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探讨了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全球治理历史上的三个重大事件：国际信息新秩序、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全球网络安全辩论。这三段历史聚集了全球传播研究的几乎所有重要线索，构成了三段价值极高的事件和时间样本。本书对它们的深入剖析有助于读者了解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体系构成和本质。

《全球传播政策：从传统媒介到互联网》为读者呈现了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全球治理历史上的三个重大事件。这三段历史波澜壮阔且影响深远，让人不禁对信息社会背后规模宏大的暗潮涌动叹为观止。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三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普通读者在阅读之后也能清晰地了解到互联网全球治理领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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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播政策：从传统媒介到互联网0000
导论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全球治理历史上的三大事件







导论
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全球治理历史上的三大事件导论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全球治理历史上的三大事件本书主要探讨了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全球治理历史上的三个重大事件：国际信息新秩序（19761984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032005年）、全球网络安全辩论（2013年至今）。一、 国际信息新秩序（19761984年）国际信息新秩序（The 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有两个主要背景。一是美苏冷战，重要标志是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将苏联定义为敌对国家。二是亚非拉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运动，仅60年代就有将近50个国家获得独立。在这两个主要背景下，新独立的国家发起不结盟运动，希望突破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不结盟运动在信息文化方面的努力获得左翼传播批判学者的同情与支持，他们在1976年发起国际信息新秩序，并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变成斗争阵地。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主要诉求集中于三点：各国传播实力相差悬殊、国际信息流通不平衡、西方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片面扭曲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意面对这些指控，但是为了防止发展中国家利用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中的多数席位通过于己不利的决议，加上身处经济危机无暇他顾，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主要采取了安抚、对话的策略。但是，到了80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上台之后，其代表的保守势力倾向于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利用西方商业媒介的主导地位，将国际信息新秩序定义为美苏意识形态斗争，而非南北信息流通争议，从而在本国制造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民意基础。1984年，美英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标志着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失败。这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单边主义政策的牺牲品，国际信息新秩序成为替罪羊。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留下来三份重要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媒介宣言》（The Mass Media Declaration of UNESCO）、发展传播国际项目（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麦克布莱德报告》（The MacBride Report）。其中，《大众媒介宣言》流于左支右绌的外交词汇，不具备上升为法律规范文件的条件。发展传播国际项目本身是一个技术资助项目，而且频繁陷入缺乏资金的境地，无法改变全球传播的不平衡。《麦克布莱德报告》虽然也失之于文字的模棱两可，但却全面地总结了全球传播的困境，成为全球传播史上的关键文本。《麦克布莱德报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倡传播权利，并将之定义为一项基本人权。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失败之后，传播批判学者总结教训并展开行动，高举传播权利的大旗。从1989到1999年，他们一共组织了十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MacBride Roundtable），分别是1989年津巴布韦哈拉雷、1990年捷克布拉格、1991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992年巴西圣保罗、1994年美国檀香山、1995年突尼斯突尼斯市、1996年韩国首尔、1997年美国博尔德、1998年约旦安曼以及1999年德国莱比锡。同时，美国的格伯纳（George Gerbner）发起文化环境运动；荷兰的哈梅林克（Cees Hamelink）起草了人民传播宪章；芬兰的诺登斯顿（Kaarle Nordenstreng）启动了国际媒介监督项目。1997年，这些批判力量创建了传播权利平台（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Rights）这个民间团体，并利用这个平台在21世纪初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将传播权利写入了民间团体宣言。这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与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之间的重要链接。二、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03200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The 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分两期召开。峰会总体上围绕着该建设怎样的信息社会展开，但是最重要的议题是互联网治理。美国在1998年成立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分配机构（ICANN），监管互联网核心技术资源，例如域名系统、根服务器等。两期峰会的主要争议就是美国监管的合理性。2003年，第一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175个国家、481个民间团体以及98家公司参加了第一期峰会。中国、南非、巴西以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成功地启动相关程序，挑战当时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日内瓦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成立工作组，探讨合理的互联网治理模式。2005年，第二期峰会在突尼斯召开。174个国家、606个民间团体以及226家公司参加了这一期峰会。欧盟在会议前夕提出互联网治理的新合作模式，成为突尼斯峰会辩论的焦点。欧盟的本意是想在中美争议之间寻找一种折中方案。中国提倡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治理模式；美国提倡市场主导的互联网治理模式；欧盟提倡公私合作模式，主张由市场负责互联网核心资源的管理，由政府制定互联网治理的根本原则。但是，欧洲学者认为，中国与美国可能在突尼斯峰会之前已经私下交易：中国不在会上对美国垄断互联网核心技术资源发难；美国尊重国家顶级域名之下互联网治理的主权原则。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争议演化为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峰会的最后结果可以用三点概括：（1）维持互联网核心资源治理现状；（2）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互联网治理的主权原则；（3）成立互联网治理论坛继续探讨新的治理模式。这两期峰会发表了关于信息社会的五份重要宣言。总体上，这些宣言可以分为官方宣言与非官方宣言两类。官方宣言是指《原则宣言》《行动宣言》《突尼斯议程》以及《突尼斯承诺》；非官方宣言是指《民间团体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宣言》与《民间团体声明》。帕多文妮（Claudia Padovani）使用字句内容分析的方法将官方宣言、非官方宣言分别与《麦克布莱德报告》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非官方宣言更完整地继承了国际信息新秩序的遗产。20032005年前后两期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国对互联网资源的监管地位，但并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跟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相似，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后续延伸出来十二届互联网治理论坛（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分别是2006年希腊雅典、2007年巴西里约热内卢、2008年印度海德拉巴、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2010年立陶宛维尔纽斯、2011年肯尼亚内罗毕、2012年阿塞拜疆巴库、2013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2014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15年巴西若昂佩索阿、2016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以及2017年瑞士日内瓦。这个论坛维持了对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高层讨论，但并不具有决策能力。三、 全球网络安全辩论（2013年至今）19761984年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辩论局限于政府精英阶层，2003200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吸纳了商业力量和民间团体。然而，这两场辩论均没有真正地引起全球公众的关注。到了2013年，由于中美网络安全争议的爆发，尤其是由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的影响力，互联网治理和网络安全问题终于进入全球民众的视野。随着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不断曝光美国大规模监控全球通信，网络安全从一个专业议题迅速上升成为大众议题，具备了地缘政治、全球治理、军事外交等多重核心属性。这促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网络安全辩论（Global Cybersecurity Debate）。全球网络安全大辩论从2013年初期中美双边对峙开始，恰逢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成功（2013年1月21日）以及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2013年3月14日），正是在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电话通话中，奥巴马在两国最高政治层次提及网络安全威胁。这个时刻是美国通过发布国情咨文报告、《曼迪昂特报告》（Mandiant Report）等一系列行动所积累实现的外交结果。在此后的3个月中，中美网络安全争议按照美国设定的轨道进行，这构成了全球网络安全大辩论的第一阶段。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13年6月5日，斯诺登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Bureau）棱镜监控项目（PRISM），掀开了美国大规模监控全球通信的冰山一角，打断了奥巴马政府设定的政治进程，让全球媒体和公众意识到，反而是美国滥用自身互联网垄断地位，将美国自身监控全球通信的故事脚本栽赃到中国身上，美国对中国的指控就像回旋镖一样打回到了美国政府自己身上。从此，关于全球网络安全的大辩论进入世界各国挑战美国的第二阶段。斯诺登并没有一下子全盘托出美国所有的监控行为，而是如同此前的维基解密事件一样，设计了一连串持续的、有技巧的曝光活动。除了棱镜项目之外，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斯诺登爆出多个监控项目：针对移动设备每天收集50亿条手机记录的移动风暴（Mobile Surge）项目，针对不联网计算机的量子（Quantum）项目，针对文件分享网站的悬浮（Levitation）项目，针对光纤电缆数据流的茁壮（Muscular）项目，针对中国企业和领导人的猎击巨人（Shotgiant）项目，拥有电话通话回溯功能的玄机（Mystic）项目等。从俄罗斯到巴西再到德国，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抵制美国监控的运动。为了扭转斯诺登泄密事件造成的全球被动局面，美国竟然再次升级了中美网络安全争议。2014年5月19日，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官，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上的矛盾全面升级，进入短兵相接的对峙阶段。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全球网络安全大辩论的第三阶段。作为对美国起诉中国军官的回应，2014年5月26日，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布《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称美国悍然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人权，危害全球网络安全。2014年6月9日，美国Crowdstrike网络安全公司声称发现新的中国黑客部队，称中国具有从外国窃取商业秘密和军事机密的行为和野心。2015年4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专门应对网络攻击的经济制裁项目，并实施对朝鲜的制裁来进一步威慑中国。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对峙直到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才走向缓和。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政府突然宣布放弃对互联网核心功能的监管权，ICANN未来的走向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四、 地缘政治、产业、学术和技术的交叉点总之，国际信息新秩序、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以及全球网络安全辩论都属于全球传播与治理的研究范畴，它们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都试图解决诸如全球信息流通的不平衡这些结构问题造成的后果。三者都是全球治理事件，各方力量主要辩论传统媒介和互联网治理问题。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主题是通讯社与信息流通；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主题是互联网治理与数字鸿沟；全球网络安全辩论的主题是网络安全和网络监控。三者在较大程度上还是全球重大媒介事件。对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媒介报道超过800条，不少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分析，结果恰好证实了发展中国家在新秩序辩论当中对西方媒介的指控，即它们强调冲突、充满偏见。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也是一项重要的媒介事件。仅就第二期峰会而言，会议网站在2005年11月1日到12月2日收录的各国报道就达300多条。到了全球网络安全辩论，全球媒介所奉献的报道则数以百万计，网络安全问题由此真正成为全球公众家喻户晓的主题。这三段历史恰好位于地缘政治、产业、学术以及技术的交叉点，聚集了几乎全球传播研究的所有重要线索，构成了三段价值极高的事件和时间样本，完整、清晰而又集中地折射出来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全球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该领域弱肉强食之本质特征。




第一部分

徐培喜，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芬兰坦佩雷大学副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互联网政策、网络安全、国际传播。

导论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全球治理历史上的三大事件
第一部分国际信息新秩序及其理论第一章国际信息新秩序（19761984年）
第二章文化帝国主义观点
第三章《麦克布莱德报告》与传播权利（19801998年）
第四章污名化国际信息新秩序第二部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及其理论第五章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032005年）
第六章信息社会理论/
第七章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关键文本（20032005年）/第三部分全球网络安全辩论及其理论/第八章中美网络安全争议和美国网络军工复合体的崛起（2013年）/
第九章斯诺登泄密事件及其影响（2013年至今）/
第十章ICANN的重生之路（20142016年）/
第十一章草根媒介和民间团体在本土与全球公共空间的崛起/
第十二章结论：绵延四十年的辩论/
后记从沙沟西村到全球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