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版自序
《杜甫的五城》简体字版，终于要在中国内地出版了，真是高兴。欣喜之余，我不禁想补写一篇自序，以记其事。此书的繁体字版最初在台湾由尔雅出版社印行时，只有一篇后记，没有自序。
近年中国的经济蓬勃，旅游业跟着兴起，出门游玩的人多了起来。出版界也出了不少旅游书以应付市场的需求。我想这类书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旅游指南”，英文称之为“travelguide”。这类书的好处是，一般都附有地图、交通与住宿信息，以及各种大大小小旅游景点的介绍，非常实用。但不足的是，它没有旅行者个人的经验呈现，没有细腻生动的叙事细节，一般也没有任何“文采”可言。更重要的是，旅游指南必须不断更新修订。欧美著名的旅游指南，比如《寂寞星球》（LonelyPlanet）系列，几乎每年都要出版一个修订本，否则交通、住宿等信息就会过时。
第二类旅游书我想称之为“旅行书”，也就是英文所说的“travelbook”，以示和“旅游指南”有别。很多时候，这类书刚好和第一类相反：常常没有地图，没有交通、住宿的详细导引，经常也不介绍所有旅游景点。但旅行书的优点是，它重视旅行者个人的经历，通常放在一个特定的叙事框架下来叙述，而且一般都要求有点“文采”。比起旅游指南，旅行书最占优势的一点是，它可以说“不会过时”，因为旅行者的那些旅行经历，是独特的，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有所折损。这些经历一旦锁定在某个历史时空，甚至会变得更有历史感，更有历史价值。比如，日本和尚圆仁（794—864），随遣唐使来唐九年，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主要在北方），写下一本十分精彩的旅行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如今成了我们唐史学者最珍爱的史籍之一。圆仁在书中常常提到唐代米粟等物的时价，以及他雇用驴子或请人抄书的价钱等细节。这些在当时想必是十分琐碎的事，但现在却成了十分珍贵的唐代经济史资料。
这本《杜甫的五城》当然属于第二类。我自己给它的“定位”是：它不但是一本“旅行书”，而且还是一本“文学旅行书”。祈望读者不要把它错当成是一本旅游指南才好。
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文学”呢？我目前的专业虽然是历史和唐史研究，但我少年时却是个文学青年，也曾经发表过一些现代诗作。大学时代在中国台大外文系念英美文学，对18、19世纪浪漫时代英国诗人如拜伦（GeorgeGordonByron,1788-1824）、雪莱（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和济慈（JohnKeats,1795—1821）的欧洲“壮游”（GrandTour）有过不少幻想。这些年来对现代英美作家的文学旅行书也颇爱读。
我在《杜甫的五城》原繁体字版“后记”中说过，我“想以一种沉静的笔调，细写火车旅行的乐趣和一些比较少人去的非旅游热点”。所谓“沉静的笔调”，就是用我少年时所习得的写诗方法，在下笔时特别留意那个叙事语调，再以一种看似“极简”的句子和字词去表达。在本书中，我刻意不使用任何四字成语，就是因为觉得成语不免都是语言中的“陈腔滥调”，会破坏我那“沉静的笔调”和极简的风格。
几年前，有一位住在海外的中国内地读者，读完台湾版《杜甫的五城》后，给我写了一封电邮，告诉我说，他读我的书，常感觉到一种“难以解说的悲伤”。这是我收到的众多读者电邮中，最让我感动和高兴的一封。我猜想，那就是我那“沉静的笔调”在发挥作用吧，可以让这位读者感觉到一种“悲伤”，却又是“难以解说”的。
繁体字版的《杜甫的五城》，原本连一幅地图、一张照片也没有。这次出版简体字版，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信息非常灵通，竟发现我原来还有另一本书《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内地简体字版预定2009年面世）。这本《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实际上就是《杜甫的五城》的图文图解版，内收240张我自己拍的照片，配上全新的文字，以一种写明信片似的轻快笔调来重写我的内地旅行经验。于是编辑建议采用该书中的数十张照片，好让《杜甫的五城》看起来不至于那么单调。我觉得这办法真好，甚至更可以让本书读者预先“尝尝”我另一本图文书的“滋味”（这些照片在《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中原为彩色印刷，但在本书中改为黑白，大小也略有不同）。编辑又替我制作了一些旅行路线图，费了不少心力。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
赖瑞和
2008年5月21日于台湾新竹
赖瑞和，广东梅县人，马来西亚国籍，1953年生。中国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唐史硕士及博士。曾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以及专题散文书《男人的育婴史》等。
人生旅程的一半：拱北?广州?长沙?岳阳
一
十多年前，我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的时候，经常有机会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刘子健教授，在东亚系那间雅致的壮思堂，喝茶聊天。有一天，刘老师对我说：“你是念唐史的，应该到西安去看看。”跟着，刘老师突然站了起来，用双臂做了一个环抱的姿势说：“西安南部都被整个终南山包围着。你去看了，就知道为什么唐朝要选在长安建都，因为那里可守啊！”
刘老师的这一番话和他那个生动的环抱手势，正好打动了我内心深处，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以为，到了西安，只要站在市区，往南一看，就可以见到终南山！从此，我更下定决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还要走遍整个中国大地。
当然，我这个走遍整个中国的梦，并不是在普林斯顿时开始的。我记得，早在中学时代，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武侠小说，我的幻想已经到了黄河、长江、峨眉山、大理等地。不巧，整个中学时期，国内都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外深锁。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内地开始慢慢开放，但我是穷学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所以，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处了。
在普林斯顿五年，我改行专治中国文史，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这些幻想和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另一种反映。既然到不了中国，那么在故纸堆中，捕捉中国的影子，也是一种补偿吧。不料，这样做真的是愈陷愈深。书本上的中国，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选的是《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这题目正好可以让我在幻想中，奔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广大版图上，从西北边疆跑到西南边界，再随着隋唐大运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部署，当然要先弄清楚整个唐代的历史地理。在这方面，一般的历史地图集是不足以应付的。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已故严耕望院士，是这方面名满国际的权威。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当年我读他的一系列论文，和他那套大部头的专书《唐代交通图考》，都深为倾倒，也常常在想，甚么时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几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诗《塞芦子》的起首两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历代注释杜诗的学者，对“五城”何指，不敢确定，看法也不尽相同。连博学的钱谦益，也只引了几则前人互相矛盾的说法了事，把读者更弄糊涂了。据严耕望的考证，这里应当取朱鹤龄的注。这“五城”其实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区的五座主要的军城：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东受降城。
这五座军城，对唐代的西北国防太重要了，所以连杜甫写诗，也要提上一笔。它们的位置和距离，在《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的地理书中，都说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远，有多“迢迢”，我就没法体会了。所以，我常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车，沿着黄河，走这一段路。从现代的兰州出发，往北走，经中卫、银川、平罗、五原和包头，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顿期间，我靠奖学金过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旅行。到中国内地去的机缘，一直要等到在普大写完了论文，转到香港去教书后，才给我碰上。1988年的秋天，我决定接受香港岭南学院的聘约，到翻译系去教中英翻译。我想其中一个促使我接受聘约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香港和内地，只隔了一条短短的罗湖桥。我心想，从此住在中国这个南方的门户，必定有许多机会，经常回内地去圆梦。
岭南的这份教职，也是我几乎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头读书，没有正常工作后的第一份“正业”。我这才开始有了“正规”的收入。岭南的暑假长达三个多月，闲我也有了。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一个暑假，我终于踏上往中国内地之路了。那一年，我三十五岁，正好走到了诗人但丁在《神曲》一开头所说的“人生旅程的一半”。我有幸在这一个意义深长的年龄，开始整个内地行，觉得真是一种美丽的巧合。
二
那年暑假，我筹划旅程，一开始就决定，火车将是今后中国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可能又是我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想。在整个中学期间，我们一家就住在一个火车站附近的一座高楼上。在那个惨绿的，带点莫名苦闷的年代，我经常无聊地站在门口，望着楼下路过的火车发呆。久而久之，火车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火车到站的声音，常常可以作为我家生活作息的时钟。
清早第一班从北方开来的客运火车，开进站时，我知道是早上7点10分左右，必须赶紧下楼上学去，再迟就来不及了。傍晚另一班北上的列车进站时，我知道家里就快开饭了。夜里，睡在房中，常常可以听到最后一班载货的列车开过去，那便是半夜12点左右。它的老式蒸汽引擎发出的清脆声音，那种一长三短的韵律和节奏，我到今天依稀还记得。下午放学回家，无聊时望着这些火车，常在幻想，什么时候，这些火车可以载我离开那个南方闭塞的小城，到外头辽远的世界去浪游。
少年时对火车培养出来的这种特殊感情，到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时，一有机会，真是一发不可收拾。我这个“火车迷”，不但决意要乘火车，从广州坐到西安，而且还要从西安，乘火车到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这些都是长达好几千公里，好几天几夜的旅程。我想，也唯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说的“何迢迢”的滋味，才能亲身体会两地的距离，才能让美好的河山，在我眼前慢慢流过去。这些，都是乘搭飞机没有办法做到的。
翻开中国地图，发现地图上几乎每一个地方，我都想去。唐代军队到过的地方，我更想去。唐朝建都长安，整个国防的中心点在西面。主要的外敌，初期是西北方的突厥，后期是西南面的吐蕃和南诏。这几条防线上，每一个重要的据点，我都想去走一走。
翻开地图，我仿佛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打开了世界上一家最大玩具店的大门。店里的各种玩具，现在可以任我挑选了。我贪心地圈下一个又一个地名。但中国毕竟太大了，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整整三个月的暑假，走也走不完。我决定分成好几个暑假和寒假，来完成我的中国壮游。
毕竟，我当时还没有在国内旅行的经验，也不清楚国内的火车铁路系统，不敢一起步就到西北去。我决定先来个暖身试探。第一年暑假的六月，先乘火车，最北只到长沙、岳阳，然后就折返南方的桂林和当年柳宗元被放逐的柳州。再乘长途汽车到梧州，顺着西江，漂流到广州。最后，要回到我的祖籍，也是我母亲的故乡广东梅县。而且，我要追随我母亲当年下南洋“出番”下嫁的路线，从梅县乘车到潮州和汕头，再乘大船出海回香港。
这一段路程，只要两个多星期。到八月底，天气比较凉快以后，我再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
三
一般从香港进入内地，是穿越罗湖桥的。不过，还有一个更吸引我的方式，是从澳门出发，进入拱北。我想，多半是“拱北”这个别致的地名吸引我。而且，在清代，外国使臣到中国去朝贡，也多半取道澳门，沿着珠江北上，而非香港。在唐代，澳门、珠海一带，还是南蛮之地。
澳门的关闸是个不设防的地方，不查护照，门户大开，旅人自由进出。不少中老年妇女，推着手推车，或提着菜篮，好像去内地赶集一样。那年六月的一个早晨，我一个人提着一件简单行李，一直走到中方的关口，有个女海关人员问我要护照，我才知道自己早已离开了澳门，进入内地的领土了。
在拱北市区乘了一辆小巴士，在路上摇晃了四个多小时，来到了广州。车子停在广州火车站对面的站前路。一下车，便可见到好几家宾馆。我选了一家叫“新大地”的宾馆，当年每晚只要六十元，属于“中下档”，还过得去。这条站前路，车子稀少，行人也不多，在广州这个好几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可说十分幽静难得。而且，走不到五分钟，便是火车站了，是个十分理想的中途栖息地。从此以后，每次到广州，必定住在站前路这些宾馆。
吃过中饭后，我走到火车站，准备买一张到长沙去的软卧车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自己买火车票。一走进售票厅，里面的人、汗味和气氛，便让我觉得晕眩。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挤在那么一个空间里，而且每个人看来好像都那么粗蛮，随时准备打架的模样。售票窗口有十来个，每个窗口前都有一条人龙。这些人龙仿佛永远那么长，永远不会移动一般。排在队的后头，不知要几个小时才会轮到。我无助地观望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有一个窗口前的人龙最短。原来，那是专供外宾、记者和人大代表买票的，看来正好适合我。我挤到那里去，只有五六个人在排队，不久便轮到了。这时，才发现所有售票窗口都很高，几乎到我的下巴，矮小的人不知怎么办？洞口很小，仅仅可以容许一只手伸进去，好像古老监牢里给囚犯送饭用的那种小窗。周围都是厚厚的水泥墙壁，没有任何玻璃。只有透过这个小窗洞，才能见到里面的售票员。而她和窗口又隔了一张她自己的办公桌子。从小洞望进去，她坐得老远的，至少在一米外。我唯恐她听不见我的声音，只好大声喊道：
“请给我一张明天十六次，到长沙的软卧票。”
“拿证件来。”她说。
她看了我的护照，非常友善地告诉我，十六次车是开往北京的，票不好买，建议我不如改坐刚开办的七十六次。这班车只到长沙，而且开车时间比十六次早了一个多小时。票价九十四元六角，要收外汇券（外汇券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取消）。
我没想到那么轻易便可买到一张软卧票，高高兴兴地把一张当年一百大元的外汇券奉上。当时，我还不清楚外汇券和人民币在市场价值上的分别。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付的票价，比国内老百姓付的高出好几倍，等于一般人民半个月的工资。这名售票员见了我的护照，完全把我当作“洋鬼子”看待，老实不客气地要了最高一级的车费。难怪，她当时给我的服务，也是第一流的。找钱的时候，满口“请稍候”“谢谢”，声音甜美极了。
买好票后，又乘小巴到北京路一带的书店逛。在教育书店，见到一套精装的《新唐书》。平装本的《新唐书》很常见，我也已有一套，但精装本倒是很罕见，很想买下。可惜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不方便带着，还是没买。又到古籍书店，见到《全唐文》《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这几部大书，都是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经常要翻查的，如今在中国本土见到，分外亲切。我又想起我那位指导教授说的：“唐人写的几乎所有传世的文献，就收在这几部书里。你若有恒心，可以坐下来慢慢读，在你这一生中是可以读完的，但唐以后的文献就太多了，想读也读不完。”或许，等我到不惑之年，有一天，不再教书了，真的会坐下来把所有唐文读完。
第二天，我还有几乎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在广州。七十六次火车，要到下午五点半才开行。清早游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后，童心大发，决定顺道乘巴士去游广州的动物园，想去看看中国的大熊猫。在我的印象中，熊猫是很金贵的动物。好些年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第一次见到的熊猫，是关在一个特制的玻璃大箱里，里面有假山和竹子，还有全套的空气调节。那一对中国送给美国的大熊猫，在玻璃箱里，悠闲地吃着竹子。它们的毛色，正像明信片上所印的那样黑白分明，干净漂亮。然而，可能是因为玻璃箱的关系，这一对熊猫，却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
相比之下，广州动物园的这头熊猫，便没有那么娇贵了。它的笼子，和其他动物的笼子一样平凡，没有甚么特别之处，甚至可说相当简陋。这里也没有空气调节。笼里的地面是水泥地，布满黄尘土。看来，熊猫虽贵为国宝，却没有享受到甚么“特权”。我到的时候，熊猫正好爬到一棵矮树上，背靠着树干，双手捧着一个圆形的大铁盘子，在舔食物，模样可爱极了。更可爱的是，不久，它舔完食物后，把那个大铁盘子，重重地往地上胡乱一摔，活像个任性的小男孩，在发脾气。圆铁盘落在地上，真是“掷地有声”，不断在盘旋，发出清脆的声音，回音久久才息。然后，熊猫懒洋洋地从树上爬下来，走到笼子中央的另一棵树下去睡午觉。好些年过去了，直到现在，铁盘落地的清脆声音，还在我耳边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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