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与权力批判》既是作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展沿革的小记、对哈贝马斯个人及其思想关键词的剖析，也同时阐明了作者自身如何从理论和思想上向哈贝马斯靠近，涵盖作者同哈贝马斯的个人交往、哈贝马斯与中国学界的交往、国人对哈贝马斯思想理论的接受过程，等等；此外作者还专门梳理了的“1968”学生运动的历史细节，重点凸显了在此运动中法兰克福学派与学生的各种互动及交锋。

　▼中德思想文化彼此靠近的摆渡人曹卫东学术散文自选集。
　　▼追溯法兰克福学派的沿革史，绘就德国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思维图景。

　代序
　　文化的中介者
　　阿克塞尔·霍耐特
　　早在数百年前，欧洲思想史上就出现了一种“中介者”（Vermittler）的角色—他们或是科学家、文学家，或是新闻工作者，他们都致力于在两种文化之间实现思想上的相互交流或文化上的相互接近。学者们所从事的这份特别的工作源于一种需求，即让自己的国家认识和理解外面陌生的世界，从而缓和、平息甚至更新本国在政治文化上的自我认识；然而当人们回首瞭望，那些为了架设这种精神桥梁而建立的功绩往往几乎无法被正确辨认，因为它们总是隐藏于公众能够感知和庆贺的事物之下。光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范围内从事这种中介事业的人就已经不计其数。他们中的大部分同时生活在两座城市—伦敦和罗马、柏林和巴黎、维也纳和莫斯科，常常在本国供职于报纸、杂志或者一些科研机构，而在其他国家的大城市进行调查和研究，从而不断????保持对本行业最新动态的了解；他们要么自己就从事着翻译工作，要么联系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他们阅读到手的一切精神成果，参加各种朗诵会、报告会、展览开幕式和戏剧演出，从而在文化上保持领先，并不断地利用这些场合为他们的交谈对象介绍自己国家的政治文化新动态。长时间坐着火车旅行、在陌生的地方建立起联系、写出大量的信件、留心观察和倾听、从事艰难的翻译……正是这些堪称“体力活”的工作，为这些中介者的脑力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些中介者必须同时完成两个相互对立的任务，而这又使得他们的工作显得格外困难，并且让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永远面临着无尽的挑战。一方面，为了搭建两种文化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他们必须不断努力去发掘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共通的地方；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忽略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分歧和障碍，并且要让人们对这种分歧和障碍也有所了解，这样才不会抹杀异域文化所独具的特色。中介者们必须精准地游走于文化特色与文化差异的界限之间，在对文化共同点进行具象化的同时，必须把文化间那些有差异和无法比较之处的意义保留下来。只有能将这两者完美统一起来的人—于陌生之中发现共同之处，于共同之中领略不相容之处—最终才能让来自陌生世界的异文化在自己的国土上结出丰硕的智慧果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普遍开始了去殖民化进程，这不仅加快了文化的全球化，也让文化中介者的活动领域随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局限于欧洲文化圈，在突尼斯的工作与在圣保罗或新德里的工作都一样必要。随着工作范围在空间上的扩大，工作所需的旅行变得更加繁重，中介渠道更加不确定，语言障碍更大，翻译也更为昂贵；飞机替代了火车，大学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相互接触的地点，出版社因资助翻译那些来自迄今为止遥远而陌生国度的作品，而面临必须承担更高风险的巨大压力。这些物质方面工作条件的改变使得文化中介者们的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诚然，在欧洲，主要仍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对新世界充满好奇而又具有较高语言天赋的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精神交流；不过，这些学者所面对的，却常常是一群政治上积极、求知欲旺盛而且急于使自己的国家摆脱闭塞困境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也急于使本国文化在国际上得到认可。这些人大部分出身于父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在巴黎、伦敦或是柏林，他们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艰难地求学。正是由于他们，我们欧洲人今天才得以欣赏到来自北非、南美或是印度的文学或科学著作。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加速，文化中介者逐渐变得国际化，他不再只是一个年长的、白皮肤的欧洲男性的形象，相反，他既可能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尔的年轻学者，也可能是一个来自加尔各答的孟加拉教授。
　　1989年，随着苏联解体，横亘在东西之间的铁幕崩塌，整个文化中介系统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而彻底的变革。成百上千来自东欧、亚洲和非洲的学者同时登上国际文化的舞台，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怀着满腔热忱和积蓄已久的干劲儿努力寻找机会接触西欧的大城市，他们从这里开始相互了解、丰富认识并共同进步，这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若在40年前去殖民化的进程中，人们会说是飞机的出现使得文化中介在地理上的扩张成为可能，而今天首先则要归因于互联网；电子设备与媒体的应用解除了以往身体必须到场的束缚，在它们的帮助下，人们可以更为便捷地参与到各种不断扩大的智力交流中去。此外，出版社、大学和国家文化机构则成为迄今相互陌生的文化互相认识的接洽点；人们在这里进行对话、举行研讨会，之后发展成项目，通过它们，双方能够互相认识和学习各自的差异性与共同点。
　　197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出了文化开放的第一步，之后直到苏联解体，它才真正开始了对西方开放的进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东欧剧变那样剧烈，但是精神—政治变革的趋势也在持续不断地增强，与欧洲国家进行更多思想与文化方面的交流的要求在不断增加。那些积极承担起中国与英国、法国或德国之间交流者角色的中国人，大部分曾是柏林墙倒塌前后进入大学学习的那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攻读了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某一专业，迅速掌握了一门欧洲语言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对应国家思想文化历史方面的专家。我们今晚的获奖者曹卫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为了能够正确地评价他的成就与功绩，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他作为文化中介者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曹卫东出生于传奇般的年份，1968年，他的家乡是江苏省的一个村落。正是在那一年，西欧大城市中大学生运动的一些派别开始发现毛泽东著作的价值，并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视为自己政治纲领的楷模。17年后，曹卫东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这个时期，曾经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假象早已烟消云散，社会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改良主义观念；中国开始尝试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并在迟疑中向西方世界迈出了开放的第一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曹卫东发现了学术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使他能够潜心深入地研究德语语言和文化；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曹卫东继续学习了比较文学，同时又关注着德国在美学方面的讨论，他早期发表在艺术与文学杂志上的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硕士毕业后，他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那儿度过了五年时光，直到1998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时期，曹卫东必须对他今后的学术方向作出理论上的决定，或许一开始还是无意识的，但随后就变得越来越确定：在美学—文学研究的视阈下，他还学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并研究了哈贝马斯的著作，同时开始考虑开展他自己在交往范式方面的研究工作。随后他极为频繁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和研究新发现的理论传统，并越来越多地开始用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来审视自己的研究任务。然而相比这些理论研究，曹卫东从交往理性的理论当中为自己的职业设想获取的灵感则显得尤为重要，即让我们共同具有的理性达成一种非暴力的谅解，从而能够达到相互理解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影响和促使他决心成为一名中德之间思想文化的中介者。让中德这两个迄今为止共同点颇少的文化大国彼此更加接近、相互加深了解，甚至彼此通过对方来观照自己，从那时起，就成了曹卫东所有创作最重要的目标。
　　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一完全陌生的新领域跨出第一步是多么艰难和不易。德语本身充满了各种变化与陷阱，对于将德语翻译成汉语的译者来说，无人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译者应极力克制自己简单地将德语中难以理解的部分与他的母语相混淆的冲动，也不应把这些晦涩难懂、无法比较的地方不加评论地放在那里；而是需要不断地思考，根据语言表达上的经历找出它们所反映的一些共同点，并使这些经历冲破无法逾越的差异鸿沟。自20世纪末起，曹卫东便开始了他有关文化传播的工作，这些工作经常需要平衡文化间互相适应与强调区分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一篇完成的译稿还经常伴随着一系列诠释单个概念和文化差异的理论著述。1995年他翻译了马克斯·舍勒的作品，此后他翻译的作品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一系列哈贝马斯的著作，目前他翻译的最新一部译著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在翻译这些著作的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其他领域的文章，如有关德国思想文化现状的论文，有关布莱希特戏剧在中国接受的思考，有关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德国形象的研究，等等。
　　就像要抵抗日渐草率的研究趋势一样，曹卫东在这些文章中对许多学术上未曾提及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在该领域中前人的基础上，他在揭示文化间共同点的同时，也在努力地保留文化之间暂时无法对比之处的意义。除此之外，大概可以想象，所有其他的日程安排都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文化中介者历史的篇幅中所知道的那样：电子邮件为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便捷沟通提供了便利，往返于北京和法兰克福之间的航班帮助双方互相建立起信任，日常的工作主要包括翻译、研究、出版以及撰写文章等。如今，曹卫东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和哲学教授；他无疑是中德学术交流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要感谢他，使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另一个国家，而不是傲慢自大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值得别人学习的。通过在两种文化和众多学派之间的学习，曹卫东在消除理性的界限方面比任何被自己的文化身份束缚于本国的人的贡献都大；正如我们将通过他的文化传播工作更好地理解中国那样，他也将通过这些工作对中国自己的精神启蒙作出贡献。无论是在写作、翻译还是其他所有工作中，他都已经是如此地成功，然而他却依然保持着他那最亲切自然的风度与友好和蔼的态度，就像昔日那个往返于北京和法兰克福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这一点也最令我们感到意外。
　　亲爱的曹卫东先生，我衷心而诚挚地祝贺您获得2008年法兰克福文学之家“德嘉银行翻译奖”，并祝愿您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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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卫东，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兼任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德国《论证》杂志和香港《社会理论学报》编委、德国普莱斯纳学会学术委员，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主要著作有：《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中国文学在德国》《权力的他者》《曹卫东讲哈贝马斯》《思想的他者》《政治的他者》等；编有《霍克海默文集》《哈贝马斯文集》(第1-4卷)、《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等；译作有《后形而上学思想》《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等。

第一卷 目录
代序：文化的中介者（阿克塞尔·霍耐特）
第一辑 法兰克福学派的内在紧张
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者
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学术造反与制度紧张　——关于霍克海默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冲突
阿多诺早期思想星丛：阅读笔记
第二辑 权力的批判
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其他
在权力与话语之间
哈贝马斯：出位之思
后民族民主与欧洲的未来
在“战争”与“和平”之间
哈贝马斯的纸片
第三辑 哈贝马斯思想关键词
交往（Communication）
理论/实践（Theory/Practice）
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
公共领域（?ffentlichkeit）
第四辑 交往理性与文化间性
哈贝马斯的文化间性　——哈贝马斯中国之行记述
哈贝马斯之来与去
福柯、罗尔斯及其他　——哈贝马斯“读书座谈会”记录
哈贝马斯：思想之缘
哈贝马斯之缘　——答邹丽春问
一种乐观的理论兴趣　——答《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问
第五辑 哈贝马斯的历史效果
时代的批判者　——哈贝马斯70岁寿辰纪念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哈贝马斯《哲学文集》评述
时代、传统与启蒙　——哈贝马斯85岁生辰记
哈贝马斯在汉语世界的历史效果　——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例
哈贝马斯、中国与“半吊子现代性”　——答《法兰克福大学学报》问
交往理性与未完成的启蒙　——从哈贝马斯研究看德国理论在汉语世界的激荡
附 录
审美自然主义：哲学的第三条道路　——汉斯—彼得·克吕格教授访谈
从学生运动到政治概念　——沃尔夫冈·克劳斯哈尔教授访谈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　——法兰克福学派与学生运动概论
法兰克福学派与学生运动
曹卫东著译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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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转型，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现象在我们周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亮相，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批判也相继登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更叫人目不暇接。但是，必须承认，这些批判大多都是应景应时式的，多少有些走马灯的味道。于是，人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反思。追根究底到了一定的地步，似乎又得出这样一个共识，即造成时下大众文化批判走调的罪魁祸首是法兰克福学派。其实，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天大的误会。过于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当中的个别人物所从事的文化批评实践，简单地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称为大众文化批判，实在是有悖于其精神和原旨。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只是在某个具体时刻集中对大众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和批判，而且还是个别人为之，最典型的大概就是阿多诺在流亡美国期间对文化工业所作的论述了。
　　我们姑且把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差异性大于统一性的松散团体看做一个整体，那么，他们共同的兴趣，与其说是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再概括一点儿，就是现代性批判。即使是阿多诺的那些有关大众文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都是为他的理性批判和社会设计服务的。比如说，他的《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等著作肯定要比他有关勋伯格和马勒的音乐、瓦格纳的歌剧等的论述来得重要；况且，就是在从事大众文化批判时他也并没有一味地停留在个案研究上，而是不失时机地升华到社会理论的高度，把它们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前期准备。
　　因此， 我们或许首先应当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看做一种介于社会理论与哲学话语之间的批判理论，一种对待现代性的哲学立场， 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其理论精髓和思想实质。为此，我们不妨多多关注他们在方法论、认识论、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如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阿多诺的《认识论元批判》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Vernunft und Revolution）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后形而上学思想》（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等，而不要老是把眼光紧紧盯在那些虽不是无关紧要，但绝非举足轻重的文化批判著作上面。再说，我们也没有必要一提到法兰克福学派，就光想到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而对另外两个并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的人物缺乏兴趣，置若罔闻。我说的这两位是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人称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双H”。真正能够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并且将这种批判精神一以贯之的，恰恰是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这两位并不和睦、甚至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师徒。他们的理论并非“文化批评”四字所能概括，说得绝对一点儿，他们的理论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文化批评”不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关系微乎其微。他们本人对于“文化批评”这一概念也不予接受，还间或作了尖锐的批判，如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Kunst und Massenkultur）中对现代艺术的社会属性所作的阐述，以及在工具理性批判意义上对大众文化所作的分析，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我们不惜笔墨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所谓的“文化批评”之间划清界限，是为了把研究和接受法兰克福学派还原到它本来的理论语境中去，这样才能更好地确定其历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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