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经济史_罗章龙著_9787566710307

中国国民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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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经济史》远溯上古，详徵历代，止于清末，将数千年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熔铸为一部民生国计的“总传记”。首先总论中国经济进程的大势：春秋战国以前为原始经济、封建经济向国民经济的过渡时代，秦汉进入初期国民经济阶段，三国南北朝为经济逆潮时代，隋唐为帝国经济再建时代，五代宋元为经济均衡互变时代，明清为帝国经济之殿军；同时，分述众多经济领域的演进，包含经济技术、政训统一与民族创化、人口数量增殖与品质，各项改良、精进、所存优势等等，引经据典，编制表格，纵横交错地展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

　国民经济史者，国民物质生活的记录；易词言之，民生国计的总传记也。
　　吾人当前之经济制度，盖由于过去累代经济制度有秩序地演化而成，故论究民族经济盛衰与国运隆替者必于国民经济史觇之。
　　旷观世界诸国的经济循环与发展（Wirtschaftliche Kreislouf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恒有共同之运动规律可循，此即世界经济之共性，其义至为通俗，毋庸解释。顾治国民经济史者必须更进一步辨别本民族经济之特质。因大地各邦经济演化，既非一种剧本，又非一人导演，故其经济进程之连续形式，及其时期的先后，速度的疾徐，变征之强弱，彼此之间互有异同，大抵各凭民族的智慧与毅力而创导其自己之道路。故研究斯学者必须于上列诸点怀有真知灼见，然后方能进而明辨一国经济进程之深邃构造及有机联锁，并由此而省识其真实蕴意与评价之所在。
　　尝闻诸柏林大学蒲莱西（Preysig）教授云：欧洲经济史之特征，即希腊罗马经济发达之阶段与日耳曼诸民族经济发达之阶段先后平行。蒲氏之说，大体不谬。反观吾国建国，若与并世诸大邦较，其最显著之点，则为经济先进，历史悠久，且具有更广泛之经济因素（自然与劳动等），更绵延之民族创化，故其经济运行不息。纵世运偶有升降，经济暂失正常，然究其归宿，错综万态，融会贯通，往往自动调节，复获均衡，陶铸一体，了无中断之痕。此中心事实乃为吾国国民经济史之第一表征。
　　抑更有进者，当公元7世纪以还，正吾国隋唐帝国经济再建之后，而在欧洲方面，则因日耳曼人大迁徙，发生经济逆流。11世纪后，诸侯力政，市府代兴，经济分列，延亘四百年之久。迄15、16世纪间，虽改建较为进步之国民经济（首先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荷兰成立统一国家，继起者为德意志与意大利之统一，由是城市经济结束，国民经济代兴）。但对于全欧罗巴言，此等国家宁可视为旧领域经济（Territorial Wirtschaft）之扩大。因此，洲域之内，民族繁峙，国土分列，关税对垒，经济敌视，邦国间发展强烈的竞争，其结果遂激发以海外贸易致国于富强之重商主义。迨重商制度完成，列国实现政治改革，产业革命因缘勃兴，而近代欧洲急进之经济程序实导源于此。
　　在此千百年岁月之中，雄踞亚洲大陆最大帝国之中国，自隋唐迄于有清中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弥纶东土，巍然君临于诸邦之上。此伟大帝国之长期工作，主要在维护帝国经济之统一，深入本部与四裔的开发，继续融合异民族，而填平其经济的鸿沟。其显著之成就，如对南则开发江汉以南之钱塘江、闽江、赣江、湘江、珠江、黔江、川江、金沙江、澜沧江等流域及近海岛屿，对西及北则开发长城以外之满洲、内蒙、陇右、新疆等地带，由是满、蒙、回、藏、苗、瑶诸族悉归教化。综此帝国经济扩展工作之繁重程序，几与全部欧洲之开发相埒。
　　大陆帝国经济既悉其全力从事本国广度与深度之开发，其民族活动范围究不免为自然的疆界与历史的疆界所限，且在此繁重工作进程之中，其所支付之时间与物质的代价亦极堪重视。
　　因此，当18世纪以还，欧洲商工业革命潮流澎湃东来之际，中国经济乃渐呈相对的落后。高期国民经济之未能率先完成于中国，诚非偶然。
　　以上所综论之要点，可视为东亚经济与西欧经济所以分歧之重要标志，即此可以窥测中国经济进程之特殊背景。本书之作，即依此背景而心证之。故书中关于经济阶段之划期，历史记录之有机的联锁，静态与动态经济之综合辩证，凡所立义，务求密合于经济科学之历史法度。庶几吾先民在经济史上自我创意之光辉奋斗，与艰难缔造之民族典型，得失昭垂，放乎四海，历百世而不惑，斯即本书应有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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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经济史》：
　　中国民族创化运行肇始于虞夏之前。殷周以还，民族大运由分而合，由繁而简，由浑而清，经过春秋战国之冶炼磨砻而民族化成之伟功初步实现。在此千六百余年中经济史上显示一大开阖局面，此即封建王国经济之成与毁。
　　殷周二代之封建王国经济置于封君政治与公田农业相互平行基础之上，其特性和平而分列，自给而自足，对于当代需要言，确属一种良好的经济秩序，而克达成其历史所赋予之任务，但此种经济秩序经时阅代，历久弊生，事穷则变，理之常然，迄于战国，遂酿革故鼎新之运动。
　　封建王国经济之改弦更张，其作势甚远，其范围极广，而其进度以渐。若揭橥其重点，在经济方面则有铁生产之激增与广泛应用，公田制之变革，工商业之勃兴，货币与信用之发达等。此诸变动足令封君对于土地之垄断权动摇失坠，因而连带摧毁其一般经济上之优越地位。
　　同时在政治方面直接促成封建王国经济之中落者，厥为王室积弱与大国诸侯之长期战争。溯西周之初，王权颇盛，然自厉王为虐，乃为贵族共伯和所逐，平王东迁以后诸弟争立，王位争夺，至敬王时始止。春秋之时，霸者迭兴，王室与诸侯间之权力关系消息盈虚，情况甚为复杂。盖一方面诸侯力政，渐离周室，然在原则上尚严宗法，守封邑，扶弱抑强，崇信执义，攘斥夷敌，冀戴天子，共谋中国安宁，故各国霸者主盟期内之百三十年间（齐桓霸业自周庄王十二年至周襄王七年，凡四十年。晋霸业自周襄王十年至周灵王二十年，约九十年。楚霸业自周定王元年至其末年约二十年）。封建经济于俶扰动荡之中，尚保持相对的稳定，故中国经济在此期内亦多所激发与进步。
　　另方面霸主之权势既炽，王室之地位益卑，由是诸侯原定之种种义务多未克严格遵行。如周襄王十五年天子与郑国间之争执，郑伯大败王师（《国语·周语》及《左传》桓公五年）；敬王蒙尘于外前后历四年之久（自元年至四年，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及《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而自东周以来，大国诸侯自由扩充军备（见前第三篇第十二章王国财政第六节徭役之军役项下）之不足，更僭称王号，以凌越周室（如周平王三十一年楚武王自立为王，简王元年吴子寿梦自立为王，元王时越称王，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称王，十七年齐威王称王，三十一年秦称王，均见《史记·吴越齐楚诸世家》）。至赧王时，周分东西，愈趋式微，天子且失其王号，由是王国名实俱亡，后卒为秦所灭（周赧王纪年止于五十九年，次年为秦昭王五十二年取西周王，经七年秦庄王元年取东周，周亡）。
　　王室积弱往而不返，其影响固益速王国经济全部制度之崩毁。若更从诸侯之国一究其类似之演变，则其结果亦正复相同，盖自春秋初期以来，诸侯上对王室固然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而诸侯之政亦多在卿大夫。如：鲁之三家，晋之六卿，郑之七穆，宋之华、乐、皇、向诸族，齐之崔、庆、国、高诸族.均世掌政柄（大夫操掌政柄，或取分职形式。如鲁之季孙，世为正卿，而叔孙氏则世为行人是。或取轮流形式，如晋自苟林父以后，士会、郤克、栾书、韩厥、智莹、荀偃、士丐、赵武、韩起、魏舒、范鞅、赵鞅，均以年辈轮流执政。郑自公子归生以降，子良、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产、子大叔，则以兄弟叔侄顺次递升而执政柄）。此诸大夫专政在封君政治纪律整饬之时，尚未足以构成大乱，致制度发生变革。及封君式微，诸侯之政柄下移，寝久而放逐弑杀之事遂成风尚。观于春秋书弑君者凡十一，其纪国人放逐废弑其上之事尤夥（《论语·公冶长》篇云：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日：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日：犹吾大夫崔子也。《孟子·梁惠王》篇云：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于此可知原有封建诸侯之序列，由春秋迄于战国已发生重大紊乱，而直接促成此变革者则为诸侯间之长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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