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目的论、阶级斗争为纲？自由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吗？多少接受点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是否就意味着否定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在《权力与理性》一书中，作者曹天予教授对以上问题做了梳理和解答。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关联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持有肯定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立论是既肯定又否定，因而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间也是继承而又否定、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就自由主义而言，其理想是历史终结于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目标则是经由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而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说到底是个如何超过资本主义的问题，其答案只能是扬弃。

1. 何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目的论、阶级斗争为纲？自由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吗？多少接受点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是否就意味着否定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2. 《权力与理性》一书的主旨是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观照，勾勒这两支思想体系及实践意义的基本点和相互关系。 
3. 本书的目的是，希望为那些对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感到困惑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思想冲突、把握时代脉搏的宏观视角和简明框架。

自 序 


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中的霸权地位毋庸置疑。在经济政治领域，自由主义主导的理论方向和政策实践，在西方世界和绝大部分其他地区，都占有统治地位。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一社会科学中的主流框架，其理论预设也基于自由主义的信条。即使在生命意义（终极关怀）、文学艺术价值等道德文化领域，流派虽多，基本取向也大多源于自由主义哲学。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思想文化的交流亦日趋广泛深入，自由主义霸权在全球迅猛扩张，更加巩固。当前，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思想流派，无论是各种形式的前现代保守主义（从伊斯兰到孔夫子），还是后现代的各种左翼思潮（从话语理论、解构主义到新共产主义），能对此霸权提出真正严重的挑战。唯一的例外是马克思主义。 
从19世纪中叶到中苏分裂的一百多年间，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兴社会思潮及相关的革命实践，对自由主义的的冲击是全面的，一时大有摧枯拉朽取而代之之势。然而苏东易帜之后，势头尽失；一些自由主义者甚至失去了对其进行批判的兴趣：整整一个时代已然消逝。但历史的“狡智”却仍会捉弄一代代的人：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滑铁卢，使不少青年、民众，乃至政治家、决策者和相当多的资深经济学家，又想起了马克思。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并非易事。根本性的问题是：何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目的论、阶级斗争为纲？类似的问题对自由主义也存在：自由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吗？多少接受些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是否就意味着否定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弄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确切把握当代思潮就会有困难。这本小书是作者2015年夏天在上海大学系列讲座的整理稿，主旨是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观照，勾勒这两支思想体系及实践意义的基本点和相互关系。希望为那些对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感到困惑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思想冲突、把握时代脉搏的宏观视角和简明框架。 
自由主义以其“理性”特征而傲视迷信传统、崇拜权威的保守主义，敌视耽于“空想”借助“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蔑视陶醉于碎片化、犬儒主义的各种后现代思潮。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其基本点正在于指出其“理性”的现实依托乃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权力，从而必然导致自由主义的理性走向其反面：即非理性。因此用“理性与权力”作为书名，虽然它不能总括全书内容，却至少点明了两大思潮间一个重要的纠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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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予，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物理学史与物理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等。已出版学术专著（包括中文和英文）数十部，如《从流代数到量子色动力学——结构实在论的一个案例》、《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文化与社会转型》等。

一、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1 
二、唯物史观和社会契约/29 
三、经济理性和阶级权力/53 
四、自主个人和政治权力/90 
五、个性扩张与人类解放/113 


参考书目/137 


附录一：提问与讨论/139 
附录二：我看当代价值对话/167 


后记/179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节选） 


现在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这当然得从马克思讲起。历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对马克思有误解。有人说马克思是个空想家：他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改造社会，让人性完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愿望不错，共产主义也令人向往，可惜违背了人的本性，是个空中楼阁，实现不了。 
马克思是空想家吗？不是。马克思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期。那是一个无产阶级被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的年代，是贫穷、危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马克思亲身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革命前夕，他主笔、与恩格斯一起写出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是时代的进步，但基于私有制、被追逐剩余价值所驱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被旨在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马克思要改造世界。他要改造的，主要不是自然界，而是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当时生活的普鲁士，加上俄罗斯，是他认为最反动的两座封建堡垒：反对民主、反对进步、反对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在与正义者同盟的交流中，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马克思明确表示，目前亟须的不是去空想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紧迫的民主革命。当然，作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其完整的革命理论中又强调，民主革命成功后的任务，是不停顿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鸿沟。后来托洛茨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源头正是马克思。 
马克思是一位要改变旧世界的革命家，而不是空谈正义的道学家。他的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对封建压迫、资本榨取的道义否定，而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念：一个统一、有总体趋势的演变过程。但他用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分析，取代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史。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聚焦于其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如何导致经济危机，而危机的不断深化又如何使革命和共产主义成为可能。这样的批判，是基于经济和历史的分析，而不是空想的、基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抨击。那么，马克思有没有关于公正的概念和理论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很多论辩，但难有共识。原因在于，马克思多次明确否定抽象的公正概念和道德评价，但对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又有不懈的道义谴责。其实，尽管公正不是马克思分析的出发点，但作为派生的概念，至少是其隐含的形式，马克思确曾用来抨击资本主义、激发革命者的仇恨和战斗热情。这样做与他的基本理论并无冲突。（详见第二章。） 
马克思不是空想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是善良愿望，而是历史趋势中出现的一种可能。马克思探讨了这种历史趋势和可能性，据说从恩格斯开始，硬化为历史的规律，即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要革命干什么？一代代人等下去就是了。但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也不一定符合恩格斯的原意。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1840年代中期开始成熟的。自此其始终不变的内核，就是对自由主义出发点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原子个人。马克思也讲个人：历史当然是人创造的，人当然是一个个的个人；但马克思强调指出，任何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原子个人，脱离了社会的鲁滨孙式的个人，只是自由主义者的幻觉。这一幻觉的现实基础，或市场中的个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在古希腊法典中，并没有个人权利的规定。个人产权在罗马法中的出现，标志着共同体财产关系已被市场交换关系瓦解。换言之，历史上自主个人是从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自主个人这一概念本身正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主义者指认它为历史的出发点，毫无根据。 
对个人的理解，原子个人还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对立。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受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和生活方式结构性的制约，包括财产关系、权力体系、以及伦理规范等制约。一切社会现象，作为众多个人活动的结果，也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和群体身处其间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阶级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只能是阶级关系。离开了阶级分析，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极大。但他的著述也有偏离马克思之处，这里简单提一下。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热爱自然科学，也受到当时流行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一些影响。本来，马克思的学说，用于分析既有一定发展趋势、亦有很多偶然性的社会历史和经济生活，与具有精确描述、乃至预测和控制功能的自然科学不可等同。然而恩格斯深信，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发现了与自然规律具有同样必然性的历史规律，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经典论断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系列误解，诸如目的论、阶段论、庸俗唯物论和经济决定论等等，打开了大门。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你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是恩格斯的名言，后来被列宁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引用，以至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历史实现成为定论。但马克思当时并不赞成巴黎公社：革命的时机和策略都不成熟。公社的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者，更没有实行过阶级专政。第一国际授权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发表声明，但马克思犹犹豫豫，一拖再拖，直到被反革命力量对公社社员的大屠杀所激怒。他激情磅礴的《法兰西内战》所论述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他希望的、理想中的巴黎公社。当然，由于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把公社说成是马克思阴谋的产物，使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巴黎公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享有无上的道义权威，与此不无关系。准确地说，历史上的巴黎公社并未实行过无产阶级专政，但它的组织和参与形式，在马克思的概括中，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雏形。至于专政与民主的关系，详见后文。 
再次，议会道路。马克思之后，恩格斯面临着新的历史环境：由于俾斯麦的“合作主义”政策，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和随后的第二国际，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既然改造和取代资本主义的目标不变，那么它与马克思的本意就并无冲突。何况，马克思生前已经看到比如英国避免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并且恩格斯也并不迷信议会。他有和平过渡和武装斗争的两手准备。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立场，是对国际共运的重大贡献。后来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打着恩格斯的旗号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不应由恩格斯来承担责任。 
第二国际由于其成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各自支持本国政府，而在政治上彻底破产，被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取而代之。面对大体相似于马克思1848年和1871年面对的战争与革命的形势，列宁的战略和策略实践是从二月（民主）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过渡；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模式，继承了马克思倡导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苏俄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也都与马克思的许多思想一脉相承。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于落后国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而他的主要遗产，是革命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列宁与考茨基长期论战。但考茨基的一个思想，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其最成熟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形成，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却对列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论证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要性的主要论据之一。列宁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特殊的，野蛮、反动和专制的国家，如果没有先锋队的教育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胜利。他进而争辩，根据同样的现实和逻辑，先锋党本身必须由最先进、最有权威的领袖来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列宁这一著名的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学说中，党成为革命实践中最具首创精神的行为主体。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是正确的。并且，考茨基和列宁并不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被动地获得阶级意识，因而要求永久的引导和控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第三条里提出的，环境是人创造的，教育者必须首先接受教育；否则，就像资产阶级启蒙哲学所蕴含的那样，少数精英将永远统治多数群氓。但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出现，又确实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精英集团，甚至领袖专政、个人崇拜，开辟了建制上的空间。这种情况，即后人所谓党的异化、变修，列宁在世时并没有出现。只是从斯大林开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生活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节节胜利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对抗的时代。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既重要又复杂，备受争议。一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了一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弊端再多，仍然成功地使一个不存在私有资本剥削制度的落后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成为领导能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他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把马克思主义提升为主导意识形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推行个人崇拜，背离和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更为严重的是，通过第三国际和苏联党和国家的力量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西方和东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同路人，误以斯大林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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