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国禁欲的年代，主人公曾广贤因为无知和恐惧，错过了向他大胆表白的少女，但活跃异常的欲望煎熬，还是让他蒙着眼睛进入仰慕的女人房间，什么也没有干却被诬告成了强奸犯。狱中十年，他隔着铁窗似乎获得了坚贞的爱情，但出狱后爱情又成镜花水月……他每走一步后悔一步，从“禁欲”年代到“放浪”岁月，几十年没过上一次性生活。

　　这是一条中国性生活由禁欲到开放的变化线，也是曾广贤的后悔日记。“后悔”指向不单是情感，而成了他的生活状态，一种生活哲学，看似阴错阳差，却又是这个社会生活的本象。其情感经历具有典型的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不断“后悔”地生活在荒诞中，也有一定的现代哲学意味。该小说荣获北京《新京报》2005年度好书文艺类图书奖，作者因该书获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奖。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心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地，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外国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国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2016年5月23日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于广西天峨县，被评论界称之为“新生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我们的父亲》《请勿谈论庄天海》等。部分作品被翻译为法文、韩文、德文、日文、希腊文和泰文出版，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

序

第一章　禁欲

第二章　友谊

第三章　冲动

第四章　忠贞

第五章　身体

第六章　放浪

第七章　如果

东西创作年表

　　第一章禁欲

　　1

　　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

　　那时候，我长着一头卷发，嗓音刚刚变粗，嘴边还没长毛。“嘴巴无毛，办事不牢。”我爸曾长风经常这样告诫我。那时不像现在，有许多解闷的玩意，什么电视机，什么网络统统地还没有，茶馆也取消了，街道萧瑟，没有咖啡厅、舞厅，更不可能有什么桑拿按摩，就连门市部都很稀少。我们除了上学，开批斗会，就是搞大合唱，课堂上没有关于性的内容，就连讲话都很少涉及器官。你根本想不到，我性知识的第一课是我们家那两只花狗给上的。

　　那是个星期天，两只花狗的屁股不幸连在一起。它们站在仓库门前的阳光下吐着舌头，警觉地看着我们。我爸拉过一张席子，把狗拦住。我和于百家拉起另一张席子从后面合围。两只狗就这样被圈定，一个正步走，一个倒退着，在席子圈出的地盘打转，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吟。于百家兴奋地喊：“快来看呀，五分钱一张门票。”紧接着就有人从仓库跑出来，先是于百家的父母于发热和方海棠，其次是赵老实和他的老婆陈白秀，他们来到席子边，张开不同形状的嘴巴，露出白的、黄的、黑的牙齿，个别人笑得口水都流出了嘴角。狗被越来越多的人惊吓，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脚步混乱。公的沿着席子转圈，母的倒退不及在地面拖出爪印，连续拖了几圈，爪印就像田径场上的跑道。

　　你可能不知道，在那个特别时期，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想找点乐子比找钱还难，所以大家都露出了笑容，好像要把存款在这一天里连利息都花光。不瞒你说，笑得流口水的是我爸，皮笑肉不笑的是于伯伯，捂住嘴角的是方伯妈，赵大爷张开两排黑牙，陈大妈笑出了泪花……就在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赵山河忽然从仓库滚出来，板起脸：“爸，妈，你们被利用了，也不看看糟蹋的是谁家的席子？”

　　赵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起笑容，但他们的表情却像失灵的刹车，怎么收也收不住，这让赵山河很没面子。赵山河是赵老实的女儿，当时在郊区的兵工厂生产子弹，人长得像个皮球，圆圆的鼓鼓的，特别是那个胸口，撑得在百货大楼都找不到合适的衬衣。我爸厚起脸皮：“山河，大家都快憋死了，就当你搭个舞台，请街坊看戏吧。”

　　“你干吗不拿你家的席子来搭舞台？”

　　“难道这狗不是我家的吗？我免费出演员，晚上还得给它们加伙食，最吃亏的我，不是你的席子。”

　　赵山河伸长脖子，瞥了一眼席子里的狗，“扑哧”一声笑了。她终于放下架子，和大家笑成一片，嘴巴开得比赵大爷的还大，甚至连身材都笑弯了。她的哥哥赵万年这时正好骑着单车回家，看见赵山河笑得那么放肆，脸像刷了黑漆，一手叉腰，一手把各位的脑门点了一遍：“你们太不像话了，这是低级趣味，是要挨批斗的！”

　　赵万年是第五中学的校长，著名未婚青年，他连“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都讲不清楚却当了校长，不能不说是沾了“工人阶级”的光。他凶狠的口气吓得大家的脸都有些白，扶住席子的手一只只离去，最后席子再也没有支撑，哗地倒在地上，两只狗一览无余。赵万年摊开手掌，大声地：“拿棍子来。”我跑进仓库，拿出一根木棍。赵万年抓过去，朝两只狗的连接处狠狠一劈。狗们发出悲痛的喊叫，瘸腿跑向马路，它们的脚步出现了奇迹，正着走的和倒退着的竟然步调一致，像是有人在给它们喊“一二一”。它们连跑带拖横穿马路，一头撞到迎面驶来的公交车上。车的挡板立即凹陷，那个以肉击铁的声音响了好久。车轮碾过它们的身体，挤出它们的血和肠胃，但是它们的臀部紧紧粘连，就像两张扯不开的薄饼贴在路面。

　　我的眼睛像进了沙子，泪水忍不住流出来。我爸用席子把两只死狗包住，摔到仓库门前。赵万年伙同于百家用棍子抬起两只狗，架到门前的树桠上，木棍正好挑在狗的连接处。两只狗屁股指天头朝地，对称垂挂，就像一只狗在照镜子。刚才散开的人又慢慢聚拢。赵万年指着狗：“不要以为这只是狗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人故意操纵？公开展示色情比传播黄色书刊还严重。你们都在现场，希望能够检举揭发。”

　　我爸转身走开，人群中出现一个缺口，正好被下班回来的我妈填上。她一填上，赵万年的眼皮就跳了一下。我妈叫吴生，是大家闺秀，懂书法会弹琴能绣花，名声在外，当然不是书法也不是绣花的名声，而是漂亮的名声。解放后，她不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努力用勤劳的双手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赵万年盯住我妈：“凡是今天看过这狗交配的，要么写一份深刻的检查，要么写一份揭批材料，三天后交到我手里。”

　　人一个两个地离去，赵大爷吐了一泡口水，也转身走了。最后赵万年的面前只剩下四个第五中学的学生，就是我、于百家、小池和荣光明。赵万年看着纷纷离去的背影：“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还是师和生。有的人现在不写，今后就没机会了。同学们，他们不写你们写！你们给我写出水平来，水平到可以拿去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朗读。”

　　2

　　我得先说几句仓库。这仓库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他是资本家，解放前一直做西药生意。一九四九年，城市被新政权接管，他把房产全部捐献出来，然后提起一口破皮箱，带领全家人赶到火车站，准备迁往乡下老家。那个新市长念我爷爷财产充公积极，派了两个秘书到火车站挽留，并把我家装药的仓库回扣给爷爷居住。当然不是一家人居住，一家人住那么宽，那等于还没改造过来，还是臭资本家。仓库住进了三家人，除我们家，还有于发热、赵大爷两家。于家过去给我们曾家管账，是管家。赵家过去给我们当仆人，干一些拉车扫地扛麻袋的活。我那时还没出生，这些事都是从大人们的嘴里听来的。等我出生时，爷爷早就见阎王去了，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这样的背景，就像我妹妹手掌心的黑痣，就像我脑袋上卷曲的头发，怎么也擦不掉、拉不直。当时“资本家的余孽”像一顶十层楼那么高的帽子，戴在谁的头上谁都会得颈椎病，甚至会变成“宰相刘罗锅”，头抬不起来，眼睛总盯着自己的脚尖。哎呀！我说跑题了，还是先说仓库吧。

　　仓库被红砖隔成三户人家，各有各的卧室和厨房，只有厕所和屋顶是共用的。厕所起在仓库后面，有五个坑，可同时容纳三男两女。共用屋顶是因为每一壁墙只砌四米高，上面没封顶，站在各自的家里抬头，都会看见仓库的檩条、瓦片和采光的玻璃瓦，所以各家各户的声音会像蒸汽那样冒上去，在屋檐下交叉、传染。

　　那天晚上，我家餐桌上摆的是红薯、南瓜。我爸吃了几口就放下筷条，捏上菜刀要去门外剥狗，说是给我们弄红烧狗肉。我大声地：“我不吃狗肉！”我爸晃了晃菜刀：“你怕狗肉卡你喉咙吗？”我抹了一把眼角：“都怪你，要不是你用席子拦，我们家的狗就不会死。”

　　“它们自己不想活了，怎么把责任栽到我的头上？”

　　“就怪你。你要是不拦它们，赵校长就不会看见，赵校长不看见，它们就不会挨棍子，它们不挨棍子就不会跑，它们不跑，就不会撞到车上……”

　　“你真会耍赖。那我问你，是谁给赵万年递的棍子？”

　　我顿时傻了。棍子不是我递的吗？我干吗要给他递棍子？我要不给他递棍子，而是把狗赶跑，那狗不就活下来了吗？

　　“不要动不动就赖别人，要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爸说着，跨出门去。我妈把筷条狠狠地拍到桌上：“我看你就没有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要是去吃那脏东西，最好先把婚离了。”他们为吃不吃狗肉发生争吵，吓得曾芳哭了起来。我爸不得不摔下菜刀，强行咽下吃肉的欲望，重新端起南瓜。吃的过程中，他成了哑巴，而我妈的话却像坏了的水龙头，哗哗流淌：“动物园运来了一只老虎，是在森林里刚捕到的，它比任何一只老虎都凶，但是何园长却给它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兰兰……”

　　“你要是不洗，从今天起就别再看我一眼，免得把我弄脏。”赵万年的声音像砖头，忽然从屋顶劈下，打断了我妈的讲述。我和于百家跑到赵家门口，看见赵家的餐桌上放着一盆清水。赵万年命令赵山河洗眼睛。赵山河不服：“只听说过饭前洗手，没听说过要洗眼睛。”赵万年抓起赵山河的头发，把她的脸往水盆里按。赵山河扭来扭去，碰翻水盆，一部分水洒在赵万年的裤腿上。

　　赵山河一甩辫子：“你是不是手痒了，想拿我当阶级敌人来练。”

　　“你还有脸！那狗也是你看得的？”赵万年抖着裤脚。

　　“爸看了，妈看了，方阿姨也看了，就连那些小毛孩都看了，凭什么我不能看？不就对对屁股吗？”赵山河的嗓门大得差不多掀翻了头顶的瓦片，一边说还一边撅嘴。

　　“你什么态度？他们看，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的余孽，而你，你是什么？你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你还是个姑娘！”

　　“姑娘就不是人啦？”

　　“你看看，中毒了不是？姑娘就应该像白纸那样清清白白，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腐蚀了。”

　　“我喜欢腐蚀，我恨不得现在就被腐蚀！你管得着吗？”说完，赵山河扭着屁股走进卧室，把门“嘭”地撞上。

　　赵万年气得手指抽风，也许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以来，他还是头一回碰上这么强硬的声音，所以他着急了，扬起巴掌来回找地方，最后找到墙壁上的一个镜框。镜框落在地面，玻璃裂成数不清的线条，就像光芒万丈那样的线条，线条下面是赵山河的大头像。赵万年想挽救他妹妹的主意，可能就是这时冒出来的。他找赵大爷商量，要在仓库里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批斗会。他认为只有把那两只狗批臭批透，才能洗干净赵山河所受的污染。赵大爷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我的大校长，除了开批斗会，你就没别的事干了吗？到哪里去开批斗会都成，就是不要到仓库里来开，不要让我看见，眼不见心不烦。”赵万年连连说了几声“余孽”，从此不再跟他爸商量事情，后来他爸的裤裆破了他也不提醒，不提任何建议，就让他爸的脸掉在地上。

　　3

　　这个深夜，我们家的床板像长了钉子。我爸他翻来覆去，用背睡了一会，用手臂睡了一会，用肚皮睡了一会，就打坐起来，弄得我这个“瞌睡虫”的耳朵一直竖着。不久，他的屁股像生了痔疮，在床板上轻轻地磨了几下，半边屁股挪到床外，接着整个屁股腾空而起。床板轻轻上浮，把我提高了几毫米。我爸轻手轻脚朝我妈那边摸去。说真的，我很不愿意听到那些声音，它让我提前懂得了什么叫做“复杂”！

　　我爸用借钱的口气：“吴生同志，求你，就一次，行不？”

　　“不行。你说，你这样做和那两只狗有什么区别？”

　　“我想得脑袋都快破裂了。你就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看见，给我弄一次吧？我保证就一次。”

　　“那你还不如用刀子把我结束算啦。我用了十年，放了一提篮的漂白粉，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这么干净，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点革命友谊，就请你离我远点，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

　　我爸叹了一口气，走出家门，在仓库前坐了一个通宵。晨光落在树冠上，我爸的眼圈红得像擦了清凉油。他掐死几只爬上小腿的蚂蚁，打了一个响响的喷嚏，就听到当天的第一次广播从红灯牌喇叭里飘出来，这让我爸感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至少可以掐死蚂蚁，至少可以生产喇叭。我忘记说了，我爸是无线电三厂的工人，仓库里挂着的那只喇叭就是他亲手安装的。马路上传来扫地和蹬三轮车的声音，天色又亮了一点，刚才还是一块块的树冠，慢慢地分开，变成了树枝和树叶，最后连树上那两只狗的毛都清晰了。

　　我爸盘算着跟单位请一天假，趁我妈去上班偷偷把那两只狗红焖，还计划多放甘蔗与八角。但我妈好像连我爸的肠子都看透了，早早地起床，用麻袋把那两只狗套住，在麻袋口结了三道绳子。我爸问她是不是要吃里爬外，要胳膊肘往外拐？我妈说这狗是拿去喂那只老虎的，动物园会付一点钱给我们。我爸眼睁睁看着我妈用单车把两只狗驮走，车轮跳一下，后架上的麻袋就跳一下。麻袋一下一下地跳，最后跳出我爸的视线。我爸站起来，回屋洗了一把脸：“既然狗都拿走了，请假还有什么意义？”

　　这天，我妈抱着一个沉重的纸箱回家。她看见方海棠正在门前收衣服，就端着纸箱凑过去，把老虎吃狗肉的事说了一遍。方海棠打了一个喷嚏：“对不起，我好像要感冒了。”这时赵大爷叼着烟斗从门里走出来，我妈迎上去，把老虎吃狗肉的事又说了一遍。赵大爷吐了一口烟，忙着到对面的门市部去打酱油。我妈都说了两遍“老虎吃狗肉”，却没得到一句赞许，哪怕是附和，她的心里很失望，于是就自己跟自己赌气，端着那个纸箱久久地站在门前。终于，赵万年回来了，我妈把老虎吃狗肉的事再说了一遍。赵万年拍拍我妈的肩膀：“吴生同志，你做得很好！”这时，我妈才感到手臂疼痛，痛得就快要从膀子上脱开了，端纸箱的手掌冒出了许多红印。那个纸箱可不是闹着玩的，里面装着满满的一箱肥皂！

　　不要以为我妈讲了三次就能闭嘴，这仅仅是她后来无数次讲述的一个铺垫，就像吃饭前的开胃小碟。你说一个人干吗老要找别人讲呢？烦不烦呀？讲多了别人听或是不听？也许你还没讲，人家心里头早就发笑了。我妈一点都不清醒，吃晚饭时，开始跟我们讲述。她说那老虎扑上去，用嘴一撕，一摔，两只狗便飞上了天，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在天上飞着，慢慢地往下掉，掉到一半，两只连着的狗就分开了，一只飞向东，一只飞向西……老虎具体怎么吃的狗肉，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倒没忘记我妈说话的神态。那是得意的兴奋的，手不停地比画，嘴皮快速翻动，脸像喝了白酒似的一直红到脖子根。我爸说：“钱呢？干吗不买斤把猪肉让我们塞塞牙缝？”我妈像热脸遇到冷屁股，顿时没了讲的兴趣，她沉默好久，才告诉我们她用钱买了一箱肥皂。我爸说：“买那么多肥皂能当肉吃吗？”

　　“你看看你这两个宝贝有多脏，你的衣领有多脏，还有这些蚊帐、被单，到处都是污垢，一箱肥皂还不一定洗得干净。人活着不能光想着吃肉，还得讲点卫生，耳根要干净，指甲和脚丫子也要干净，身体干净了，心里就干净了。”

　　每天放学回家，我都在头发上涂厚厚的肥皂，把整个脑袋变成一团泡沫，然后不停地拉头发，企图把卷发拉直。有时候我拉累了，就让曾芳来帮忙，她咬着牙，蹬着脚，像拔河那样拉着，就差没把我的头皮揭下来。拉过之后，我让肥皂泡板结，用它当发胶，掩盖我头发的卷。那时候，我的当务之急是把卷发变直，而曾芳最迫切的是用肥皂洗手。她在手掌里涂满肥皂，搓出大团大团的泡泡，然后把手浸到盆里，盆里的水立即膨胀，肥皂泡像丰收的棉花冒出盆沿。她的手被肥皂水泡得发白，甚至泡起了皱褶。她抠着右掌心的黑痣：“哥，我用了那么多肥皂，为什么还没把它洗掉？”

　　“笨蛋，那是肉，洗不掉的。”

　　但是她不死心，跟我比赛浪费肥皂。后来我发现头发越长，肥皂就越没法固定，干脆我到理发店剪了一个板寸，既不让头发卷得太抢眼，又能跟那些挨批斗的光头拉开距离。

　　4

　　在我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批狗的文章，不用说，每一个字都像填满火药的炮弹，射程几乎可以远达台湾。我用了“罪大恶极、伤风败俗、十恶不赦”等当时的流行语，就连布告上用来说强奸犯的话我也写上。揣着这么一篇文章，我感到上衣口袋重重的，就像装了个铁锥子，随时准备脱颖而出。但是赵万年一连几天都不回仓库，他在学校有一套房子，碰上复杂的事情就不回家。那个星期学校乱糟糟的，我连他的影子也看不到。

　　到了周末，我妈带领我和曾芳在仓库门前洗蚊帐。我们把洗好的蚊帐挂起来，水珠不停地从帐脚滴落，很快就在地面滴出一个长方形。湿漉漉的蚊帐上落满滚烫的阳光，好像火碰到水那样发出嗤嗤的响声，稍微睁大眼睛就能看见水珠怎么变成蒸汽。曾芳撩起蚊帐，钻进去，跑出来，摇得蚊帐上的水花四处乱溅，破坏了地面的长方形。这时候，我看见赵万年顶着一头汗珠子回来了。他的脸硬得像块冻猪肉，见谁都不打招呼，一进屋就把门关紧。

　　赵家突然安静，安静得不像赵家。忽然，从屋里传来踢凳子的声音。赵山河轻喊：“拿来！还给我！”

　　“原来你每天晚上躲在蚊帐里看的是这玩意，我还以为你在背马克思、列宁呢。你看看，哪一个字不让人脸红？句句都够得上流氓罪！难道这就是你的当务之急吗？你还想不想当车间主任？”赵万年的声音忽高忽低。

　　赵山河大声地：“把它还给我！”接着，是一阵抢夺。

　　“想要回去，没问题。但你得告诉我，这是哪个流氓写给你的？”

　　又是一阵抢夺。一只玻璃杯碎在地上。“嘭”的一声关门。“哗”的一声推门。脚步在跑动。凉鞋砸在墙壁，掉到地面。赵万年尖叫：“呀！你敢咬人？”

　　“叭”的一声，好像谁的巴掌打在了谁的脸上。传来赵山河低声的抽泣。

　　赵万年拿着一封信黑着脸走出来，一直走到仓库外面。我们家的蚊帐这时已经被太阳晒轻，一点点风就能把帐脚抬起。赵万年站在蚊帐遮出的阴影里看信。我们趴在仓库的门口看他。他抬起头，朝我招手。我走过去。他撩开蚊帐，把我们遮住。透过纱布，我看得见挤在门口的一大堆脑袋，但是他们却看不清我。赵万年把手里的信递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爸的字？”我盯住信笺，摇摇头。

　　“会不会是于发热的？”

　　“不知道。”

　　他把信笺贴到鼻子前又看了一会，皱着眉头：“那会是谁写的呢？胆子大过天了。你爸妈最近吵了吗？”

　　我点点头。

　　“吵什么？”

　　“我爸想跟我妈要一次什么，我妈不给。”

　　“这就对了。你能不能让你爸用左手写几个字？”

　　“是不是要他写信上的字？”

　　他点点头，目光在信笺上匆忙地寻找。

　　“让他写亲爱的山河吗？”

　　“放屁！你让他写思念祖国，就四个字。记住了，用左手写，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事办好了，我让你戴红袖章。”

　　我点点头，掏出那篇批狗的文章交给他。他接过去，瞟了一眼：“笨蛋，我是吓他们好玩的，谁让你真写了？”他把稿子揉成一团，丢在地上，转身走了。我把稿子捡起来，觉得好可惜。我写得那么生动，他竟然没多看几眼，还吹什么要拿到学校的喇叭里去朗读。

　　那天之后，我的目光始终跟随我爸的左手。他的左手也还是手，和右手没什么两样，手背上的血管粗大醒目，好像要从皮肤里跳出来，或者像个人才随时都想从原单位调走。除了拇指之外，其余四根指关节上都长着稀松的汗毛。关节上的皱褶挤成一团，就像树上的疙瘩。指甲尽管长了，里面没半点黑色。每一个指头都尖都圆，像吃饱的蚕。手腕处有一颗红点，那是蚊子叮咬的。我爸用这只手端碗，挠右边的胳肢窝，解衬衣上的纽扣……塞在左边裤子口袋的是它，捏住瓜果等待削皮的是它，托起茶杯底的是它。总之，它一贯让着右手，配合右手，什么委屈都可以受，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从来没写过字。

　　由于看多了我爸的左手，我的身体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发现喝汤时，我用左手拿勺子，书包带莫名其妙地从右肩换到了左肩。我竟然用左手扭水龙头，竟然用左手拿筷条。我就是在那几天迅速变成“左撇子”的，到现在都没改正，仿佛有了初一就想有十五，有了一毛角钱就想成富翁，我对做生活上的“左撇子”还不满足，竟神使鬼差地用左手来写字。我爸看见了，把笔从我的左手抽出来：“你怎么变成左派了？”我拿过笔，改用右手写。但是写着写着，我又把笔放到左手。我用左手在纸上不停地写“思念祖国”，写得我都真的思念起来。我爸看晕了，像进入惯性，夺过笔也用左手写“思念祖国”。写完之后，他笑了笑：“你那左手哪能跟我比，嫩着呢。”

　　我把我爸左手写下的“思念祖国”用小刀裁下，装进一个旧信封，觉得不可靠，又在外面套上一个塑料袋，这样，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我把信封夹入书本，把书本藏进书包，把书包挂上墙壁，然后把自己放倒在床上。好几次我几乎就要睡着了，却被我爸的呼噜拽醒。我轻轻爬起来，从墙壁上拿过书包，压到枕头下面。我的后脑勺感觉到书本的硬度，甚至能感觉到那张字条的具体位置。只有这样，我才像吃了安眠药，很快就听不到别人的声音。

　　第二天，赵万年办公室的门开着，我走进去，递上那张字条。他的眼睛忽地放光，一手抓字条，一手抓上衣口袋里的信，简直就是两手抓，而且两手都很快。他把信铺在桌面，就是流氓写给赵山河的那封信，然后拿起剪刀往字条上一剪，我爸写的字条就剩下“思念”。其实他也就需要这两个字，他拿着这两个字在那封信上对照，凡是碰上“思念”目光就停下来，久久地盯着，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直到把整封信对照完，他才抬起头：“这信上一共有九个‘思念’，其中有四个像你爸的字，你来看看。”我低头看着。他问：“像吗？”

　　“有点像，又不太像。”

　　“我也不敢肯定，得找专家判断一下。这段时间，你给我盯紧一点，只要你爸有什么新情况就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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