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含绪论、结语共分为七章。第二章“民众的选择”，韩森认为至少在神祇世界中，民众往往同时向源于不同宗教传统的众多神祇寻求保护，他们的选择与表面的宗教倾向无关，神祇的灵验才是引起这一神灵体系变动的根源。第三章“理解神祇”，韩森通过对鬼怪故事的分析，对人神关系进行探讨。在第四章“赐封”中，韩森对官方通过赐封神祇作用于民间宗教进行了论述，提出官方以赐封制度控制民间神祇，更多地介入了民间宗教事务。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则为自己所信奉的神祇争取官府的赐封，官方由此把住了地方社会的脉搏。在第五章“湖州个案”中，韩森借助方志和碑铭资料，对湖州祠庙中所供奉的神祇进行整理，揭示了不同类型神祇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的变更。第六章“区域性祠祀的兴起”，则对五显、梓童、天妃、张王这四个神祇走出其起源地，为更广大地域的民众所信仰的现象进行研究，强调唐宋转折时期商业革命对神祇崇拜的巨大影响。

　　我感到荣幸之至，因为我的第一本书被译成了中文，即将出版。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与同行包伟民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以他一如既往的一丝不苟、力求准确的态度翻译这本书。

　　这本关于南宋民间神祇变迁的书，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完成的，这差不多已经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这十年里，在欧洲与美国，对于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民间宗教历史与现状的研究，重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出版了许多的著作与论文，有些研究个别的神祇，还有一些，例如我的书，则研究一组神祇。所有这些研究都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理解。

　　由于人们不可能将从前的自我复原，或重新体验过去，将自己在十年前所写的书重写一遍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得益于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我仍想趁此机会来澄清一个理论观点。当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与其他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认为宗教的变迁反映着经济与社会的变化。换句话说，我假定经济的发展必定先于宗教的变迁。

　　现在我却认为，宗教变迁有可能先于经济发展而发生。请允许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冥钞，二是关于契约。

　　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第一次提到冥钞（即烧给死者的纸钱）的，是公元6 世纪的《冥报记》。正如石秀娜（Anna Seidel） 所指出的，这比纸的正式发明要晚将近4 个世纪，而比宋代在11世纪初行用纸币，则早了4 个世纪。

　　也许有人会说，冥钞与官府所颁行的纸币并不是一回事。这有可能。但冥钞也有它的币面值———表示值多少金子或多少银子，这一点就与纸币很相似。

　　第二个例子出自我本人关于契约历史的研究（见拙著《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平民百姓怎样用契约，600—1400》，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最早从墓葬出土的契约，其纪年早至公元1 世纪，它们看来是用于向冥王购买墓地的买地券，与人们在阳间购买墓地的地契或地券相对应。显然，想要将这两类契约区分清楚很困难，而且汉代的人可能并未将它们加以区分。人们可能首先在与阴君协商的时候用上了契约，然后才在人世间互相协商时签订契约文书。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惊异的。

　　那么，这些又与南宋民间神祇的变迁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有机会来重写此书的话，我就会假定在商品交易真正在人世间展开之前，人们可能已经从神灵世界中体会到了这种交易。于是读者就会在下文中读到这样的情节：一位神祇之所以将粮食运送到灾荒地区，是因为那里的粮价较高。而另一位神祇能够准确预测杭州芦席将涨价，是因为四川市场上芦席行情看涨。

　　十年前，当我写博士论文时，我假定信徒们将这些灵迹归诸神祇，是因为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经历了这些经济交易。现在我对此不那么确定了。我觉得这些交易首先在神灵世界，然后再在现实世界发生，似乎也是可能的。

　　韩森

　　1997 年12 月10 日于纽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