008年起主持“敦煌子部文献汇辑集校”项目，而渊迪正好长於书法艺术，於是把子部艺术类部分写卷的整理工作交给了他，这篇文章可以説是他的第一个副産品。

　　2010年5月1日，渊迪完成了《敦煌经典书法写卷与相关习字研究》的硕士论文，5月31日通过答辩。这篇论文对敦煌经典书法作了集成性的研究，将其分爲敦煌经典书法写本、敦煌经典书法拓本、敦煌经典书法习字三类，并对每件作品作了详尽的叙録，对以後敦煌书法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获得了评审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赞扬。接着《关於敦煌本十七帖临本的几个问题》（提交2010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百年敦煌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俄藏残本索靖〈月仪帖〉之缀合及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011年）、《杏雨书屋藏敦煌舞谱卷校録并研究》（《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等论文相继发表在敦煌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上。渊迪2011年获得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设立的“敦煌奬学金”一等奬，并作爲获奬学生代表上台领奬。

　　2010年5月，渊迪以高分考取古籍所博士生，跟随我继续研习敦煌学。渊迪偏好文史之学，而不甚喜传统小学，故提出以“中国早期敦煌学史论”作爲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很快，渊迪的早期敦煌学史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伯编敦煌文献目録罗译本考》得到国际着名敦煌学家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的首肯，发表在他主编的《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6号（2012年3月）上。伯希和编有《伯希和敦煌收集品目録》（CataloguedelaCollectionPelliot,FondsdesmanuscriptschinoisdeTouen-houang,2001－3511,4500－4521），用法文撰就，有罗福苌和陆翔的两个中译本。罗译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译出，而陆译本则在三十年代译出，罗译本简略而陆译本详备，故在中国学界，通行陆译本，而罗译本则很少被人关注。该文考定罗译本所依据的伯希和目録并非伯希和的法文原本，而是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於1912年抄译的日文本，但伯希和的编目工作直到1920年才结束，伯希和对此草目应该会有一些修订。而陆译本是留学法国的张凤於1922年至1924年间从法文原目抄回交给陆翔翻译的，这就是陆译本详备而罗译本简略的主要原因。接着论文对罗译本与陆译本作了详细的对勘，发现有不少地方可以用罗译本补正陆译本，説明罗译本虽然简略且编号又少於陆译本，但在伯希和草目原本没有正式出版的今天，罗译本仍不可偏废。该文提醒我们，在对敦煌写卷的编号、定名进行学术史回顾时，不能回避罗译本，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抉发敦煌学史上第一部法藏文献的目録———伯希和草目的学术价值。该文条分缕析，细心爬梳，考订精详，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解决了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渊迪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将早期敦煌学史置於近现代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的范畴内综合考虑，而且又有优秀的前期成果发表，其学位论文获得了学校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我当时在申请书上的“指导教师意见”一栏是这样表述的：

　　蔡渊迪读书细心而求甚解，善於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他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就已经敏鋭地感觉到早期敦煌学史中存在的诸多未解问题，当时他就与我探讨过他的想法。我鼓励他继续就此问题进行思考，因而他把博士期间的课题确定爲早期敦煌学史的研究。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後，蔡君閲读了大量民国时期的着作、日记，并把民国学术情况放在当时整个国际学术背景下进行观照，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这是一个金点子，一个了不起的想法。蔡君的课题，不仅具有国际视野，而且具有历史观念，中外数万里，上下数百年，相关资料汗牛充栋，而收集资料又艰辛异常。该课题不仅需要宏观的视野，还需有细致的考据，可以説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呈现，思辨与考据的有机结合。

　　2014年上半年，渊迪获得“浙江大学研究生对外交流项目”的资助，前往台湾大学访学。台湾大学丰富的藏书，给渊迪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台湾学者的研究方法与国际视野，也给渊迪很多启发。从台湾回来後，他陆续写出了《〈流沙坠简〉引用金石文献考》、《罗振玉信札中的敦煌学史料》、《布新传古———〈雪堂校刊群书叙録〉所见罗振玉的学术自觉》、《〈伯目〉两种中译合论》等论文。2015年3月20日，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流沙坠简〉考论》。因当时我正好去山东大学参加“儒学文献整理研究高端论坛”，直到23日晚上才回杭，所以留给我看论文的时间只有两天了。两天时间里，我仔细閲读了全文，除了一些表述和格式的问题，对论文内容基本提不出什麽意见。一方面应该是由於我对这一问题平时没有什麽关注，所知不多，但主要还是文章的质量高，这从以後诸位评审专家的评语可知。论文评审的五位专家一致认爲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博士论文，给予了全优的评定。

　　《流沙坠简》是罗振玉、王国维合着的关於西北出土简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简牍学方面的第一部着作，在简牍学史、近代学术史领域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前贤对此书的内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已有诸多论述。渊迪的论文别出机杼，将《流沙坠简》一书置於近代学术史背景下探讨它在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选题具有前沿性、独创性。

　　因爲这是专门研究《流沙坠简》的论文，所以厘清该书的版本问题是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石。《流沙坠简》有1914年初版本、1934年修订再版本，但这个再版本是王国维自沉七年以後出版的，并非王国维亲自修订，所以存在很多问题，但却鲜有人注意并提及。论文将再版本与初版本以及《流沙坠简补遗考释》、《观堂集林》详细比勘，证实再版本非王国维手订，而是後人将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初版本上作的批注不加裁翦、不加润色地插入《流沙坠简》考释的正文而成的，故常有凿枘不通之处。文章不仅疏通了《流沙坠简》一书的文本演变脉络，而且指出了初版与再版本各自的优劣，爲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五章“版本考”、第六章“修订考”两章的篇幅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强，是全文的重心所在，资料翔实，立论清晰，逻辑严密，考证精细，显示出渊迪具有古代史方面的良好基础与扎实的文献学功底。

　　总体上来看，该文在以下几方面具有创新性：

　　一、论证《流沙坠简》是近代国学的先驱。

　　二、《流沙坠简》在王国维本人学术生涯中産生的重要意义。

　　三、对《流沙坠简》成书史料及各版本间关系的考订，从文献学角度厘清

　　了此书的版本源流、史料来源、文本校勘、学术影响诸方面问题。

　　四、通过对罗王往来书信及《屯戍丛残考释》中相关内容的考察，证明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纠正了过去学界存在的偏见。

　　《〈流沙坠简〉考论》一文获得了2016年浙江大学第三届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奬，现在又被选入《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博士丛书》，将在中西书局出版，説明渊迪的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流沙坠简〉考论》所研究的仅仅是一本书，只是渊迪早期敦煌学史论研究方向中的一只麟角而已，可见这个研究领域是一座藴藏着无穷资源的富矿，就待有识之士前往开发了。

　　我们每一个人来世上作客一遭，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必然性。既然如此，总得给招待你吃喝的地球主人送点礼物，才不负做客之道。作爲读书人，最好的礼物自然是着书立説。虽然吾等中人之才，写不出留传万古的着作，立不了辉耀千载的学説，但竭己所能，作几篇言之有物的文章，写两部有一孔之见的着作，还是可以努力的。外面的世界纷扰扰熙熙攘攘，总是有一些事物影响我们的心绪，牵扯我们的精力。希望渊迪能尽量不爲外物所扰，发挥自己的才智，在这个领域继续深挖，写出更多更精彩的好书。

　　许建平

　　2017年12月於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在简牍学领域，《流沙坠简》可以説是开山奠基之作。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了沙畹的考释着作，但无论从具体知识创获的广博、精深程度，还是从研究风格、方式的示范性（即所谓“范式”，paradigm，或译“典范”）而言，《坠简》一书皆远迈沙氏着作，成爲简牍学领域的不祧之祖。这一点早成爲简牍学界的共识。它对於一些具体事物的考证研究至今仍然站得住脚，成爲人们从事相关研究的“再出发点”。比如王国维《流沙坠简》前後二序中对於汉代长城西段以及效谷县方位道里之考证，即全部被今日通行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所采纳。有些具体的研究也许已被修正或超越，但它所涉及的话题，或者説所提出的问题，长期以来是简牍学界或秦汉史学界的重要议题，比如汉代官文书制度、烽燧制度、边塞戍役情状等。

　　而本章要着重揭示的则是《坠简》一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也就是説，跨出简牍学的范围，以学术史的眼光重新去审量《坠简》一书的价值和意义。

　　将《坠简》置入近三百年学术发展以及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脉络，它於具体知识创获之外的特出性也就能体现出来了。这种特出性主要是近代性。也就是説，《坠简》具备了近代学术的重要品格。这种学术品格上的近代性表现主要反映在王国维分撰的《屯戍丛残考释》部分。

　　凡论述《坠简》者，多同意王国维分撰的部分最爲重要。然而，所着眼者多在於其具体知识创获之丰厚，而对於那些隐蔽在具体知识创获背後的特殊方法，以及由此所呈现出的总体学术风格的新颖性方面却似乎缺乏体贴与领会。而恰恰是这些，在笔者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正因爲有了这些特质，才使得《坠简》可以跃出简牍学的领域，进而成爲更具普遍意义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着。本章即试图对这些特质作一深入的挖掘和充分的发挥。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尽管“近代性”或“现代性”这一语汇在其原始的理论语境中颇隐藏着价值判断———“近代”或“现代”即意味着文明的、好的，相对应的“古代”或“前近代”即意味着蒙昧的、不好的。但是，此处在使用这一语汇时却不愿将这种暗含的价值倾向夹带於其中。也就是説，笔者未必认同“近代的”、“现代的”就是好的，“古代的”或者説“前近代的”就是不好的。而之所以使用这一语汇，看中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跟当下现实的亲缘性：“近代的”或者説“现代的”东西与当下现实有直接的关系，“古代的”或者“前近代的”则与当下现实的关系就不那麽密切和直接了。追寻“近代性”或“现代性”的来源，有助於我们对当下各种现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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