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一家成立不足30年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如今却成就了世界财富500强中最耀眼的传奇。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世界500强，华为传奇背后的商业逻辑到底是什么？用任正非的话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它根植于广大骨干的心中”。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哲学，任正非带领华为前进的发展史正是一部哲学思想落实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教科书。
《华为哲学：任正非的企业之道》是一部真正从哲学视角来研究企业经营之道的著作，深切触及华为精神内核和任正非思想精髓。它不是以哲学之名谈管理或为哲学而哲学的泛泛之作。作者周留征博士哲学理论功底深厚，且亲历华为创业成长史，书中有他对鲜有曝光的华为资料的披露和深入解读，更有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上升到管理理论、又进一步推深到哲学高度的心血凝注，是真正以哲学之思析管理之术，成指导实践之精华，带你走进神秘的华为，感知它神秘背后的真实。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先行者们，这是一部告诉你如何将企业做强、做大、做精，为你的管理注入哲学内涵、提升管理效率的教科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客们，这是一部为你的理想插上务实的翅膀，帮你掌握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的方法论。
无论你是怎样的管理者，这本书都将有值得你阅读的价值，成功虽不可复制，但成功的方法可以模仿，成功背后的精神永续沿承。
孟子曰：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当我通过计算机键盘输入完本书的最后一个句号时，终于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1997年我从青岛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家里费尽千辛万苦想让我进入山东省政府机关，而我的选择却是外资企业。鬼使神差，最终我去了一家当时并不了解的民营企业——华为。在华为工作的多年时间里，我不仅见证了一个伟大企业的成长之路，而且自己也得到了脱胎换骨似的蜕变。我很庆幸自己能够进入华为工作，我更感激毛生江、张新生等很多我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毛生江不仅是华为的创业元老，长期担任公司高层领导职务，更是华为总裁任正非首肯的学习榜样，代表了华为“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的职业精神。能够在毛总的领导下工作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张新生张总不仅是一位好领导，而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一直到现在还经常给我以关心和鼓励。
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华为的书。这个念头最初萌芽于2000年我有幸陪同原华为常务副总裁聂国良登泰山，期间有机会听到他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及思想感悟，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但对我却触动很深。虽然那时我还很年轻，思想也很浅薄，但是华为以及华为人的传奇故事一直在心中波涛涌动，竟然促使我产生了写作的强烈愿望。
在华为期间，我不仅接受了多次长时间的系统培训和学习，而且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我曾经一人兼任山东华为人力资源部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和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三个职务，而且还负责过山东政府信息化项目等市场工作。后来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后，我历任多家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职位，也历经无数的坎坷与沧桑。这些促使我对企业有了更多的思考。
2010年，我闭门苦读三个月终于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希望通过学习哲学以提升自己的理论与逻辑素养。在录取面试时，对于为什么要选择哲学作为研究方向这个问题，面对主考官们疑惑的目光，我直言是受到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影响才学习哲学的，因为我认为任总的成功与伟大都是来自其深厚的哲学思想，结果竟然顺利通过面试。
幸运有时也会结伴而来。由于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平董事长的认可与支持，使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能够有机会担任东土科技副总经理职务。李总对工业互联网行业的战略视野和市场远见让我敬佩，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使我难忘。在此衷心感谢李总提供的平台，不仅让我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且促使我得到了持续的历练与提升。
2013年7月，我在完成博士论文的同时，对华为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作为原华为的一名员工，我本来是没有资格来评价华为与任总的。但是如果从哲学的层面对华为的发展历程以及任总的哲学思想进行梳理与分析，从第三方视角辩证地剖析华为的成败得失，不仅可以促使华为走得更远，同时也可以让其他企业从任总的思想智慧中获得启迪与借鉴，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此外，我希望从自己近二十年的企业实践经历出发，结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哲学理论学习，针对中国企业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这样的“上下结合”或“虚实结合”不仅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且也是企业中不同层面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我希望能够针对企业哲学、企业文化和企业人才方面做一些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这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既是当前中国企业界最为关注的领域，也是理解偏差较大的领域；看似无用，实则大用。在这些研究里，我不仅会把华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且会对中国企业现状进行剖析和批判。这既是我献给中国企业老板或有志于成为企业老板的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的良语诤言，也是我对中国企业未来之路的管窥之见。我的理解是，做企业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成功不可复制，只有知识、思想和智慧可以分享，可以传承。
总之，我对本书的定位简单来说就是：无意写成纯学术著作，主要是自己的思考与感悟；无意写成历史性叙事，主要是对案例的总结与提炼；无意为华为树碑立传，主要是对思想的分享与批判。如果能遂此愿，我心甚慰矣。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激情燃烧的状态。终于到了付梓的时候，也算完成了自己长期未了的心愿。作为献给母亲八十岁生日、妻子结婚十周年纪念和女儿六周岁生日的礼物，这本书寄托着我对她们最深切的爱与最美好的祝福。我要衷心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陈海娟副社长、大众分社赵屹副社长、张馨月编辑、王炎编辑、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孙熙国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徐洪才部长、原华为领导李玉琢副总裁在本书写作与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无私帮助。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是你们的理解和认可才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另外，本书不免会有思虑不周或表达不清之处。写作中部分资料引用了一些学术著作或报刊文献，虽然已经尽量注明出处，但也难免挂一漏万，最后一并表示感谢并期望得到作者宽宥。
水平所限，谬误难免。惴惴不安之余，我永远感恩，我依旧憧憬。
周留征
2015年1月28日于北京西山寓所
周留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东土科技副总经理。曾在华为集团、力诺集团等企业从事中高层管理工作，具有近二十年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曾经主持或参与多家企业的战略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参与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并购、资本运营以及上市工作。曾与多家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合作项目，在组织设计、流程优化、任职资格、薪酬设计和激励机制方面经验丰富。曾在《中国青年报》《北京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评论》《经济资料译丛》等核心报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多项省部级研究课题。
任正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企业家，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你很难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曾经患过抑郁症的孤独者，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企业总裁。他经常对华为高管疾声训斥，也苦口婆心告诫员工“不要做一个完人，因为做完人很痛苦的”。他不但有质朴实干的一面，更有仰望星空的一面；他从来都不是神，他只是他自己。在他眼里，华为不是成功企业，外界只是在雾里看花，对华为做了过度解读。他不仅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立足实践的思想者。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带领华为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华为发展初期。这个时期的华为还处于艰难生存与力求发展的阶段，任正非创造性地把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思想融合到华为的经营管理中，以至于《IT经理世界》杂志曾经刊文称任正非是“泛毛泽东主义者”。华为成长初期面临的生存环境无比严峻，为了在跨国巨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任正非运用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哲学思想，先从国外通信巨头当时无暇顾及的三线城市入手，逐步抢占市场份额，扩大企业生存空间。在这一时期，他的企业哲学思想隐含在他的一系列讲话中，比如《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自我批判中进步》以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
第二个阶段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和工具，“削足适履”的时期。这个阶段华为已经解决了初期的生存困境，进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任正非不断走出国门，考察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他不仅写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北国之春》《冰岛随笔》《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竞争方式，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等一系列文章，而且不断与西方管理咨询公司全力合作进行管理变革，与Hay和CRG公司合作引进了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IBM公司合作引进了IPD(集成产品开发)与ISC（集成供应链）管理体系，与PwC合作引进了财务管理体系，与FhG(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合作引进了生产工艺管理体系。为了破除学习与变革的阻力，任正非不惜用“削足适履”来比喻华为进行的管理变革，强力推进，不计代价，确保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华为落地。
第三个阶段是融会贯通并形成华为独特的企业哲学时期。2005年华为经过八年屡败屡战的国际化道路，海外收入首次超过国内收入，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企业。2003年任正非在华为内部干部培训班上发表讲话《在理性与平实中存活》，认为企业的生命不是企业家的生命，要建立一系列以客户为中心、以生存为底线的管理体系，而不是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决策制度。“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公司发展的微观模式就是一部分有效和谐的方法论，完成企业管理诸元素从端到端、高质、快捷、有效的管理。这些思想与2000年任正非以“无为而治”为题要求华为高层管理者写命题作文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显然已经走出了当初的思想混沌状态，有了明确的目标。在华为“2012实验室”的讲话，则标志着任正非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思考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人的命运的联系，明确提出了哲学改变思想的课题，这也意味着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形成。
任正非企业哲学思想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1. 浓郁的军事风格
任正非作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技术兵有过近十年的军旅生涯，南下北上，东奔西走，曾经获得过众多奖励和荣誉。军队的经历使任正非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军事风格，而这种军事风格的思想也恰恰契合了“商场如战场”的企业生存环境。华为经营战略中的“农村包围城市”“压强原则”，组织机构中的“片联”“地区部”“重装旅”，企业文化中的“狭路相逢勇者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等都是军事风格的体现。在任正非的讲话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统帅”“将军”“正规军”“土八路”“新兵蛋子”“炮火”等军事词汇。
军事词汇的使用还只是表象。从华为的发展历程来看，任正非的确是把经营管理企业作为统军打仗来对待的。他把战争的知识和理论应用到华为中，且在谋略、布局、团队、士气各方面都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活学活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且也学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思想和乔良的《超限战》理论。他把自己多年养成的军队作风融入华为的企业文化之中，使华为成了一个像军队一样目标统一、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高效企业组织。
2. 强烈的危机意识
从1987年创立时的小作坊到2014年世界通信制造业的领头羊，27年的华为发展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但是伴随着华为成长的不仅是欢呼与喜悦，更是如影相随的死亡威胁。这个死亡威胁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内心深处。
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来自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任正非与他们还不同，他的危机意识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身心，甚至近乎偏执。在《华为的冬天》中，任正非这样表达他对危机的认识：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在任正非那里，华为发展越快，规模越大，他的危机意识反而更强烈。他也曾向员工描绘美好的未来，创立之初就豪言华为会“三分天下”；他也发出过“要敢于超越美国公司，最多就是输”的怒吼。但是华为27年来他说得最多的却是“冬天”“萎缩”“失败”“破产”“死亡”等冷冰冰的字眼。于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天天疾呼“死亡”与“破产”的华为不仅活得很滋润，而且登顶世界通信制造业；天天高喊“百年基业”与“世界一流”的众多企业却早已折戟沉沙、销声匿迹了。
3. 深刻的融会贯通
任正非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出差期间必带的物品就是书籍。他技术出身，知识面广，胸怀远大，眼界开阔，富有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智慧，比如“无为而治”“利出一孔”“深淘滩，低作堰”，也可以看到近代毛泽东思想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农村包围城市”；不仅可以看到古希腊神话中的丹科，而且可以看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雄人物“蓝血十杰”。不仅可以看到“凤凰”“乌龟”“狼狈”，还可以看到“黑寡妇”“猫头鹰”甚至是“眼镜蛇”；至于“青纱帐”“土八路”“炮楼”等更是比比皆是。
2003年，华为曾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世英教授、韩水法教授、李中华教授和王博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庞朴教授、余敦康教授和原海军政治学院的吴琼教授为华为总监以上干部做哲学培训，讲授“西方现代哲学论和谐相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周易与思维方式”“无用之用——老庄的智慧”“说无谈玄”“回到轴心时代”“战争指导规律与大战略”等课程。任正非本人也亲自听课并与老师们热烈互动。授课以后华为更是把培训录像制作成光碟在公司内下发学习，并向华为的客户赠送。在授课中，年逾古稀的庞朴教授曾问任正非，为什么邀请他们讲授和企业经营管理没有多少关系的哲学课程，任正非的回答是要给华为干部的头脑松松土，浇浇水。换句话说就是提高管理干部的哲学素养，开阔视野，重塑思维模式以适应新的挑战。2013年任正非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提出华为未来要建立三个研究所，第一个就是美学研究所。其实美学也源自于哲学，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美学的主导者，比如柏拉图、康德、尼采等人。2015年1月18日，在华为市场工作会议之后进行的文史哲讲座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三智道商国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为与会干部带去了《中国的智慧》讲座，充分体现了任正非在企业哲学思想方面的境界与干部培养方面的良苦用心。
4. 超越的义利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义利之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义利观。义指的是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利则指的是物质利益。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儒家强调“见利思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应当“重仁义轻私利”。墨家强调“交相利”。法家则与此相反，商鞅提出“利者，义之本也”，韩非认为要有“计算之心”。总体而言，在义利之辩中，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并重三种说法。企业作为一种功利性经济组织，是以逐利为根本的。因此一般的企业老板都把利作为经营企业的第一要义。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义利观”上实现了超越。他强调企业是功利性组织，企业的使命首先是活下去，如果没有利润，企业就会死亡。企业同时也是社会性组织，必须守法经营、合法纳税、创造就业。他要求华为员工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华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利益的分配上，和一般的企业老板不同，他把个人利益看得比较轻，愿意和员工分享公司发展创造的财富。无论是从华为的股权结构还是华为的薪酬制度上，任正非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分享。一直秉承“要活大家一起活”观念的任正非认为企业赚了钱首先要大家分，大家都有份才会愿意跟着他干。在法律制度还不规范的时候，华为的全员持股制度已经开创了中国企业的先河。目前，任正非在华为个人持股已经不足2%，其余的股份由大多数员工共同持有。也正是由于任正非有如此的胸怀和魄力，华为才集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就了华为今日的辉煌。这是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大智慧，也正是这种大智慧使华为一直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27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成就了华为，也形成了任正非独特的企业哲学思想。当任正非说“哲学改变中国”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已经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华为，而是开始思考华为的未来和中国企业的未来。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学习和批判华为的企业哲学中获得启迪与智慧。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任正非不仅仅创造了华为传奇，而且为中国企业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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