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当代书系旨在重彰儒学传统在新世纪社会变革中所应处的地位与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价值的重新阐释,借此使儒学及传统文化资源能够为当下中国提供思想给养与文明薪火。目前该书系包括牟宗三文集与刘述先文集两种。

第一部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二、文化论争的回顾与批评
　三、中国国内哲学界的两难局面
　四、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纪行
　五、当前哲学的危机
　六、哲学教育改良刍议
第二部　 比较哲学信息的追寻
　七、魏曼与中国哲学
　八、魏曼教授的思想与人格
　九、魏曼：“我的理智发展”
　十、科普勒斯顿论宗教与一
　十一、由中国哲学的观点看耶教的信息
　十二、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哲学会剪影
　十三、有关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些批评反省
第三部　 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
　十四、访刘述先教授谈儒家传统与现代化
　十五、宋明儒学的特质与其现代意义
　十六、当代新儒家的探索
　十七、《生命的奋进》序
　十八、新加坡的儒家伦理研讨会   
　十九、从民本到民主
　二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向往

  　第一部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现代人已经够惨的了，工业革命逼得人离开了土地，造成了连根拔起的一代。现代的中国人更惨，除了一样要经历现代化的阵痛外，还要担负起沉重的历史包袱，内心有抑不下的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凌之下深切的民族屈辱感，个人得要忍受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现实命运。好容易花果飘零，在海外谋得一枝之栖，乃至在国际上薄有声名，表面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却掩不住内心的落寞和憔悴。午夜梦回，不免有“天地虽大，却无我容身之地”的感受。只要让我们看几个实际的例子，就很容易明白我所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
　　美国《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在关门之前曾经刊载了一篇细说钱学森的好文章。那时正当美国重新谋求打开中国国内的禁地的时机，美国人是在强烈的罪己的心境之下写出了这样的文章。当年钱学森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他在美国取得高级学位之后根本无意留在美国，立刻束装返国。那时有人提议请他做大学校长，但因为他太年轻又没有经历而不肯任用他。不久内战的烽烟弥漫，钱学森仓皇携眷返美，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他纠合一批“疯子”同志，研究发展火箭的可能性，据说一次实验不慎，曾经炸毁了实验室。
　　钱学森的才智和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他在尖端科学的研究上有着骄人的成就。然而在社交上他是完全孤立的。他可以支高薪，但是他想在高级住宅区购屋，就立刻遭到歧视的待遇。只有一位老教授善待他。老教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俱乐部的会员，有经常性的聚会，参加的人都游戏式地采用代号，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作高度理智层面的议论和谈话，极少涉及现实政治。老教授邀钱学森入会，他既欣赏钱的才华，也要靠他接送代步；钱喜欢这种聚会的气氛，这里没有种族歧视，也是他唯一被接受而最接近他自己的行业的社交圈子。
　　不幸的是，麦卡锡时代来临了。钱学森久居异域，既没有返回自己祖国的可能性，他的研究涉及高度的军事机密，自然而然有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入籍美国。显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但却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深思熟虑，钱学森提出了入籍美国的申请，到了法庭，要宣誓效忠美国时，法官问了他一个问题，没法欺骗自己的良知，钱学森竟然缺乏现成的答案，只得要求延期，过一个时期想通以后，才能回答这个震撼了他的心灵的大问题。原来法官问他的问题是，如果美国和中国作战，他将效忠哪一边？这使他碰到了一个两难的情况，委实不知要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才好。等到他想清楚之后回到法庭，他的回答却不能够使得法官满意。他的答复是，如果美国站在正义的一边，他就帮美国，否则他就帮中国。自然而然他的申请入籍被打下来了。
　　钱学森得不到美国的公民权，就没法看到许多机密资料，根本无法继续他专行的尖端科学的研究。他心中的郁闷是可以想见的。他曾申请离境，但也惨被否决。原来一位识货的情报人员在他的档案上批了这样的断语：这个人绝不容许他离境，否则宁可将他处死。这样钱学森郁郁不得志在美国干耗了好多年。好在美国的变化快得很。在一次机会中，中共与美国协议，彼此同意交换一批问题人物离境。幸好那位情报主管早已调职，钱学森这才得到机会归国。回国内时他带了好多箱文件，每一箱都被打开来仔细搜查过，结果都不过是些过时的东西。钱学森憋了一肚子的气，回到了中国国内。短见的美国人看不见的是，钱学森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那些过时的文件，而是他的头脑。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国有了原子弹和火箭，这些都是钱学森和他的同僚的心血结晶。写文章的美国作者叹息说，这乃是钱学森对美国的快意的报复。
　　且不说美国人在自怨自艾，为什么让种族歧视、政治迫害逼走了可以对自己有用的人才。但钱学森的真实故事并没有写完。他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得以扬眉吐气，这是他的骄傲。但他在中国国内经历过“文革”，他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无辜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他自己算是侥幸躲过了浩劫。然而长年与外在世界切断，难道他不愿意和西方世界的精英分子互相交通，通力合作，为科学开创出新天地？究竟谁能够探得他心头的隐痛呢？
　　另一个实际的例子是马思聪。他不只是著名的提琴手，也是位作曲家，经常收集民间的素材，作为他创作的泉源。他被“左”派力捧为人民的音乐家。国内解放之后，他被聘任为音乐学院的院长，当然实际的院务是由干部担任的副院长负责，他自己只搞他喜爱的音乐，生活上倒是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有座车，有用人。不幸的是，他根本缺乏政治的敏感性。有一天，他的儿女警告他，已经在外面看到批斗他的大字报，但他还茫无所觉，照常到学校去上班。结果被困在办公室，不许他回家。落地的长窗一无遮掩，让大家看这个骑在人民头上的音乐家的嘴脸，正像动物园的铁栏内关着的动物，不得不忍受着失去理性的群众的侮辱与笑骂。据说可能是由于刘少奇插手干预，算是救了他，把他下放到一个偏僻的所在，才得以免除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一下他才真正的梦醒了，终于用尽方法，筹到了一笔钱，买通了关节，由渔船偷渡出来。
　　但是除了《生活杂志》的访问之外，马思聪在美国变得默默无闻。这些年间，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他的提琴演奏在美国是排不上名的，而且早已被下一辈的人所取代。他的作曲风格与美国当代的风气格格不入，引不起反响。最悲惨的是，切断了他和祖国的关联，他的创作缺乏了泉源。除了有保证，离开了祖国的儿女不会受到再一次的“文革”惨祸的命运而感到心中欣慰之外，他心头的落寞与悲哀又是怎样去衡量呢？
　　如果说钱学森和马思聪还算是福星高照，比较幸运的话，另外有许多人就不是那么幸运的了！譬如说老舍吧。国内解放之时他正在美国，但他深知道一个中国文人在美国生活会是多么的辛苦，而且当时的他必定对中国的前途还存有无限美好的幻想。他是完全出于自愿主动回国的。归国之后他一直做顺民，一度传出消息他名列四大无耻之一，排名在郭沫若的后面。但这挽救不了他悲惨的命运，在“文革”时他受到猛烈的批斗。有一天他出去被斗争，再没有回家，尸体在湖里捞起来，老舍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这是一个没法解开的谜。他的未亡人相信他是被谋杀的。现在老舍倒是得到平反了，他的著作改编成的电影《骆驼祥子》最近在香港上演，但老舍已看不到这一切了。
　　再说留居海外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那时由于受到海外各种运动的冲击，一个劲儿要回去为祖国服务，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郭子加。郭子加在芝加哥大学得到数学博士学位，就一直想尽办法要回去。他到过英国，到过法国，没一个地方可以安顿下来，最后终于得到机会回国，哪知却撞上了“文革”！他的专长完全发挥不出来！只让他教最粗浅的算学，他受不了，只有让给也拿到博士学位的太太去教。这个样子下去怎么得了！但是他自己居然还没有过离开的念头。后来郭子加先在香港教了几年书，但还是放心不下。最后在澳洲申请了一份工作。但是澳洲那样的地方，大片的沙漠，坐火车五小时，抬头看窗外依然是同样的沙漠景色。据说因公去澳洲，住在首府的日本人待久了就会感到要发狂，更何况不甘寂寞、喜爱群集的中国人。要把自己的子女变成一个陌生国度陌生文化的国民，这是何等的牺牲！他们将来会遭逢到怎样的问题，谁又能够预料？上帝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据说郭子加又开始在热心接待国内来访的学者。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谁不愿见中国国内搞得好一点，把知识水平提得高一点。
　　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弱点，这不容讳言。但他唯一的价值是在知性的真诚，他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来从事他所擅长的学术研究，而他必须被容许来发表他自己的真诚的意见。而一旦知识分子于外在强大的阴影笼罩之下，不敢吐露他自己的心声，最高的愿望只不过是明哲保身，苟延残喘，那么他对国家民族就做不出他应有的贡献，他的短暂的安全终不过只是短暂的安全！他也就终摆脱不了他的困境。然而“中国”与“中国人”，或者是应该得到一个比这较好一点的命运吧！
　　
　　（原刊于香港《九十年代》总第一七三期，一九八四年六月）
　　二、文化论争的回顾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