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山海经》中各类以神话形式表现殷商先民对海洋资源的探索开始，讲述了几千年来，我们对海洋资源逐渐认识的过程。海洋既是资源宝藏，又是友谊的桥梁，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

适读人群 ：时政爱好者、军事爱好者、历史爱好者
向海洋进发，中国又一个千年发展的机会！ 
无论前面是地留阵还是万丈深渊，我们都将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去开发我们自己的海洋资源！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

海洋之于人类的意义早已无需多言。很久以前，中国人便认识到了海洋对于文化交流、商业贸易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借由海洋，中华儿女劈波斩浪，将华夏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造就了兼容并蓄的独特的中华文明。 
我们常说中华历史五千年，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7 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便已经开始挑战海洋了。待到《山海经》横空出世之际，人们已经开始了远洋之旅，就连美洲都已经有了中国人的足迹。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国人对于海洋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也日趋提升。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开始，海洋资源的利用正式成为了官方行为，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有了国家雄厚实力的支持，海洋事业才有了高速的发展。从战国时期的大翼到汉代的楼船，从唐代的福船、广船到宋代的客舟、神舟，从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到明朝的郑和宝船，从收复台湾的旧式帆船到北洋水师的铁甲战舰，更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航母、科考船、邮轮，等等，都体现出中国人征服海洋的坚定自信。 
正如先哲曾经说过的那样，“需要是发明的动力”。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在航海技术上彰显无遗：船尾舵、多重桅杆、指南针等许多改进航海技术和导航技术的发明及传播，让整个世界受益匪浅；海图的绘制和对洋流、风向及海洋气候的掌握，更令中国人驰骋海洋如履平地。从硬件到软件，中国的海洋事业全面发展；从内陆到远洋，中国人的足迹印满了四大洋。 
随着被称为“海洋世纪”的21世纪的到来，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再一次迈出了海上交流的新步伐。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在世界格局发生复杂变化的当前，主动创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外合作环境的有力手段，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这条新的海上丝路，平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金融合作和机制平台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深沿线区域经贸合作，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筹建亚洲基础设施，加强基础文化建设，优先发展海上互联互通，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携手共创区域繁荣。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实施，中国的海洋事业必将进一步延续祖先的辉煌，在广袤的海洋中，掀起一片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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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希臣：男，吉林省吉林市人，1960年出生。曾作为知青到农村插队，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2000年成为北漂一族。撰写出版了《历史在女人面前拐弯》《盛装下的苍凉》《雄关，历史的证人》《龙脉，千里大运河》等十余部文史社科类书籍。其中《龙脉》一书于2010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100本必读书籍之一。

1·《山海经》并非神话，殷商先民乘风破浪


9·开疆拓土，殷商朝时期的大航海


20·船家能使八面风，春秋战国的百舸争流


30·始皇称帝，海巡宣示大一统


38·徐福，从秦朝方士到日本天皇的嬗变


54·造船航海术，铸就汉武海上称雄的豪情


69·以丝绸命名的航路，中外经贸的滥觞


81·乱世三国，开阔海路继往开来


95·法显求佛越洋返，发现拉美又一人


108·四通八达的海贸路，设置精妙的市舶管理


124·矢志不移，鉴真六次东渡


137·“司南”指路乘风破浪，两宋海贸登峰造极


153·陶瓷之路打造了“China”名字的辉煌


170·海贸与海漕兼顾的一代霸主——忽必烈


186·元代航海史上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199·郑和下西洋，中外古代航海的巅峰


213·“海圻”号巡洋欧美，开启对外新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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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30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句丽。不料，太宗因病驾崩，于是高句丽又逃过灭国一劫。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30城。即位不久的唐高宗不想开战，便对高句丽下诏劝和，高句丽不听。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13万唐军援助新罗。
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成）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即率军5万与唐军会师。联军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拔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仓皇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后又被苏定方率唐军团团包围。而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则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都城。
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却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缒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
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官员、富豪58人，全部押送长安。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回师中原，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都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途中，王文度病死，朝廷便命令因获罪被免职的大将刘仁轨替代。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但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同时，他派使者两次前往日本乞援，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日本称丰璋）。
百济的覆灭，对于日本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日本国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日本国国王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太子中大兄回京继位，史称天智天皇。八月，天智天皇另派阿昙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率全军开赴百济。九月，天智天皇派狭井槟榔等率军5 000人乘坐170艘战船护送王子扶余丰，至百济边境，扶余福信等前来将王子扶余丰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不久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包围于百济城内。唐高宗下诏，任刘仁轨代理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轨。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一直杀向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齐明七年三月改为此年号，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扶余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高句丽唯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派使者前往日本，敦促日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日本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日军立刻投入战斗。龙朔二年六月，日本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27 000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整个的战争态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南方战场由于日军的介入，战争的有利形势已经转向日军和百济军方面了。
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还未遭到挫折，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过了不久，百济大将扶余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扶余福信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浮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龙朔三年八月初，听说日本援军将要到达，百济王率部分军队从周留城赶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
白江口是在朝鲜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由百济王子及前期到达的日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 000名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溯江而上夹击周留城。
八月十三日，刘仁愿所率唐军逼近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军队尽管有日军相助，但因为士气低下，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继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城的咽喉，百济守军拼死抵抗，唐军围攻十多天依旧不能攻克，所以，周留城内暂时安全。
在刘仁愿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想要溯江北上夹攻周留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日本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唐军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战前，我们先分析一下双方力量对比。
军士及战船数量对比：
唐方13 000人，战船170艘；
日方42 000人，战船1 000余艘。
唐方显然处于劣势。但是，除此之外，其他方面，日方均不占优势。
战船的造船技术及武器配置：唐初海军规模巨大，装备也很先进，为适应作战需要，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
楼船是当时海军装备中最主要的作战船船，武器配备齐全。艨艟采用封闭型结构，外披装甲（生牛皮），造型小巧灵活，速度快，主要用于突袭、侦察、通讯联络。斗舰是梯级复式结构，水兵可以梯级排列迎敌，划船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是当时海军主要的作战船只。走舸速度快，主要用于突袭和冲击，是海上进攻的利器。游艇主要用于指挥调度和军事侦察，机动性很强，造型一般不大。
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还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唐代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连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个舱，船底部采用3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艘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中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连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少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少船体自身重量。唐朝时期的木船从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而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则要落后得多。据考证，日本当时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且多为单层船只，一旦触礁，或因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遣唐使船应该是日本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尚且如此，其批量生产的战船技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唐初海军的编成及编制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和合理性，因为它能充分发挥当时先进的装备、技术和人员的战斗力。唐初海军配备的舰船有大小多种，具体作战时，各种舰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协调互补。“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艨艟、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船战，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
总之，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分为将吏、战士和什伍，大家职责明确、配置严谨、纪律严明。
反观日军，1 000艘战船蜂拥而上，海战中毫无章法。于是乎，胜败立判。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日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朝海军阵营。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日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日军立刻处于劣势。日军统帅慌忙下令将战船撤回本队，他们商议说：“只要我们奋力冲锋，唐军自然就会败退。”于是日军将领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其实，日军的战法恰好落入唐军的圈套。刘仁轨见日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日军围在阵中。日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日军指挥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间，日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本来在岸上守卫，见到日军失败，乘乱军之际，逃往高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随即，日本陆军连忙从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
白江口之战奠定了七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基本格局。百济的灭亡使高句丽失去了南面的屏障，5年后的668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灭掉了高句丽。大唐帝国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因而对唐来讲，白江口之战是大唐经略东北和朝鲜半岛的第一个里程碑。对新罗来讲，白江口之战奠定了它统一朝鲜半岛的基础，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对日本来讲，白江口一战使得它的势力彻底被逐出了朝鲜半岛，使其感受了自己落后的社会形态和唐朝先进的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差距。之后，日本接连派遣唐使赴华，对唐朝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将唐朝的律令制度、学术文化陆续传入本国，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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