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拥有连接欧亚两洲*优良的天然港口，故而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如此，1453年，它成为继拜占庭帝国之后的奥斯曼帝国或曰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其重要地位至今仍丝毫不减当年。写作本书时，我曾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每天都可见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其中许多艘巨型油轮或者集装箱船来自中国，正在出入黑海。在伊斯坦布尔，从拜占庭帝国于6世纪兴建的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土耳其苏丹修建的宏伟清真寺，帝国雄风的遗迹随处可见。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笼罩着现代世界的幽灵。尽管它在“一战”后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它之前控制的辽阔区域却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从14世纪开始，它以今日土耳其西北部的布尔萨地区为基地，迅速扩张成一个世界帝国，囊括了从大西洋的摩洛哥海岸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从当今的奥地利—匈牙利边界到也门甚至埃塞俄比亚的广阔区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的霸主地位被沙俄取代；19世纪，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分裂为一系列民族国家，其中以希腊*为著名；到了20世纪，它又失去了阿拉伯地区。自此之后，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便向世界呈现了一系列难题，以至有些人颇为缅怀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耀。
1916年，那位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人曾付出艰辛的努力，带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尽管当时的外国人都那样称呼奥斯曼人，但是他们自己只在后来才开始使用这个称呼。1919年英国控制伊拉克后，劳伦斯俯视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思忖为何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多达10万人，并装备坦克、飞机以及毒气等武器，这个地区依然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血腥冲突之中。相比之下，在土耳其控制的巴士拉、摩苏尔以及基尔库克这3个伊拉克省份，虽然只有1.4万名从当地招募的维稳人员，且每年仅处决90人，却依然能够维持这些地区的和平。这种疑惑同样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英国曾经耗尽30年的时间，试图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但是*终只得撒手不管，将其交由联合国处置。巴尔干半岛（或者高加索地区）则展现了这个谜题的另一种版本。奥斯曼帝国维持了和平，或者说其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各种问题，这与英属印度的情况颇具相似之处。尽管190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曾认为英国能够“永远”保留这一殖民地，但英属印度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
英属印度以分裂告终，并导致了巴基斯坦的诞生。由于孟加拉国后来也寻求独立，巴基斯坦最终也惨遭分裂。根据阿富汗地区形势的发展，就算巴基斯坦再次解体，世人也不会过于吃惊。这便引发了一个关于现代土耳其的核心议题。在现代，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记录并非没有瑕疵。我们没有必要追溯至年轻的土耳其中亚史学家哈桑·阿里·卡拉萨尔（Hasan Ali Karasar）所论述的那样遥远的时代，并抛出“伊斯兰教、政治、经济：择其两者”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奥斯曼帝国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继承其衣钵的土耳其共和国进行认真研究，奥斯曼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伊斯兰教？或者反过来说，奥斯曼人在不重视伊斯兰教的时候是不是更成功呢？
土耳其共和派分子坚决认为应该实施政教分离，并将伊斯兰教视为发展的巨大阻力。当共和派分子在1923年建立共和国之时，他们效仿的是法国。早在1905年，法国就已实现政教分离。当时，在刺刀的逼迫下，法国国内的修女被迫离开了女修道院。天主教会曾一致错误地赞同对所谓的犹太间谍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进行迫害，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法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反教权主义传统，坚定的共和派分子辩称天主教应该为法国地位的下降以及被英德赶超负责。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持同样的观点。现在，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如果要寻找一位患难知己，则非西班牙莫属：西班牙曾经是拥有700年伊斯兰教历史的世界帝国，后来成为实行军事独裁的民族国家，而且这段历史距今并不久远。土耳其并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爆发惨烈的内战，但是它在“一战”中的悲惨遭遇则使其与西班牙同病相怜。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充满敌意。1924年，数百名奥斯曼帝国王室成员被驱逐出境，每人仅获得2000美元的补偿，这些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允许回国。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作品中有一句话，暗指一些人将历史看作一只刚刚孵化出的小鸡，仅能看到它自己的些许蛋壳。但共和派毕竟赢得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这是土耳其人历经千辛万苦，自17世纪以来取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奥斯曼帝国苏丹与英属印度的阿加汗（Aga Khan）一样，希望与西方强国，特别是英国达成妥协。土耳其共和派分子遂将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其他旧帝国体制一并废除。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博物馆，伊斯兰主义者被无情地驱逐，而代替他们的则是从希特勒魔爪下逃出的众多难民—本书正是以此为开篇。
土耳其共和国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时，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堪比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在我写作本书时，两个世界级的工程项目已经在土耳其破土动工。第一个工程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底部修建隧道，运行由安卡拉驶往欧洲的快速列车。相比于这一工程，第二个工程甚至更加宏伟。除了个别区域，土耳其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落后状态。现在，土耳其开始在古老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大型水坝，这不仅便于灌溉和发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主要为库尔德人居住区）所呈现的崭新的繁荣态势，使得该地区与其东部和南部的邻居卓然不同。但是，土耳其共和国遇到了困扰所有启蒙运动的难题：得鱼忘筌。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在宗教上更加保守的安纳托利亚人取代，土耳其人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诸多疑问。
如果你是土耳其人，那么你需要探寻自己的归属到底是古老的当地突厥传统、波斯、拜占庭，还是伊斯兰或者某个伊斯兰教派，又或者是自觉的西化。土耳其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的艰辛历程，将这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而土耳其在此辩论进程中还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相当繁荣（在经济层面，土耳其已超过欧盟的前共产主义成员国，而且又一次与西班牙的情况类似，已经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土耳其共和国的早期领袖是彻头彻尾的西化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中，决心消除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动辄以蒙昧主义的借口随心所欲地打击伊斯兰教。但是，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土耳其各地区日益繁荣，安纳托利亚地区沉睡的城镇也在逐渐苏醒。这些地区的政治取向是宗教性的，而目前治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府经常以欧洲的基督教民主为榜样，这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憎恶。如今的土耳其民众极其珍视其充满荣耀的历史，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知之甚多。
这并非是一位旁观者的评论，而且我也一直在极力避免这种状况，但是我仍想说现代土耳其正在拙劣地效仿类似于19世纪晚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t II，1876—1909年在位）所进行的变革。当然，我并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如今，人们正在重新审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位历史人物。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奥斯曼帝国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但是它仍以宗教立国（至少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在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变革，在缔造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也从此崛起。但是，专业知识分子阶层和军队却反过来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有关于此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
我希望在上文中列举的6种归属已经融入今日土耳其的形成过程之中。对于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人来说，它们也是不尽相同的，我的诸位土耳其好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使我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以致谢意，但他们会理解的。我只能说自己非常喜欢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特别是在本科生部，而且多年来，我依然与一些已毕业的学生保持着往来。我的土耳其语也有所长进，虽然许多出租车司机听到我带着苏格兰口音的土耳其语时，常常会困惑地大摇其头。我依然记得每周在海峡大学举办欧洲历史讲座的经历，并对此怀有特殊的情感。很荣幸，我以前在海峡大学的两名学生一一目前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的哈桑．阿里．卡拉萨尔以及在剑桥大学彼得学院任教的穆拉特．希维劳古鲁(Murat Siviloglu)，他们-9资深士耳其历史专家安德鲁．曼戈(Andrew Mango)一起批阅了我的手稿。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的法赫里．迪克卡亚(Fahri Dikkaya)是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他在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方面给我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使我避免得出一些武断的结论。如果文中出现了纰漏之处，也可能是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后，我还要感谢Thames&Hudson出版社极其高效的出版团队，以及我的出版代理卡洛琳·米歇尔(Caroline Michel)，她负责组织了本书的出版工作，我从中受益良多。

文摘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拥有连接欧亚两洲最优良的天然港口，故而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如此，1453年，它成为继拜占庭帝国之后的奥斯曼帝国或曰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其重要地位至今仍丝毫不减当年。写作本书时，我曾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每天都可见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其中许多艘巨型油轮或者集装箱船来自中国，正在出入黑海。在伊斯坦布尔，从拜占庭帝国于6世纪兴建的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土耳其苏丹修建的宏伟清真寺，帝国雄风的遗迹随处可见。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笼罩着现代世界的幽灵。尽管它在“一战”后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它之前控制的辽阔区域却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从14世纪开始，它以今日土耳其西北部的布尔萨地区为基地，迅速扩张成一个世界帝国，囊括了从大西洋的摩洛哥海岸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从当今的奥地利—匈牙利边界到也门甚至埃塞俄比亚的广阔区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的霸主地位被沙俄取代；19世纪，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分裂为一系列民族国家，其中以希腊最为著名；到了20世纪，它又失去了阿拉伯地区。自此之后，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便向世界呈现了一系列难题，以至有些人颇为缅怀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耀。
1916年，那位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人曾付出艰辛的努力，带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尽管当时的外国人都那样称呼奥斯曼人，但是他们自己只在后来才开始使用这个称呼。1919年英国控制伊拉克后，劳伦斯俯视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思忖为何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多达10万人，并装备坦克、飞机以及毒气等武器，这个地区依然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血腥冲突之中。相比之下，在土耳其控制的巴士拉、摩苏尔以及基尔库克这3个伊拉克省份，虽然只有1.4万名从当地招募的维稳人员，且每年仅处决90人，却依然能够维持这些地区的和平。这种疑惑同样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英国曾经耗尽30年的时间，试图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但是最终只得撒手不管，将其交由联合国处置。巴尔干半岛（或者高加索地区）则展现了这个谜题的另一种版本。奥斯曼帝国维持了和平，或者说其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各种问题，这与英属印度的情况颇具相似之处。尽管190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曾认为英国能够“永远”保留这一殖民地，但英属印度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
英属印度以分裂告终，并导致了巴基斯坦的诞生。由于孟加拉国后来也寻求独立，巴基斯坦最终也惨遭分裂。根据阿富汗地区形势的发展，就算巴基斯坦再次解体，世人也不会过于吃惊。这便引发了一个关于现代土耳其的核心议题。在现代，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记录并非没有瑕疵。我们没有必要追溯至年轻的土耳其中亚史学家哈桑·阿里·卡拉萨尔（Hasan Ali Karasar）所论述的那样遥远的时代，并抛出“伊斯兰教、政治、经济：择其两者”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奥斯曼帝国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继承其衣钵的土耳其共和国进行认真研究，奥斯曼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伊斯兰教？或者反过来说，奥斯曼人在不重视伊斯兰教的时候是不是更成功呢？
土耳其共和派分子坚决认为应该实施政教分离，并将伊斯兰教视为发展的巨大阻力。当共和派分子在1923年建立共和国之时，他们效仿的是法国。早在1905年，法国就已实现政教分离。当时，在刺刀的逼迫下，法国国内的修女被迫离开了女修道院。天主教会曾一致错误地赞同对所谓的犹太间谍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进行迫害，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法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反教权主义传统，坚定的共和派分子辩称天主教应该为法国地位的下降以及被英德赶超负责。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持同样的观点。现在，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如果要寻找一位患难知己，则非西班牙莫属：西班牙曾经是拥有700年伊斯兰教历史的世界帝国，后来成为实行军事独裁的民族国家，而且这段历史距今并不久远。土耳其并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爆发惨烈的内战，但是它在“一战”中的悲惨遭遇则使其与西班牙同病相怜。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充满敌意。1924年，数百名奥斯曼帝国王室成员被驱逐出境，每人仅获得2000美元的补偿，这些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允许回国。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作品中有一句话，暗指一些人将历史看作一只刚刚孵化出的小鸡，仅能看到它自己的些许蛋壳。但共和派毕竟赢得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这是土耳其人历经千辛万苦，自17世纪以来取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奥斯曼帝国苏丹与英属印度的阿加汗（Aga Khan）一样，希望与西方强国，特别是英国达成妥协。土耳其共和派分子遂将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其他旧帝国体制一并废除。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博物馆，伊斯兰主义者被无情地驱逐，而代替他们的则是从希特勒魔爪下逃出的众多难民—本书正是以此为开篇。
土耳其共和国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时，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堪比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在我写作本书时，两个世界级的工程项目已经在土耳其破土动工。第一个工程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底部修建隧道，运行由安卡拉驶往欧洲的快速列车。相比于这一工程，第二个工程甚至更加宏伟。除了个别区域，土耳其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落后状态。现在，土耳其开始在古老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大型水坝，这不仅便于灌溉和发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主要为库尔德人居住区）所呈现的崭新的繁荣态势，使得该地区与其东部和南部的邻居卓然不同。但是，土耳其共和国遇到了困扰所有启蒙运动的难题：得鱼忘筌。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在宗教上更加保守的安纳托利亚人取代，土耳其人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诸多疑问。
如果你是土耳其人，那么你需要探寻自己的归属到底是古老的当地突厥传统、波斯、拜占庭，还是伊斯兰或者某个伊斯兰教派，又或者是自觉的西化。土耳其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的艰辛历程，将这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而土耳其在此辩论进程中还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相当繁荣（在经济层面，土耳其已超过欧盟的前共产主义成员国，而且又一次与西班牙的情况类似，已经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土耳其共和国的早期领袖是彻头彻尾的西化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中，决心消除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动辄以蒙昧主义的借口随心所欲地打击伊斯兰教。但是，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土耳其各地区日益繁荣，安纳托利亚地区沉睡的城镇也在逐渐苏醒。这些地区的政治取向是宗教性的，而目前治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府经常以欧洲的基督教民主为榜样，这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憎恶。如今的土耳其民众极其珍视其充满荣耀的历史，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知之甚多。
这并非是一位旁观者的评论，而且我也一直在极力避免这种状况，但是我仍想说现代土耳其正在拙劣地效仿类似于19世纪晚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t II，1876—1909年在位）所进行的变革。当然，我并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如今，人们正在重新审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位历史人物。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奥斯曼帝国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但是它仍以宗教立国（至少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在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变革，在缔造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也从此崛起。但是，专业知识分子阶层和军队却反过来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有关于此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