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福格纳或者川端康成（仅举这几个人就行了）都在这种“奇特之乡”冒险。他们和纳博科夫一样，都企图捉住那只蝴蝶，把它别在标本纸上。漫无止境的追求。如果不是一分好感，像蜉蝣一样执着的好感解释了这种不懈追求的原因，如果一纸书页或者一部作品没有通过一个少女之口说出这种追求的代价：河那边，大树下，正是海明威隐约窥见的天堂，这种崇拜就难免有几分可笑。另一个，别处的一个，同样的追求，同样的魔法。追求的是一只蝴蝶，不如说是一只黄蜂。作家永不满足地要求得到它的螫刺。这样一来，少女就在文学火热的心中架好床铺。在人家迫不及待地观察她的时候，她却假装睡着了。从她身上长出浇灌作品和作者的血管。法国19世纪作家热拉尔·德·纳瓦尔身边也是姑娘如云。他曾指望从她们那里看到同样的奇迹：让我们重读他的《茜尔薇》，围绕一幅“图像”跳起的那圈令人难忘的圆舞。为了保留这份魔力，他怕走近“真实的女人”。我们知道这种“柏拉图式的悖论”会引来什么灾难：天使是魔鬼的创造。法国诗人安德烈·布雷东头一个看出了纳瓦尔与卡夫卡的相近。卡夫卡年轻时坐在布拉格的一座山丘上，承认生活是“一个梦，一种漂浮不定的状态”。在《日记》和书信里，他记下了自己的梦境。他“清醒的睡者的幻觉”给他的内心生活打上某种“梦幻气氛”。他受纳瓦尔的影响，也迷上了戏剧和女演员。也如纳瓦尔那样，他相信一切都是征兆，尤其是少女。这是一些危险的征兆，因为它们展现了疯狂和死亡。这种交往，卡夫卡把它发展到了。“面对大多数少女，”卡夫卡对米莱娜承认说，“我始终感到慌乱”。她们近在眼前的身体让他困惑不安。从她们的目光里看到他焦渴的期待，他不免大吃一惊。少女们是偶然出现的，但这种出现既是机会也是威胁。这是朝未知世界打开的一面窗户：一种可能性得以生成。卡夫卡对少女的信任，对其女性使者天赋的信任与他对性的恐惧不相上下。不要碰少女，把决定命运的时刻推迟，但是要把她抓在手里，而且要不惜一切手段。卡夫卡梦寐以求的少女若有所思，微低着头，露出一截颈项。其实卡夫卡是准备用另一种方式来占有她的。问题并不在于她是否“纯洁”，而是在于她的魅力、磁力。他要求少女帮他达到写作的福地，给他写作的力量。借助少女被唤醒的欲望，他来打开写作的大门。而用自己的放弃，来做竞技场上的腾挪跳跃。怀着这份始终是欲望的欲望，他可以埋头在孤独之中，专心写作。少女因为置身在远处，反倒比他更讲实际：书信与相片成了魔鬼的工具。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他对吸血鬼卡夫卡的看法里，是那么真切地感到了这点：“书信也许成了原动力，通过它们吸引过来的血，驱动了整架机器。”可怕的机器，在那样大的压力下运转。卡夫卡的爱情要求只有一个目标：接受少女的辐射，服从她的情欲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