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1936—2015），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北京市劳动模范（1984、2004）、全国模范教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组首席专家、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庆炳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掌教鞭60载，终生奉行用生命教学、以生命育人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其教泽宏、深、远。本书精选了童庆炳的教育思想随笔，立体呈现了其丰富的教育思想。

中国当代文坛“教父”童庆炳终生奉行的教育理念， 
用生命教学、以生命育人之教思， 
执掌教鞭60载，宏、深、远之教泽！ 


先生不仅培养了博士生80余人，带出了文艺学界一支赫赫有名的“童家军”；还指导过许多著名作家，如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迟子建、严歌苓、刘恪……如果把这个名单一一列出来，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可以说，童庆炳先生是当代学术界和教育界屈指可数的高峰人物。 


编辑推荐篇章： 
P 57 我的“节日” 
P 128 做“四有老师”，为党和人民培育英才

童庆炳（1936—2015），福建连城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北京市劳动模范（1985、2004）、全国模范教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组首席专家、国家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童庆炳先生教泽宏、深、远。在北师大执掌教鞭60载，先生不仅培养了博士生80余人，带出了文艺学界一支赫赫有名的“童家军”；还指导过许多著名作家，如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迟子建、严歌苓、刘恪……如果把这个名单一一列出来，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可以说，童庆炳先生是当代学术界和教育界屈指可数的高峰人物。 


有人称，童庆炳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教父”。他解释说，应该这么理解：“我是他们父辈的指导教师。” 


童庆炳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师者。 


1984年，童庆炳先生刚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位置退下来，学校让他当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他被行政工作套上了“枷锁”，十分繁忙。不久，学校准备提拔童庆炳做副校长，但他不想做。 


1985年，北师大校长王梓坤，还有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找童庆炳先生谈话，想请他到教育部出任基础教育司的司长，还加上一句——后面还有更重要任用。他同样拒绝了。 


1986年，教育部缺一个管文科的副部长，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搞民意测验，结果童庆炳先生排在最前面。教育部的人到他家里，说这一次你无论如何不能拒绝。童庆炳先生说：“你们不要来说了，我对当这官没有太大的兴趣。”为什么不愿意呢？他说：“如果我走当官那条路的话，也许我会得到很多利益，但是我就把学问丢了，把学生丢了。这是我不愿意的主要原因。”[1] 


童庆炳先生终生奉行用生命教学、以生命育人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他说过：“教师的生命是宝贵的。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用话语，是用全部心灵，是用全部生命，是整个生命的投入。他的生命永远属于他的学生。”[2] 


一个老师的荣光源于培养了足以超越自己的一批学生。 


2015年5月20日，童庆炳先生为北师大文学院师生作了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做“四有教师”，为党和人民培育英才》。先生坦言：“我今年80岁了，我从始至终认为，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我有很多著作，但是，我看重的第一位的东西就是，我是一名教师。”谈到自己培养的80多位博士生，先生骄傲地说：“我培养的这些学生，没有一个是贪污犯，没有一个是腐败分子。这是我为他们感到骄傲的地方。我认为自己一生的意义之所在，就是我是这些学生的老师，我指引他们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自己的职业岗位，而且他们在那里为人民为祖国为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为之骄傲的事。” 


人们清晰感受到了一个“四有老师”的真正自豪！ 


2015年6月14日，天空洁净、碧蓝如洗。在“征服”金山岭长城的归途中，童庆炳先生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18时18分逝世，享年80岁。 


6月18日上午9时许，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哀乐低沉萦回。“方而不割廉而不刿夫子人格宜为天下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先生学识堪称百代师。”这副挽联悬挂在童庆炳先生追悼会吊唁厅的大门上，寄托了大家对童庆炳先生的哀思，也是对这位文艺学界领军人物之人格与学识最为恰当的评价。 


童庆炳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在先生离开我们的日子里，每每念及先生的恩泽，不禁潸然泪下。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云：“教育是人们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为便于人们全面了解、研究先生的教育思想，本书从“教育改革新思维”“教学的艺术”“学习的智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和“审美人生”等方面，精心编选了童庆炳先生的25篇文章；此外，还附录了由先生主笔的《高中语文必修课程设计思路与框架》，还有本书编者撰写的《童庆炳：作为教育家的文艺理论家》，以立体呈现童庆炳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人们当能从中体会到先生之于中国教育事业改革的拳拳之心，并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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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1936—2015），福建省连城县人，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教育家。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曾培养出大批学者、作家，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另有多部长篇小说、散文集。 


吴子林，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主要致力于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中西文论识略》等专著。

序 
一 教育改革新思维 
语文教学与审美教育 003 
语文教学与人的建设 014 
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思考 019 
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不能忽视中国经验 028 
中华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 038 
回到原典 
——就文艺学教材编写问题访谈童庆炳先生 041 
二 教学的艺术 
我的“节日” 057 
教师的生命投入 062 
讲课：外部语言与内部语言的交叉 066 
教学日志两则 069 
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073 
三 学习的智慧 
积累·体验·对话 081 
课内与课外 
——我的语文学习之路 089 
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 
——新概念作文大奖赛的启示 093 
从听和看说起 096 
治学小言 
——优良学风存在于过程中 099 
读书与行路 105 
大学生应构建的“三个世界”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迎新会上的讲话 108 
四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启功先生 
——治学为师的楷模 115 
钟敬文教授的“认真” 121 
为人治学的楷模 
——在郭预衡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124 
做“四有老师”，为党和人民培育英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校党课上的演讲 128 
五 审美人生 
审美是人生的节日 143 
谈审美与人的全面发展 156 
人生七十感言 164 
附 录 
高中语文必修课程设计思路与框架 173 
童庆炳：作为教育家的文艺理论家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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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节日” 
1958年冬，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在一个阶梯教室，我面对着“大跃进”招进来的300名学生，“呵呵”两声，清了清喉咙，用蹩脚的普通话，尽可能大声地喊了起来：“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那声音大得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便是我的教学生涯的开始。屈指一算，至今我的上课历史竟有三十七年之久，这不免又让自己吃了一惊。 
上课跟写文章是很不相同的。写文章是你自己守着自己的心，可上课你必须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带着说不清的期望的可怕的眼睛。你必须始终用你的学识、逻辑、风趣、声音、手势，乃至你的仪表、风度、恰当的笑和突然的严厉，抓住学生的心。而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你讲的是一个重复了多遍的问题，对你自己已经毫不新鲜，可你必须兴致勃勃，似乎这个问题对你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你的感觉必须与学生同步。你觉得某个问题很难，似乎不可言传，可你不能知难而退，必须对你觉得困难的问题用力，把难题讲得清楚而又透彻，否则学生就会给你一个评价：我们懂的，老师也懂，我们不懂的，老师也不懂。某个问题很枯燥，你必须调动你的一切积累，包括你的感情秘密，拿出来讲，把枯燥的问题化为有趣的故事……上课绝对是一门艺术，一门高级的艺术。 
我在37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着课，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 
上课既然是节日，认真备课是无需说的。你可以讲一个有争议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但每一个汉字你都必须读准，读错字是不允许的。因此连点名册上每个学生的姓名你也必须在开始上第一堂课前高声地先朗诵一遍。一个字有两种读音，你在点名时必须事先了解这位美丽的女学生的名字中的那个字读什么音。至于大部分学生常读错的字，你在读到这个字时，还必须把那个字故意读重一些，让学生交头接耳，以为老师读错了字，然后你把这个字音用拼音注出来，并说这个字有人常读错，这样，既纠正了学生的读音，同时获得了学生的信任感，这以后，你放心好了，学生们不再会交头接耳了。但这不是重要的。 
上课前的那一个晚上，或上课的那天清晨，你必须洗一个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会平添几分精神。平时你可以穿得随便一些，就是让学生看见你穿短裤，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走上讲台时 
，你必须穿上你的最好的服装。这是你的节日，此时不穿，何时再穿？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少穿，可上课时是一定要穿的。我全部的名牌就是一条金利来领带，这是货真价实的，是我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亲自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绝对假不了。每次我都细心地系上它。皮鞋必须擦亮，这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知道我的习惯，她总是在上课前一天，把皮鞋擦亮，并放在我的书房门边，我很方便穿上。但这也不重要。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总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这37年中，我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上课，在越南河内师范大学的茅草盖的教室里也讲过《诗经》、李白、杜甫、《红楼梦》等，在“文革”年代，在亚德里亚海之滨的地拉那，也曾给那些头发、皮肤都跟我们不一样的学生讲过鲁迅、“样板戏”等，我的习惯手里拿着一支粉笔站着、走着讲课，决不坐着。你们就想象我上课时的样子吧：他站着，讲着，随意地做着各种手势，你瞧，此刻他为了说明文学言语的“陌生化”，就如同把正常的步伐改为艺术的舞步一样，他竟在学生面前装成街上的游客东张西望地先走了几步，然后又跳起了三步舞或四步舞；为了说明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总是符合“对立的原理”，他学举重运动员先蹲下后举起，学跳高运动员先用力一踏，再高高地翻滚起来，越过了横杆。虽然舞步并不漂亮，动作也不太规范，但这没关系，因为这舞步与动作，与所讲的观点十分吻合，引起学生会心的笑声。他自己也颇为欣赏自己的表演。虽然这很累，在他下课回家时，已瘫倒在沙发上。但这也不重要。 
知识义理总是与生活体验相通的。为了深入浅出，你不能老是念讲义，不能老是操经过修饰的“外部言语”，你得把讲稿扔开，把你自己的生活体验，你尝过的甜酸苦辣，并操一种同朋友聊天时的未修饰过的但却充满激情的“内部言语”，让学生觉得你是一个会观察会体验会检讨自己生活的人。你不满意典型是个性与共性这个定义，你经过研究提出了“典型是富于特征的并能唤起读者的美感的形象”这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否比你否定的定义更科学，这让人去评说吧。值得讲的是你为了说明“特征”是什么，你把你全家三口都“搭”进去了。你说“特征”就是我下面讲的真实的故事：那时，我四十多，住在校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上课，开会，还担负行政工作，早出晚归，家里的家务事都由多病的妻子操持，有时回家很晚，常遭妻子埋怨。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已近晚上十点，妻子、孩子等我回家吃饭，都等急了。这一次我的遭遇非常糟。妻子怒不可遏，难听的话劈头盖脸向我袭来。说我在家什么也不干，是个白吃饭的，一骂就是半小时。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低着头听着这空前绝后的唠叨。我心想我也做了家务事，你怎么能这样一笔抹煞呢？但我不敢出一声。我对我的孩子出来为我辩护几句，以收拾这难堪的局面也不抱信心，因为他总是站在他的母亲一边。然而奇迹出现了，我的孩子突然向我走过来，一下子夺下我的还挂在肩膀上像粪兜一般的黄色的书包，尽情地往地上用力一倒，然后指着地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冲他母亲吼叫起来，你看，你说我爸是白吃饭，什么也不干吗？看他书包里装着什么。是的，地上散开了我书包里的东西，有正在读着的夹满了纸条、划了许多红道的书本，有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小字的讲义本，有刚做的卡片，有学生的论文、作业，有给老家寄的汇款的存根，有粉笔头，有发干的白菜叶，有半干不干的切面条，有破碎的干馄饨皮，而馄饨皮上还粘着黏黏糊糊的肉末，它已经发臭了……是的，看着地上的这些东西，我妻子哭了，我孩子哭了，我自己也流下了眼泪。那些不应该在书包的东西是我下班时为家买的，我身上只有一个书包，我就让它们与书本、讲义、粉笔临时做了伴……我的一次生活危机就这样过去了。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丰富而艰辛的生活，都浓缩在这个书包里。这书包就是特征。学生们为你的故事鼓掌，他们理解了“特征”的含义，似乎又从感情上受到感动。课后，有学生为此写诗赞美你。但这也不重要。 
你是老师，但你在学生面前决不能摆老师架子，似乎自己讲的句句是真理。你允许学生在你讲课中举手插话，提出疑问，或反对你的意见。我有一位学生，叫陶东风，他跟了我七年，从硕士生到博士生，他如今已是文学博士，副教授，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他从不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好话，但我们关系融洽。他就是总要在我讲课时插话“反对”我的一位，我讲着讲着，突然他会固执地举起手来，要求发表不同的看法，他陈述他的理由，此时课堂气氛特别好，有的同学同意他的意见，有的同学不同意他的意见，激烈地为我的观点辩护，他们争得脸红耳赤，把我这个老师暂时忘掉了，到头来他们往往“两败俱伤”，他们主动说咱们还是听听老师怎么说吧，多数情况下总是我的意见占了上风。而有意义的是我讲的一个观点通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学生，而且还有我自己。这就叫作“教学相长”吧。但这也不重要。 
……这也不重要。 
……这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还一无所获，突然手运来了，我终于抓住了一条肥美的鳜鱼。我的一颗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幸运的是我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 
（《人民文学》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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