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代语言学思想 (1865-1965) 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研究_段满福著_9787302464556

法国现代语言学思想 (1865-1965) 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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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学科史角度, 运用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 把法国语言学放在广阔的西方语言学发展大背景下和法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 通过深入挖掘和剖析历史文本, 系统梳理和总结了1865-1965这段时间法国现代语言学的主要思想, 介绍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及其成就;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法国语言学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及其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绪论

　　法国语言学研究源远流长，语言学思想精深睿智。在法国现代社会科学中，语言学也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高度发达的一门学科。在世界语言学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法国语言学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更是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在法国语言学史上，1865–1965年这百年的时间非常重要，它见证了法国现代语言学从建立到向研究多元化发展的历史变迁，集中体现了法国语言学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语言学研究传统的一些特点。在这一时期，法国的语言学家们自觉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法兰西学派”1（L’écoleFran?aisedeLinguistique），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解释语言的演变，阐述语言的本质，丰富了人类对语言的认识。

　　当代中国的语言学史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另一部分是外国语言学史研究（姚小平，2001b）。大体上讲，外国语言学史可以分为印度传统、阿拉伯传统和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传统。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加上语言的因素，当代中国的外国语言学史研究主要是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西方语言学史研究。中国的西方语言学史研究并不是全面发展的。在谈到当代中国的法语语言学研究现状时，许钧教授说：“在对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中，由于研究力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欧美国家语言学的研究，对当代法国语言学关注不够，成了某种盲点”（王秀丽，2010）。学界对法国语言学史的关注更显不足。所以，从学科史的角度，对法国语言学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段时间（1865–1965）做一梳理和总结，把握法国语言学思想发展脉络，可以增进对法国语言学思想的了解，弥补国内对法国语言学认识的不足，从而全面认识西方语言学史，打破国内关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单一局面，有利于引进多样化的研究理念、视角和方见本书2.8.4部分对该学派的专门介绍。法，对本国语言学研究进行有益补充。

　　中国有着悠久的语言研究传统，但是长期以来偏重小学（语文学）的研究，着重汉字和书面语言，目的是进行文献考证和经书解读。我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1898年马建忠模仿拉丁语法写成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汉语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批语言学家都是通过旅居和留学欧美或日本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西方语言学学说，并在介绍西方各种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现代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邵敬敏，方经民，1991：6）。王力（1980：173）认为，“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这里所说的第二次西洋的影响，就是指20世纪初西方语言学思想对中国理论语言学初创时期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出国留学的语言学家当中，许多人曾留学法国。譬如，马建忠、王力、岑麒祥、刘复、高名凯、方光焘等都曾到法国留学，他们的汉语语法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理论都受到法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高名凯，对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王力，1980：185；岑麒祥，1988：348；胡明扬，1999：198；何九盈，2008：244）。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中国语言学家如何接受法国语言学思想，并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加以运用和发展的专题研究。对这段历史加以梳理和考查，厘清中国的语言学在哪些具体方面，如何接受并把法国语言学思想运用到汉语语言学，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中，这一过程中有哪些创新，又有什么得失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总体而言，国内对法国语言学思想，特别是“法兰西学派”语言学思想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研究还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全局观。

　　目前能检索到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法国语言学思想的专著，只有王秀丽的《当代法国语言学研究动态》（2010）。该书以当代法国语言学各分支领域为纲，以各领域中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为论述重点，系统归纳了当代法国语言学发展现状，阐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但作者并没有将法国当代语言学思想归类为学派，主要原因可能是书中论述的当代法国语言学思想距离“法兰西学派”已久，法国语言学已经向多方面发展，法国语言学家已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很难再冠以某个学派的名称了。该书对1865–1965年这段时间的法国语言学涉及很少，只是在介绍当代法国语言学某些研究领域背景时，顺便提到了这段时间与法国语言学有关的几个主要成员，也就是说，该书的内容和本研究的内容并不重合，而是互补的。

　　除该著之外，有关1865–1965年这段时间法国语言学思想的介绍主要出现在一些语言学史和汉语语法学史的著作中。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1958）是1949年以后由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世界语言学史，该书分“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和“普通语言学史”三部分，其中“普通语言学史”部分专辟第十章《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学派》粗线条地勾勒出了索绪尔、梅耶和房德里耶斯的心理社会学的语言理论，简要地归纳了该学派的理论基础及其来源。该书并没有区别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学派”和“法兰西学派”，认为梅耶和房德里耶斯都属于“心理社会学学派”。赵世开主编的《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1990）分“国外语言学流派”和“国外语言学家”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到“法国社会学派”2，即“法兰西学派”，高度概括了该学派主要人物的语言学思想，用多扎的话总结了该学派对语言学的特殊贡献：（语言中）除语音现象和心理现象外，还存在着第三类现象——社会现象（赵世开，1990：33）；第二部分包括“法兰西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介绍，提到了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帕西（PaulEdouardPassy，1859–1940）、巴利（CharlesBally，1865–1947）、鲍狄埃（BernardPottier，1924–）、马丁内（AndréMartinet，1908–1999）、科恩、梅耶（AntoineMeillet，1866–1936）、房德里耶斯（JosephVendryès，1875–1960）等，简单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主要思想、贡献及主要著作。彭玉兰主编的《语言学简史》（2007）在结构上和岑麒祥（1958/1988）差不多，只是第一部分名称换成了“传统语言学”，并在第三部分讲到了“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学派”，所讲内容与岑麒祥（1958/1988）相差无几。杜道流所著《西方语言学史概要》（2008）中没有专辟一章来讲“社会心理学派”，只在第二章《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第四节《社会心理学派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谈到该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即如何将社会和心理的因素融入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由此可见，由于篇幅所限，这些语言学史著作中对法国语言学的描述都是粗线条的、高度概括的，并没有详细地阐述法国语言学的历史渊源，也未归纳其思想要点。关于法国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在多本著作中提到。王力本人声称，自己的语法著作深受法国房德里耶斯《语言》影响，并且认为高名凯的语法理论（特别指初版的《汉语语法论》）2“法兰西学派”还有其他一些名称，如这里的“法国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心理语言学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等。本书统一使用“法兰西学派”这一名称。都是在房德里耶斯的语言学说的影响下产生的，所以语法体系与王、吕两家大不相同（王力，1980：183–184）。邵敬敏在《汉语语法学史稿》中多次提到法国语言学对中国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例如，高名凯全盘接受马伯乐关于“汉语无词类可分”的观点（邵敬敏，2006：102），在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第三阶段许杰的“中国文法革新泛论”明显受到了社会心理学派影响，他提出文法研究要考虑到社会的因素和使用者的关系（邵敬敏，2006：110）。濮之珍（1987：479–480）提及有关刘复留学法国，回国后提倡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汉语声调。在谈到高名凯《普通语言学》（上册，1954；下册，1955；增订本，1957）和岑麒祥《普通语言学》（1957）这两本普通语言学著作的时候，邵敬敏和方经民说：从观点材料来看，两本教材都受到斯大林语言学说和契科巴瓦著作写成。然而从具体论述来看，两本教材还是有选择地接受了西方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高本对语言、语义和词汇、语法各编的论述较多地受法国语言学家房得里耶斯、马伯乐、格拉蒙、达尔梅斯特德和美国语言学家吕嘉慈等人的影响，许多材料取自他们的著作。岑本在论述语言学对象时对欧美各语言学流派的理论做了介绍，虽然按当时流行的观点作了批判，但纵观全书，依然看得出其中某些观点受索绪尔等人的影响，将言语活动分成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的几个过程，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等等。（邵敬敏，方经民，1991：71–72）此外，何九盈的著作《中国现代语言学史》（2008）第二章《语法学》第九节《汉语语法理论研究》，在讲到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时，指出该书的语法理论具有明显的法国味，受到房德里耶斯和马伯乐的影响（何九盈，2008：244）。整体而言，关于法国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这一论题，虽然许多语言学著作中都提到过，但过于笼统，没有具体展开。到目前为止，就此论题的专门、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尚未发现，多数与此有关的论述都只是在讨论某个有关专题时附带谈到的。由此看来，就法国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作一系统而全面的深入对比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由西方学者撰写的语言学史的著作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探讨法国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语言学影响的内容；在这些著作中，涉及法国语言学的内容，与有关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语言学的内容相比要少得多，而且主要出现在由法国的语言学家或其他罗曼语系语言学家撰写的语言学史的著作中。目前能检索到的和法国语言学史直接相关的一部著作是库肯海姆的《法语语言学简史及其与普通语言学的关系》。该书采用“历史的”方法，追溯了法语语言学从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历史，将法语语言学置于西方社会文化大的氛围中，不同时期语言研究的普遍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理论）背景下加以考查，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各国语言学家对法语的研究，但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有关法国本土语言学家的研究。另外一部涉及法国语言学史内容较多的重要的参考文献是《罗曼语语言学导论：流派和学者》。该书专辟一章讲“法兰西学派”，此外还用大量篇幅讲语言地理学，大部分内容与法国语言学有关。有些西方语言学史著作专论人物（即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家），像穆南的《二十世纪语言学》就专辟两章分别讲梅耶和马丁内。此外，大量的法国语言学期刊上登载了有关本书所探讨的1865–1965年这段时期内法国语言学的有关内容。有的介绍语言学家，有的是资料汇编，有的解析法国语言学的概念或特点，有的专论语言学研究某一领域的发展，有的为探讨语言学发展提供背景信息。当然，将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探讨的文章更为多见。法国语言学家做语言学史的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解读，以及对人物的专题研究，往往从小处入手深入挖掘，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本书对法国现代语言学百年历史的研究属断代史研究，具体史料来源除上述这些著作外，还有大量的一手文献，即法国语言学家撰写的著作。但是，面对同样的史料，本书的观史角度不同于西方学者，更侧重在宏观上从中国人的视角来梳理和归纳这些史料，目的是为探讨法国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奠定基础。本书属语言学史的研究，既涉及西方语言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中的部分阶段，还关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一般而言，语言学史主要探讨和研究从古至今语言学学说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是对语言研究的研究。然而，就整个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而言，事件多、头绪杂，研究时需要提纲挈领，抓住关键，对语言学发展的总趋势加以梳理，把考查重点放在重要语言学家及其学说著作方面。在谈及西方语言学史的任务时，杜道流说：那么，西方语言学史的任务自然就是理清西方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线索，研究西方语言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成果和问题，介绍西方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人物及其成就，解释西方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探索它们的发展规律，正确评述一些有影响的语言学著作的是非得失，恰当评价一些语言学研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语言学研究提供借鉴。（杜道流，2008：5）濮之珍（2008：8）认为，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就是要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发展，研究各个时期的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学。最终要达到如下三个目的：①了解中国语言学历史发展概括；②认识我国语言学各时期的成就和局限；③正确对待语言学史中的继承和批判。（濮之珍，2008：15）邵敬敏、方经民认为，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任务主要有以下五条：（1）探讨中国理论语言学创立、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2）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中国理论语言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3）对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上重大事件，包括重要理论问题讨论，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4）对主要的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得失及其影响，以及重要的理论语言学论、著作做出公正客观的评述；（5）总结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前景。（邵敬敏，方经民，1991：5）基于上述有关西方语言学史任务和中国语言学史任务的相关论述，结合本书的具体选题，目标是厘清法国语言学百年（1865–1965）发展的历史线索，研究这一时期发展的各阶段产生的一系列成果和出现的问题，介绍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及其成就，解释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学发展过程中对法国语言学思想的接受和发展，正确评述这一“影响和接受”过程的是非得失，恰当评价这一过程中一些语言学研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总结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语言学研究提供借鉴。本书把1865年布雷阿尔就任法兰西公学院“比较语法”教授作为法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3，用语言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法国现代语言学百年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思想加以系统梳理，并总结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本书涉及的具体研究问题大致归纳如下：（1）法国现代语言学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包括法国的语言学传统，以及19世纪后期法国政教分离的社会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2）法国现代语言学百年历史（1865–1965）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学科建制的发展以及这段时间内法国语言学主要研究领域的成就；（3）索绪尔对法国语言学发展产生的影响；（4）贯穿法国当代语言学百年历史的重要思想；（5）房德里耶斯《语言》作为“法兰西学派”的代表著作如何体现这些法国语言学的重要思想；（7）法国语言学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8）法国语言学思想对中国语言学各研究领域的影响；（9）这些影响在具体几部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中的体现；（10）中国语言学接受和发展法国语言学思想过程中的得失与启示，以及对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可借鉴之处。语言学史研究，一方面要坚持以文本为主的内在性原则，充分占有并3罗宾斯在《西方语言学史》中把19世纪称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时代”，认为现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高度地发展起来，学者们大部分的精力也都投在了语言的历史比较方面（Robins，2001:189–190）。罗宾斯又把18世纪称为“现代的前夜”，言外之意就是说19世纪是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19世纪初，当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德国和丹麦自1816年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时，由于受普遍唯理语法的理性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法国一直抵制德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法国科学界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保持沉默达50年之久（Mounin，1974:186）。布雷阿尔是法国第一个担任比较语法教授这一职务的法国语言学家，这也标志着法国现代语言学一系列建制的开始，包括紧接着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LaSociétédeLinguistiquedeParis）的成立，1868年巴黎高等研究学院（L’écolePratiquedesHautes-études）的创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1865年看作法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始。深入挖掘和剖析历史文本，研究所做出的每一结论和判断都要力求建立在相应的史实和史料文献的基础上，达到以史为证、论从史出的目的；另一方面必须把研究对象放在思想文化史的大环境中，以历史为依托，充分考虑社会历史因素对语言学家思想及其著作的影响，我们要超脱于文本之外，保持当下的视角和高度，注重从宏观上把握，而不能仅凭只言片语而轻率得出结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我们研究的对象做出公允的评价。本书对法国语言学思想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的研究采用如下的方法：（1）语境化：把当代法国语言学放在西方语言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考查其历史渊源、哲学背景和语言学传统等；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学“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考查法国语言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以及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2）文献法：收集、鉴别、整理法国当代语言学百年历史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语言学家的著作（一次文献），以及对这些著作的述评（二次文献），对其加以科学的解读；对20世纪初中国现代语言学初创时期留学法国的语言学家的著作加以解读，考查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法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3）归纳法：总结当代法国语言学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思想要点，以及代表人物及其贡献；归纳中国语言学在哪些方面受到法国语言学思想的怎样的影响。（4）比较法：对比法国语言学著作和中国语言学著作的内容、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相似点，探讨中国语言学家如何继承和发展法国语言学思想。（5）因素分析法：深入挖掘语言学思想以认识其本质，重视对形成现象的诸因素的分析。（6）个案分析法：分析房德里耶斯的代表作《语言》如何集中体现“法兰西学派”的语言学思想，以及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如何集中体现了法国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7）反思：反思中国语言学家在继承和发展法国语言学思想过程的得失，总结给予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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