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十五点，店里十分冷清。温斯顿记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咖啡馆。店内几乎空无一人。电屏里流淌出尖细的音乐声。那三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店员主动给他们拿去了几杯金酒。他们桌上有一个棋盘，棋子摆好了，但并没有人下棋。就这么大约过了半分钟时间，电屏的内容起了变化。播放的旋律变了，音乐的调子也变了。突如其来，难以形容，这是一个古怪、沙哑、充满嘲弄意味的刺耳音符：温斯顿心中将其称为黄音。电屏里传出歌声：在这繁茂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在这繁茂的栗树下。那三人一动也不动。但当温斯顿又看了一眼卢瑟福破了相的脸时，发现他双眼噙满泪水。他这才发现阿伦森和卢瑟福的鼻梁都被打断了，不禁打了个冷颤，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打冷颤。之后不久，这三人又被抓了起来。似乎从上次被放出来的那一刻起，这三人又开始搞新的阴谋。在进行第二次审判的时候，他们把先前的罪行又招供了一遍，然后还坦白了一连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他们的下场被录入党史，以儆效尤。大约五年后，也就是1973年，温斯顿打开从气流输送管传送到他桌上的一份文件时，发现一张显然被随手塞进去忘记取出来的纸片。他刚把纸片展开，就意识到了这片纸非同一般。这是一片从大约十年前《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纸，是一个版面的上半页，所以能看见日期。纸上印有一张在纽约参加某个党务活动代表的照片，琼斯、阿伦森、卢瑟福位于照片中央。不会有错，就是他们三个，照片下面的说明里也印着他们的名字。问题是两次审判中这三个人都供认，在那天他们在欧亚国境内。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抵达西伯利亚某地与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会面，并出卖了重要军事机密。这个日期之所以温斯顿记得很牢，因为碰巧是仲夏节。而这件事在其他无数文件里肯定也有记录。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供词统统是谎言。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哪怕在当时，温斯顿也从不认为大清洗中消灭的人真的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但是那片报纸便是铁证，是被摧毁了的过去的残片。像一块骨骼化石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层中，瞬间瓦解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公诸于世，让世人了解其中的重要性的话，就足以让党灰飞烟灭。他原本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并领会了它的意义所在，立马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了起来。幸好他打开报纸的时候，从电屏角度看，报纸的内容是上下颠倒的。他把便条簿放在膝盖上，并把椅子向后推，尽可能离电屏远一点。保持面无表情并不难，只要努力一点，甚至连呼吸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而电屏十分灵敏，能够捕捉到心跳声。他自己估计约莫坐了十分钟时间，内心像热锅上的蚂蚁，总在担心会发生意外让他暴露，譬如突入起来一阵过堂风吹过桌面之类。然后，他再也没有将报纸打开，而是直接将其和别的废纸一起扔进了记忆洞中。也许再过个一分钟，这张报纸就会化为灰烬了。这是十年还不是十一年前的事了。如果在今天，他可能会保留这张照片。照片本身和它所记录的事情都已经成为记忆。不过，奇怪的是对他来说，用手拿过这张照片这件事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他想知道，党对过去的控制是否会因为曾经存在过的一纸证据变得不曾存在而有所减弱？然而在今天，即使照片能够从灰烬中复原，可能也根本成不了证据。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不在和欧亚国打仗了，而那三个已死的人必定是到东亚国的特务那里出卖祖国的。在那之后，战争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他记不清了。很有可能的是供词几经改写，直到事实和原始的日期都变得完全不重要。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被不断篡改。像噩梦般让他备受煎熬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伪造工作。篡改过去带来的好处立竿见影，但其终极目的却让人无从知晓。他又一次拿起笔写道：我知道方法，却不知道原由。像之前很多次一样，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或许疯狂仅仅是一个人性格中的一小部分。有段时间，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征兆。而今天，相信过去是不能被篡改会被认为是疯子。可能怀有这种想法的人只有他一个，而如果真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那他就是个疯子。但是，觉得自己是个疯子的想法并没有让他困扰，可怕的是他的这个想法也有可能是错的。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看着扉页上的老大哥画像。那双具有催眠能力的眼睛与自己目光相接。好像有种巨大的力量从头上压下来——有某种东西进入你的头颅，撞击你的大脑，把你吓得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成功说服你否认那些证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最终，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相信。很明显，迟早他们这样宣布的，这是他们所处地位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哲学不但不言而喻地否认了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了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最大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独立思想而杀了你，而是他们的理论有可能是正确的。说到底，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球引力在起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会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仅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本身是可以控制的，那又当如何？但是，这样不行！突然，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勇气大增。没有经过特意的联想，奥伯里恩的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比之前更加清楚地知道奥伯里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他在为奥伯里恩写日记，在给奥伯里恩写日记。这日记就像一封无穷无尽的信，尽管没有人会去读，却因为写给某一个特定的人而变得有了色彩。党告诉你，不能相信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任何东西。这是他们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命令。一想到反对他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一想任何一个党内知识分子都能够在辩论中将他驳倒，一想到那些他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如何应答的微妙观点，他的心就沉了下去。不过，他站在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自己才是对的！必须捍卫那些显而易见的、质朴的、真实的东西。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是真理，这个观点不可动摇！客观世界真实存在，自然规律不会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悬空的东西会向地心方向掉落。他在对奥伯里恩说话，同时也在阐述一个重要的公理，怀着这样的感觉，他写道：自由就是拥有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前提成立，其他皆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