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城邦_普拉多（Jean-Fran�0�4ois Pradeau）著；陈宁馨译；梁中和校_9787567551527

柏拉图与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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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学界，以柏拉图政治哲学为主题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为何普拉多此书会让英语研究者感兴趣？
在本书中，普拉多介入了柏拉图研究中的一段公案：《理想国》之后的柏拉图，是否发生了思想转向而只寻求“次好政体”？有别于对柏拉图思想进行“前中后期”划分的发展论研究范式，普拉多坚持了统一论立场，主张柏拉图的晚期政治作品并不保守，相反，《政治家》、《蒂迈欧》、《克里提阿》乃至《法义》，在哲学上的冒险精神并不逊于《理想国》。在普拉多看来，柏拉图一如既往地思考城邦的完美秩序，而真理则是通向这一秩序的唯一途径——这也正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迷人之处。

引言

离开“一”去想“多”是不可能的。
——《巴门尼德》166b12

公元前428年，柏拉图出生的时候，雅典已经与斯巴达及其同盟军交战了三年，并且仍然笼罩在瘟疫带来的死亡阴影中——这场发生于公元前430—429年间的瘟疫，夺走了她四分之一的子民。而在柏拉图去世的那一年，公元前347年，雅典帝国成为了遥远的记忆，马其顿王国的腓力二世已经与希腊同盟正式达成协议，他很快就会成为希腊的统治者。这种背景下，柏拉图却并没有着意描述或分析雅典民主制的黄昏，反而试图去终结它。正因如此，面对通常摆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主反对派雅典青年面前的两条道路，柏拉图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他没有走保守的意识形态之路，也没有走学院式的对政治体制进行批判的道路，而是走向了政治哲学的道路。
柏拉图来自雅典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贵族出身替他在反对民主制的贵族团体中保留了一席之地。他却对此弃之如履，就像他摒弃城邦中的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一样。他本人从不曾为了实现改良或为民主制寻找替代品，而去考察权力行使的条件和城邦法规的施行状况。大约公元前387年，在向雅典人民开放的柏拉图学园中，这项观察和调查的工作无疑曾开展过——就学园培养它的学员们参与城邦事务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性目的。但这种以改良为目的的对政体的检验，并不符合柏拉图对话的研究方式（反而，我们可以在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找到这种形式的检验）。比起批判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和政府的无能，比起批判公民法及公共审议制的形式，哲学所发展出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对城邦进行反思，并以从中得来的理论上的完美形式，代替一切已知的政治组织形式。
柏拉图式设定之所以作为“政治哲学” 的基奠，是因为它是一种与政治相关的理论探索：政治需要反思，反思的对象不是任何现时的或以往的政权，而是公共生活的性质以及进行公共生活的方式。没有建立在这种探索分析上的政治，都将是徒劳。如果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公共生活，对其根源、条件以及目的也一无所知，那么城邦生活将只剩下冲突和权力争斗；而政治也不过是一个为此目的服务的噱头，它将沦为统治的手段。这正是柏拉图对话在谈及雅典和希腊世界时所非难的。出于思考，出于对城邦性质的定义，及对城邦真正利益的探索，柏拉图的哲学批判不但对雅典以及其他城邦的存在形式提出了质疑。而且还质疑了一个仅以法律和语言为纽带的城邦凭借什么，得以让柏拉图的同胞们从属于它，并成为一个共同体。柏拉图称，雅典的民主制甚至不如她寡头制或者君主制的邻居们更配称为一个城邦。但所有这些政体都只是建立在偶然的好的习俗，或者建立在尚且合乎情理的法律上的松散集合，并且它们只能停留在这种腐朽的集合状态，却无力得偿所有政体都共有的夙愿：一种公共的生活。这里所谈的甚至不是幸福美好的公共生活，而仅仅指一种所有公民都结合在同一个城邦统一体中的生活模式。
衰竭这个词特别用来定义生命体的颓败过程——这正是柏拉图的同时代人发现自身所处的状态。柏拉图简洁有力地评价道：这些人糟糕地生活在一些被糟糕地建立又被糟糕地治理的“城邦”里。并不像那些拥护寡头政治的民主反对派所说的，这种错误绝不是历史进程带来的后果，责任不能被推卸给自波斯战争（公元前5世纪初）以来，雅典道德的衰弱。对所有人类群体而言，真正的威胁是冲突和争执；而雅典民主制正为此提供了触目惊心的例子，她还将不断重复那个古老谎言：每个公民都有能力做每件事，每个人都可以插手管理城邦。但民主制的自我宣传和它变化多端的诡辩只能产生和传播假象，它无非是替乱党、公民的争执以及意见上的迷惑，分别披上城邦、真正的国家以及对真理的探索的外衣罢了。而柏拉图的政治批判正致力于指出，一个人群的松散集合必然不是城邦，争执并非公共生活的正常模式，意见也绝不是真理。因此，这种批判必然要澄清城邦的概念，澄清真理之知识的概念，并找到城邦团结的条件以及一种能够避免争斗和腐败的公共生活。我们可以辨认出，这正是《理想国》的纲领，这篇对话将关于真理的探索与关于完美政治的探寻相结合；这也是《政治家》、《克里提阿》以及《法义》的纲领，稍后的研究会对此进行展开论述。总之，本书的首要目的在于强调柏拉图研究的创新性，以及政治在其中的优先地位；其次，本书也力图展现柏拉图是如何一以贯之地来组织自己的理论。
柏拉图的所有对话都对“政治应来源于思想”这一命题信心十足。我们可以从这个设定出发，去复原和理解柏拉图政治学说中四个要点：

1.政治学说首先要拥有一个情境，或者说背景：雅典民主制度对于个人乃是一个堕落的环境（雅典的公民是不幸的，是患病的生灵，他要么掌握着一点不够充分的知识，要么就全然无知）。这种背景激发了：
2.这样的决定：使得人类族群的政制形式让步于人类真正的利益，也即知识（有智慧的灵魂）。柏拉图因此认为，对城邦的统治应该建立在对真理的知识之上。
3.这项决定受到以下的支持：古希腊的信仰认为知识的命运与公共生活的命运是相连的，不存在脱离了政治组织形式的思想，更不会有哪种好的政治会是脱离了真实的思想的。最后，预设、决定和信仰共同推演出了：
4.一个关于城邦性质以及“政治”这一术语之意义的结论:我们将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太受柏拉图对话青睐的术语，它们时常故意将这项特别的活动含混为“王的技艺”、“政治技艺”或“政治科学”，对它的评价时而是“活跃的”，时而是“丰富的”，时而又是“理论性的”。当读者想要探寻政治在柏拉图那里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时，常常一无所获。但它却真实存在：存在一种政治（技艺），和其他所有技艺一样，也是一种知识。唯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项技艺的对象以及这种知识的性质。政治的对象是城邦的统一；而与这对象相谐的知识正是哲学。

对话中所极力阐述的统一城邦，事实上存在且仅存在于柏拉图的对话中：这种统一是一种反省，一种沉思，也是一种论辩（logos）。柏拉图也只会将建设管理城邦的任务交付予沉思。如同他在早期对话中所说，城邦政府不能是群居动物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不能是某种意见的流露和结果——哪怕这意见属于多数人，也不能受某种特殊技巧的干扰（统治的专业技艺）。并且，恰与雅典的情况相反，城邦不是集市，不是军队也不是法庭：因此统治者不可像一个商人那样行事（满足各种利益），也不可像军人那样行事（无力教化麾下的人们），更不用说像律师那样行事了（阿谀客人以及撒谎）。统治者只应该带着对城邦这一概念的反思，以思想的方式行事：他会是一名哲学家，因为只有那些能够将自己最好的部分（灵魂）奉献给对公共生活沉思的人，那些时刻思及城邦真正团结的人，能被冠以哲学家的称号。柏拉图的对话总是赋予哲学家相同的职责（要对他进行专门的训练以使其成为哲学家）：即，作为有知者，应担当统治的职责。这项职责的目的便是赋予城邦以公共生活，具体说来，就是要使得公民们共同地生活，并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知识和活动都和谐统一，并且互相兼容。因此亟待澄清的，是城邦的性质，以及为了赋予政治团体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哲学应以何种方式对它进行认识。
聚焦城邦，使人们得以理解柏拉图介入政治思想领域的独特方式，并且得以将这些篇目串联，从而厘清柏拉图政治学说的几个主要主题（他对最好的以及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的描绘，他给公民划分的“等级”，这些公民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知识和技艺，权力的性质和行使，各种机构和各项法律的地位）。我们将见证，城邦如何渐渐成为这项学说的主要对象——其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对象。柏拉图作品作为主题上相互融贯的整体，并没太多我们想看见的戏剧性起伏，于是对话中的转变，一群人在不同对话中的多次出现，新的探索路径，或者新的研究对象，都会包含重大的意义。就如同“理念论”这个决定性问题，在早期对话中就已经有所提及，虽然比起《斐多》、《巴门尼德》、《蒂迈欧》这些更成熟的对话，早期对话只把它当作一个疑难的、尝试性的或未完成的问题；所以这个关于城邦的问题也是如此，它也是一个贯穿了柏拉图所有著作的，不断膨胀的疑虑的对象。
正如上文提到过的,本书旨在展现，直到“早期对话 ” 将城邦当作其主题，并对它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前，柏拉图的政治学说都尚未展开。正是柏拉图自己，将“城邦”变成了哲学思辨之中心，跟智者和民主制空想主义者进行论战的中心，以及批判现实中一切政体的中心。而柏拉图的目的也一如既往：他之所以参与雅典的辩论，是为了以有知统治的政治蓝图，来对抗他同时代的精神与道德双方面的腐朽，是为了揭露民主制无力转变公共生活模式，也是为了将城邦定义为一种复合的生命体，人类在其中可以尽其所能地达致完善。因此他的城邦同时产生于一种思辨的探索上（我们必须去发现城邦的本质），一种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批判上（它是脆弱的，我们必须提防一切来自历史的或来自同时代的腐蚀），以及一种规范性的探索上（我们必须依照确定的准则和目的来建立城邦，部署城邦以及管理城邦）。在本书中，我们将按照（假定的）对话写作顺序，来试着追随上述的各种线索；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调，在最初柏拉图仅通过对比（或说比喻）的方式，以及相对离题的方式来关注城邦。在《政治家》之前，对话对政治学说的探索都是间接的，并依赖于双关的手法——即用来定义城邦的术语还要适用于城邦的喻体。比如《理想国》就同时提及到城邦和个人：政治话语在此时还是一种“心理学”。而《政治家》则涉及到了“组织”和城邦：在这里，政治话语就变成了“技艺”。而在那之后，柏拉图的学说将其首要且唯一的关怀——城邦的统一，与城邦生活以及政治话语结合了起来；而后又与宇宙论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动物学”或者说“城邦起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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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序言
克里斯托弗·吉尔（Christopher Gill）撰

本书是普拉多《柏拉图与城邦》（Platon et la cité）修订增补版的英译，原书于1997年在法国首次刊行。那么，这本书会给英语读者们带来什么呢？
首先，如同书名所表明的，本书既是对柏拉图一个特定主题的研究——城邦或政治共同体——也是对柏拉图政治思想整体的一个导论。其行文清新而非学究气；它囊括了与该主题相关的对话的总结，也摘取了关键段落进行翻译；所有古希腊术语也得到翻译。因此，它对古希腊哲学与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大主题，给出了平易近人的研究，无论对于广大学生、研究者或者普通读者而言都是如此。
但是，此书在处理该主题也有独到之处。普拉多任教于巴黎十大，被公认为最有天赋和原创性的青年柏拉图学者之一。他有一本关于亚特兰蒂斯神话的大部头专著，同时也编辑整理了四部柏拉图对话（翻译和笺释）。此书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角，让我们得以进入对柏拉图的一种整体而系统性的诠释，而这种解读方法在当代法国的同侪中也十分流行。
或许更充分地挑明普拉多的进路如何有别于英语柏拉图研究者，会更有帮助。自二战以来，英语学界的柏拉图研究有两个关注点。第一个问题是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态度，第二个问题是柏拉图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特别是在《理想国》以后的晚期著作中。
反对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卡尔·波普尔，曾引人瞩目地将柏拉图形容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对柏拉图是否为民主制之敌的论辩，渗透在战后的柏拉图研究，特别是《理想国》研究中。对法西斯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另一种回应，突出地表现在列奥·施特劳斯的作品中。这位德国流亡者的作品有着巨大的，尽管是争议性的影响——尤其在美国。施特劳斯主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想要传达的是，哲学家们并不能在政治生活中有什么实质性影响，他们应该更专注于纯粹地探究真理。这一层信息（据施特劳斯说）是以一种隐晦的、自我隐藏的书写风格进行传达的，只有经过特别训练的学者才能够破解。美国右派知识分子挪用对柏拉图的这种施特劳斯式解读，以此来为他们拒斥美国社会改进的政治规划背书。
在过去的50年间，英语世界的柏拉图研究者的另一个关注点，是所谓的柏拉图晚期思想发展。《理想国》已经被视为柏拉图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经典文本。其中所勾勒的政治结构（以哲人王为中心），被看成是柏拉图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政制蓝图。而他晚期作品，比如《政治家》、《蒂迈欧》—《克里提阿》和《法义》，柏拉图则被认为是已经逐渐地相信，这份蓝图永远得不到实现。因此他转向一种更加宪制性的模式（法律约束的城邦），尽管他也承认，相对于《理想国》的理想城邦而言，这仅仅是“次好的”。
普拉多的著作与这两种学术倾向都形成了令人欣喜的对照。在他的书中，一个关键议题——与这两种倾向都相关——就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并非首要地集中于政体思想上（包括对民主政体的思考）。柏拉图所试图去界定的是一些核心观点，它们适用于全部政体下的政治生活，并且，它们对非政治的生活也意义重大。这些观点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是——或者说应当是——一种技艺或工艺，一种知识形式，它奠基于客观原则之上。这种技艺的中心任务是，创造一个真正统一的共同体；相反，若没有这种技艺，任何共同体都不能达致一个真正的整体。
正如普拉多指出的，这意味着，说柏拉图是个亲民主或反民主派，跟说他是个亲斯巴达派（他经常被这么认为）、亲贵族派乃至亲君主派，其实差别不大。这并不是要否认柏拉图对话中确实蕴含着一些对雅典民主的看法或回应。普拉多颇有启发地向我们展示了，柏拉图的《墨涅克塞努斯》，这部对雅典阵亡战士葬礼的刻意模仿之作，是如何描绘了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之颓败，这也隐含着对雅典民主政治文化的批评。同样，在《法义》中，柏拉图设想了一种政治—经济生活形式，在其中雅典民主的平等理想也得到了实现——虽然这是一种与雅典截然不同的政制模式。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柏拉图对（雅典式的）民主政治的回应是受其更宏观的概念进路所引导的，而这一取径从根本上无关于任何政体类型。
普拉多与大部分以发展论解读柏拉图的学者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柏拉图的全部作品中——从早期的所谓“苏格拉底”对话，到《法义》这部柏拉图的最后著作——看到了一条连贯的思路，即聚焦于作为一种技艺的知识的作用上，而这种技艺能统一城邦。对话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核心观点的改变。反而，不同对话有着不同的概念目的，它们一一检验着核心观点的不同侧面。普拉多向我们展示，柏拉图是如何在一系列对话中——既有《欧绪德谟》又有《理想国》——得出如下观点：对善的知识既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技艺，同时，它也能指导人们对其他功用的管理。《理想国》里一个中心议题就是，这样的知识既可以在个体灵魂，也可以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作用，它是唯一能为个体与城邦之功用带来统一的力量。失去了这种知识的指导，所有政体与灵魂状况都或多或少地变得支离破碎。
虽然《理想国》被公认为柏拉图最核心的政治作品，但事实上它明确地取消了心理学（灵魂论）与政治学的界限，因此，如普拉多所强调，并没有真正地定义一种政治的技艺。只有在《政治家》中，他才特别关心这种政治技艺，其特征是对善的客观知识的联合，以及一种整合城邦的能力（它通过教化而将城邦中的不同要素进行“编织”）。《政治家》同样探究了诸如此类的重要的政治问题，比如政府于法律的关系、直接行政治理与借助政体的形式治理之间的关系。
《政治家》有时被看作是柏拉图放弃实现哲人王理想，转而安于一种由宪制法律来治理的“次优政体”的起点。普拉多争辩说，这不是我们理解柏拉图晚期对话的方式，柏拉图依旧坚信，对善的知识应该控制政治的走向；但是在《理想国》以后的对话中，他开始探索这样的观点，即如此这般的知识既能够在直接的政治指导中，也能在政体结构和成文法典中落实。比起将后期对话视作哲学上的妥协标志，普拉多反而认为它们是一次思想历险，柏拉图从不同的方向来推进这样一种想法——政治构造奠基于知识。
在《蒂迈欧》—《克里提阿》中，柏拉图把对政治技艺与秩序的钻研同自然宇宙的研究关联起来。借助亚特兰蒂斯神话，柏拉图探究了政治生活的物理维度，并且从土地使用和物质文化的角度出发，来描绘基于理性的、统一的城邦与其对立面之间的对比。在《法义》，这部柏拉图最后也是最长的作品中，他终于以最全面和系统的方式得出了结论——政治技艺，或者说知识，能渗透和统一整个共同体生活。在此，政治技艺以结合体的形态呈现——它综合了直接的行政、政体形式、法律的公共表达、教化还有习俗——并且，它也被看作是在完全物质的、社会的与文化的共同体生活中运作。
《法义》常被当作柏拉图最无趣而缺乏哲学连贯性的作品。普拉多却将其呈现为一部政治杰作，是他这一见解的顶峰——政治技艺提供了共同体的统一。
虽然普拉多此书与早先英语学界的许多研究形成对比，但他的观点与近来一些学者还是很一致。一些英美学者也在质疑柏拉图政治哲学（以及更普遍的柏拉图整体思想）标准的发展图景，这更增加了普拉多对柏拉图政治思想进行有说服力的整体论处理的趣味。总之，就此书本身而言，是新颖而有启发性的学术研究，但也是一部有价值的导论，它向我们展示了柏拉图哲学永远迷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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