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序
《诗经诠释》者，屈翼鹏先生遗着《诗经释义》之增订本也。《释义》一书，辨名物，明训诂，酌古准今，折中汉宋，探二《雅》三《颂》之史源，阐风人比兴之微旨，既可供初学之诵习，又足备专家之参考。各大学讲授葩经者，固多采用为课本；自修之士，亦皆人手一编，奉为圭臬。风行学府，久历岁年。翼鹏壮岁穷经，白头不辍，于其旧作，不自以为满足。讲学治事之余，仍复旁蒐广涉，博覧覃思。每有新获，輙据以修订原书。或融贯众说，或发抒己见，阙者补之，未安者正之，有疑者稽索而论述之。册尾简端，朱蓝殆徧。而三适异邦，兼综庶政，礼堂写定，未竟全功。既逝之二年，夫人海瑾女士整理遗编，覩此书之批注，细字密行，旁午纷错。深惧时日久淹，难于寻绎，苦心精诣，将遂湮没而不彰。乃穷数月之力，排比之，编次之，亲手誊钞，钜细靡遗，增添更易者凡六百四十余条。于是纲领枝节，备臻完美，岂惟着称于一时，且当扬芬于后世。夫人整理既竣，易书名曰《诠释》，以别于旧，持稿示予，谆嘱为之序。凡才浅学，经苑未窥，焉足以序翼鹏之书。惟念台员共事，垂三十年，翼鹏治羣经小学，予则从事于词章，旁及诸史。
所学虽殊科，而好古不薄今，求新非立异，勉随时彦，仰继前修，操持趋向，大致相同，年齿亦相伯仲。契合若此，似未可竟无一言；爰缀短章，略陈始末，以谂世之读此书者。读者更须知，此虽伟构，实仅翼鹏着述之一端，全集方在纂辑，刊成问世，计日可待也。回忆三十年来，文酒追陪，屡同谈噱，“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临颖歔欷，盖不胜黄垆感旧之思矣。
中华民国七十年盛夏，郑骞谨序于台北寓庐之永嘉室。
叙论五六义四始正变之说
《周礼·春官·太师》说：“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序》便把它们叫做六义。这六件事物，应该分作两组，即：风、雅、颂是指诗的性质说，而兴、赋、比则是指诗的体裁说。
风雅颂的分别，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必再说。赋，是铺陈直叙；比，是假桑喻槐，这都是人所易晓的。而问题最麻烦关系又最大的，就是兴体。毛传于赋、比两体都不注明，而独标兴体。但是，毛传、郑笺，实际上都把兴体讲成了比体。那就是兴体诗开头的一二句，多半和诗人要咏的本事无关，而毛传、郑笺，却一定要把这开头的话和本事拉上关系，于是穿凿附会，不一而足。郑樵《六经奥论》说：“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朱子《诗集传》也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论语·子罕篇》引逸《诗》“唐棣之华”四句，朱子集注云：“此逸《诗》也，于六义属兴。上两句无意义，但以起下两句之辞耳。”】这都是明达之论。可是朱子《诗集传》遇到兴体诗时，也仍然“以事类推，以理义求”，讲来讲去，和比体简直没什么分别。
我们再郑重地把朱子和郑樵的话重述一遍，那就是“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试把现在流行的歌謡作例，就容易明白了这个道理。鲁西有歌謡云：
擀面杖，两头尖。
俺娘送俺泰安山。
泰安山上莺哥叫，
掩想娘，谁知道？
说着说着哥来叫。
问爹好，问娘安；
问问小侄欢不欢？
又一首云：
小草帽，戴红缨。
娘说话，不中听；
媳妇说话笑盈盈。
娘病了，要吃梨；
又没有街道又没有集，
又没有闲钱买东西。
媳妇病了要吃梨，
又有街道又有集，
又有闲钱买东西。
打着伞，踏着泥，
买来了烧饼买来了梨；
打掉根蒂去了皮，
偷偷地放在媳妇手心里。
“别叫老娘看见了，
老娘看见不欢喜；
别叫老天看见了，
老天看见打雷劈。”
第一首是一个出嫁的女子思念母家之作，第二首是讽刺不孝之子之作。而“擀面杖”与“小草帽”和歌謡的本意都毫无关系，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现在流传的此类歌謡，固然比比皆是；而《诗经》一百六十篇《国风》之中，也大部分是类此的诗。明乎此，则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本来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无关；说《诗》的人，一定要说雎鸠“鸷而有别”“生有定偶”，用来比附君子淑女，既非事实，也不合诗人的本意。而许多活生生的诗歌，却被这些郢书燕说弄得奄奄待毙，真是可惜。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道缺，诗人本之袵席，《关雎》作。”《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袵席牀笫，凡亵器。”贾疏：“袵席者，燕寝中卧席。古人燕亵之地，或言袵席，或言牀笫，其义一也。”《鲁诗》谓康王之后晏起，大臣刺之，而作关雎。《齐诗》谓毕公刺康王。】
这段话里，记叙《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开头第一篇的篇名，虽然说到了四个“始”，但并没用“四始”这个名词。四始之名，始见于《毛诗》的《诗序》。《诗序》于解说风、雅、颂之后，便说：“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假若没有《史记·孔子世家》那段话，相互参证，则《诗序》的话，几乎使人莫名其妙。《诗序》是不是卫宏所作，现在还不能絶对说定；因而其说是否袭自《鲁诗》，也不能断言（《史记》当本《鲁诗》说）。
此外，《齐诗》也有“四始”之说，据翼奉、郎顗所述，知道《齐诗》以《大明》在亥为水始，《四牡》在寅为木始，《嘉鱼》在巳为火始，《鸿雁》在申为金始。
《鲁诗》及《毛诗》之说，对于《诗》虽然无关宏旨，但还不至贻误后人；而《齐诗》则本乎五行为说，支离怪诞，就絶不是《诗经》应有之义了。
梁启超把《诗经》分为《南》《风》《雅》《颂》四类，叫做四诗。他认为“南”是一种合唱的音乐，于乐终时歌之，当在《风》《雅》《颂》之外，另为一体（其说当本于宋人程大昌）。【《日知録》（卷三）则谓《南》《豳》《雅》《颂》为四诗。】按：“南”，固然是一种乐名，但也是方域之名。二《南》之诗，采于周南、召南之地，其声则为南调；这和《郑诗》采自郑国，而其乐调则为郑声一样。所以，二《南》仍当列在《国风》，不应另立门户。隐公三年《左传》说：“《风》有《采蘩》《采苹》。”这是古代把《召南》列在《国风》之证；《召南》既在《国风》，《周南》也不应该独异。假若说《左传》此语，在“君子曰”之下，有刘歆窜入之嫌；而《韩诗外传》（卷五）有云：“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可见西汉初年人，也都以二《南》为《国风》。梁启超的说法，是不可信从的。此外，《国风》和大小《雅》，又都有正、变之说。《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氏《诗谱序》更详细地说：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録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纪侯谮之】，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卫顷侯（贞伯子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身，亲身也。】照郑康成的说法，凡文、武、成王时诗，皆谓之正诗；懿王以后的诗（郑氏诗谱所列，无康、昭、穆、共诸王时诗），皆谓之变诗。兹依郑氏之说，列表如下（表略）。盛世之诗叫做正，衰世之诗叫做变，这种见解是否合理，我们姑且不论。即使承认毛郑之说为合理，而他们所定的诗的时代，已多半靠不住———如周南召南，显然有东周时诗，他们都认为是周初的作品；何况毛郑认为豳风诸诗，皆作于成王之世，而郑氏却把它列入变风，这岂非自相矛盾吗？总之，正变之说，本来没有什么道理，只是诗学史上的陈迹而已。
……
新书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