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所汇集的主要案例来自公益项目“小鹰计划”参与者的体会和感悟。“小鹰计划”是从在校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休学一段时间到农村参与实际的建设和改造。这些年轻人的体悟令人震撼和感动，相信我们都能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行动的力量。
前言
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最大的公益
一序
“小鹰计划”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年前这一念头在心中生起时的那份激动。
而今天，从郭宇宽先生采写的这本书中，我很欣喜地看到那份激动正在转换成无数年轻人身上那用之不竭的生命激情。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振奋的呢？
2010年，我们以一场“新公益嘉年华”掀起了一个“社会创新”的热潮，“跨界”“创新”“社会企业”成为津津乐道的热点。这时，早已埋藏在我心中的那个关于“教育”的梦想又渐渐浮上心头。在每一个推动前进的社会浪潮中，“人才”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全面发展是最大的公益”，这是我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友成基金会自创立之初便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和方向。
于是，一个关于“全大指wholepersonality”梦想，关于打造一个“无围墙的友成大学”的梦想，在一次孟加拉的考察之旅后显现出日渐清晰的轮廓。
很幸运也很感谢，这颗梦想的种子能够吸引来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汤敏先生（时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SaleheddinAhmed博士（时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首席顾问、孟加拉著名私立机构组织的原CEO、BRAC大学的原副校长）、彭壮壮先生（时任麦肯锡公司全球合伙人）及其带领的麦肯锡专业志愿者咨询团队（包括郑荣清女士、傅源女士、石磊先生）等，相继加入这个项目的研发行列。我们考察了孟加拉的BRAC大学、尤努斯中心，研究了诸如美国和平队、为美国而教等多个项目，经过将近60多个日日夜夜的讨论研究，一个关于青年发展的项目“小鹰计划”终于呼之欲出。
2011年，我们开始招募第一届学员。“小鹰计划”得到了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知名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聚集到了“小鹰计划”的旗下。至今我仍然感谢并佩服这群年轻人对这个新生的、名不见经传的项目的信任，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年的青春年华，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土地上充满激情地实践和探索，史琳、朱晓明、冷星火……他们的故事在书中都有所呈现。
我很欣慰，从这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故事中，看到“小鹰计划”的一年对他们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当代的青年需要什么？我们的未来又需要怎样的年轻人？
这是六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课题，我们选择了乡村这个最广袤和丰饶的社会舞台，让他们沉潜、体验、历练，让他们走出象牙塔，跟土地链接，跟现实碰撞，跟自我对话。他们用生命中一年的时间去探索、发现、思考和准备未来。而这样的未来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泥土里开出的真正的理想之花。他们日益成长为自己所希望成就的样貌。无论他们在何种领域从事怎样的工作，他们始终拥有的是一种由心而生的，为世界更美好而努力奋斗的内在驱动力。这正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年轻人，也是所期许的未来的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特质。我相信，“小鹰计划”的一年将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在开创着未来。
六年前，我们播下了种子。六年以来，我们欣然地看到它们开始破土、发芽，这些种子不仅只是成长为树，更日益成为一片树林，一方生态。因为我深知这种子所蕴含的能量是生命的能量，那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始终走向光明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因为我始终坚信“人的全面发展是最大的公益”。
在此，特别感谢郭宇宽先生以拳拳之心编撰这本书，也感谢所有为“小鹰计划”和青年发展贡献心力的同仁和朋友！
最后，向所有的年轻而勇敢的“小鹰”致敬！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
我们不能只有一种维度的精英主义
二序
2011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引起了很多年轻同学的共鸣，支持青年成长的友成基金会，把一次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论坛主题定为“上了哈佛又如何？”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说不敬重哈佛这样的名校，名校当然是精英的俱乐部、知识的殿堂、领导者的摇篮。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学业竞技场，不能成为唯一的精英尺度。有一个网上流传的段子，列举了两组人名：一组是各朝各代的状元，另一组是落地秀才。那些状元知道的人不多，如李白所说：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那组落地秀才倒是有不少名垂青史的豪杰。《南都周刊》有一篇文章评价：“状元与落榜生后来的人生命运，或许又像两种动物，一种是笼中圈养，另一种是外面散养。圈养的状元接受供养，必须要在特定的环境内遵守一定的规则。名气慢慢遮蔽了才华，时间一长，就养成了循规蹈矩的习惯，甚至还会逆来顺受。而散养的落榜生显然生存及适应能力更强，更具有开拓精神。如果李白当了状元，又何来那诗意的浪漫；如果杜甫当了状元，又怎敢深刻地批判？”
我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哈佛，其实不是针对任何名校，而是针对一种基于学业选拔的体制。我主张要对“体制”，特别是对一种强势到对人的观念具有压迫性的体制，怀有警惕。
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名企，进投行或者当公务员，如果这就是所有人都认同的精英的成功人生，人生还有比这更乏味的吗？还有比这对社会更缺乏创造性的吗？
最近两年，我开启了这项课题，和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的同道们一起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除了在千军万马中过独木桥之外，还有另外更加宽阔的道路。
这些年轻同学对社会有情怀，对乡土有感情，对同胞有热爱，但我并不把他们简单地归纳为“献身公益”“无私奉献”的套路。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服务社群的情怀中成就自己，在迷惘的青春中明心见性，在北上广深房价都已经突破十万的年代，坚定自己脚下的道路。我有一个愿望，希望这本书和友成基金的“小鹰计划”使更多这样的年轻人相互了解，知道自己的追求并不孤独。
2011年旧作发表于《南方都市报》：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此处省略三千字)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显自己是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也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这个记忆最能表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不经意地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我很尊敬的一位北大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做报告，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
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脸上都显示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难道今天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们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7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20世纪末，社会风气并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当年改革开放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人都觉得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有不少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过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作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即便如此，还得从助教讲师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中上等收入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生，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让我想起巴西龟。记得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与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
所以，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的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洗衣机、电冰箱及电视机）”的老一代海归流利。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他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你得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并不是只在教授中存在这种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小白鼠一样，是生活在规律中的。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儿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丹青后来才明白，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
郭宇宽
第一部分优秀不在分数高低之间
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便是分数。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便是考一个好成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像哈佛这样梦寐以求的大学，家长们也将自己的梦想全身心地灌注在孩子身上，只有进入哈佛之类的学校，你的未来才会清晰。真的吗？爱迪生早年上学被学校认为低能儿被劝退，后来却成为当今公认的改变世界的科技领袖；李嘉诚初中
辍学依然可以连续两年蝉联富豪榜榜首，成为令人敬仰的商界风云人物。当下的青年如何突围这条以分数来决定命运的时刻？也许下文的故事会对读者有所启发。
【张超】
在乡村享受自由的状态
这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东北姑娘，别人都叫她“超哥”。
大学时作为学生会副主席的她，原本走上的也许是一条循规蹈矩的道路。
然而，一次机缘使她在藏区结识了一名支教大学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于是和公益有了亲密的接触，帮助他人，实现自我，很多年轻人也许觉得苦不堪言的枯燥生活，她却过得很自在。
儿时的“自然”教育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母亲是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被安插到吉林通化，遇到了父亲，就在这里安了家。母亲曾是县里纳税大厂厂长，那时家境相对优越，但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姐姐突然病了，工厂后来也一点点衰落，家庭一度陷入窘境。给儿时的自己带来乐趣的除了田野，还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差不多三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听着电视里播放弹奏钢琴的声音，激动地流泪，仅仅是因为喜欢，便嚷着要学。面对求知的我和生活的负担，母亲权衡着给我做了选择，1999年开始了我的绘画启蒙。
母亲是一个能干的人，她就是那个时代“把机会留给别人”的主旋律中的一个普通缩影——带着六个弟弟妹妹，早早辍学工作，一点一滴担起4上了哈佛又如何？人生的另一种修炼了这么大一个家庭的重担。父母借钱修建的二层小楼里，住满了她的弟弟妹妹。
在这样一个由亲情维系的宽松的大家庭里，我和姐姐、弟弟、妹妹们一同长大。这里允许任何独立的想法，自然成长。而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负责。
工厂生意红火的时候，几乎链接了村里的每一个人。但随着工厂渐渐面临倒闭，这个在现在看来有些乌托邦的乡村工厂社区的凝结点也逐渐被瓦解殆尽。
伴随我成长的亲人们陆陆续续地搬离，我的童年就这样随着工业时代的转型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时至今日，村庄也变为车窗中那幅不断路过，却未曾再有交集的画面。
对世界保持好奇，人生自有多种可能
相比“自然”成长，正统的学习经历无疑在我儿时扮演着制造痛苦的角色。临近入学，母亲把我送到县城最好的小学。但是，没有“见过世面”而显得呆滞无比的我，被老师笑称弱智。几经周折，我还是回到了村里的小学，被“弱智”标签捆绑着度过了艰难的小学时光。
几经曲折地到了高中，为了就读一类大学，我跻身成为千千万万艺考生中的一员。最终以所就读高中建校以来艺考最好成绩，拿到八所高校专业通知书。
因为学费、地域、就业等因素，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了湖北美术学院印刷图形出版方向的专业。就这样，我遇见了锻造我的湖美。
刚进入大学，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和构建城市的概念，在懵懂中，有股穷家小户冲出来，谁都不服的劲头。因为印刷专业高考第一的成绩，一脸疑惑地被任命为班长。自此走上了“有理想、有追求、好青年的正轨”，前前后后取得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头衔。直到成了这个群体中出类拔萃的尖兵，然后被推到90周年校庆——这个在当时的我看来更高的舞台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感情的坎坷、工作的冲击让我领到了医院的一纸鉴定，我不幸患上了轻度抑郁。此后，自我救赎的过程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试图寻找出路的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程。为了兑现当年的诺言，我拿着写生时同学们给当地村民们拍的照片，去了当时已经发生泥石流灾害的舟曲。看着眼前堵塞的白龙江滚着滔滔江水、被泥石流掩盖的村庄中的沙石瓦砾在灯光下泛着的微微亮光、冲击处的土层中间可以清晰地看到孩子的蓝色书包、路边号啕着的或无表情的呆滞的人们，使我想起了同学们一年前写生的时候留下的照片。在这同一片土地上，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拿着烟斗、戴着大眼镜的四川教师，还有他身后那群躲猫猫的孩子们。
这些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浅唱、低吟、咆哮，我感到了重锤击胸的悲痛。站在这些尚有余温的灵魂之旁，我仿佛仰望到了我们本该有的生命。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住10元钱一晚的旅馆，听喇嘛虔诚的生命故事，听外国行者看到的世界，听藏区孩子们蹩脚的英语朗读和他们向往的生活。这一切，对我无疑是一次历经生命的重生。
带着这一切重回原定生活轨道的我，突然看到了原本没有发现的城市里的灯火辉煌。我想给自己的城市按下静音键。半年后，我带着朋友们去了藏区的孤儿学校，真正开始了我的人生启蒙。
结冰的屋子、点不燃的牛粪、咽不下去的藏餐和长满冻疮的双手，一切看似只是在这些艰苦的生活里进行，一颗不安的种子就在这里被一个特别的年轻人种下。她是厦门大学成绩优异的应届毕业生。一次支教让她结识了这个少有人知道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藏区孤儿学校，她来到这里一边做校长，一边做老师，一边做妈妈。内地沿海长大的她，脸上已经有了高原红，皮肤也变得粗糙干裂，但她仍然会留在这里，因为她愿意！她那坚定的眼神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人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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