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走近彼此，走进历史
来香港攻读硕士学位一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晃而过的经历不过是一个新鲜体验。内地来的同学，各自带着他们自己或者父母的期待，希望迎来人生路上的拐点。
2011年至2017年间，近100位香港及内地的年轻人，考入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硕士班，遇上一位姐姐般和蔼可亲又魅力十足的年轻导师，跟随她走进奇妙的纪录片摄制领域。同学们第一次拿起摄像机，自编自导，写文案、查资料、拍摄、剪辑、配音、配字幕。9个月内，每人完成了15分钟左右的短片。导师李宇宏也没料到，同学们如此投入，初试啼声，居然就有几部获得纪录片节及相关活动的奖项。
短片主题为族印·家庭相册。功课将离家的学子再带回各自的家庭，不只当下的家，也使他们走进源远流长的家族历史。纪录片不足以表达他们短暂而丰盛的这段人生经历，于是有了这本书。
本书收录了29篇文章，大多讲述家人的故事。虽然拍摄对象、题材各不相同，但不少都围绕代际关系。两代人之间的距离与时代变化的速度成正比。这两三代人赶上人类日新月异的科技飞跃，同时，中国内地的社会变迁快得令人目眩。可想而知，90后和父母不容易融洽相处，但这些年轻人的真实告白依然令人惊诧：
今天是2016年10月2日，距离我上一次认真地和我爸说话，已经有407天了。在这期间，我给他发过四次短信，他回了一次。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他没接。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次数不过十次，面对面说过的句子不过十句，我好像不在乎……（莎漫，《富二代》）
当他给我选好了研究生的专业才通知我的时候，我用沉默代替所有呐喊。很多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只想要一个苹果，结果他给了我一车的榴莲。为什么呢？因为榴莲是水果之王，因为榴莲最贵。（曾心竹，《苹果与榴莲》）
拍摄和访谈，无形中让你从第三者的客观角度去了解长辈的经历，观察他们的举止为人。你的父母、祖父母往往有过令你尴尬的时候，做过令你不赞同的事情，你或许非常不满他们对你的要求或过度的爱。你通常没有耐心倾听他们行为背后的理由。但当你手握摄像机时，视角和态度就变了。你得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于是掀开尘封往事，你渐渐了解他们的委屈、偏见和大环境的局限。拍摄纪录片的功课给了你耐心，让你学会理解别人，学会换位思考，变得宽容，从而让你和家人彼此真正地接近。
我要讲的是信仰这个主题，关于爷爷、爸爸和我的故事。拍摄枟我们的信仰枠这部纪录片是一个契机，让我重新理解和认识我的家人。（刘茜，《我们的信仰》）
6岁时父亲离家的周红豆，通过拍摄，和爸爸之间的距离不知不觉缩短了。曾以为横在彼此中间的矛盾一辈子都解不开，结果云开日出，父女和解。记录家史家事，当然并非是弥合家庭关系的万灵药。几位同学的影片没有 大团圆的结局，但他们坦诚的态度值得赞许。纪录片最重要的真实，同学们对此把握得很好。导师李宇宏功不可没，大概也因为90后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一代人。
自小就熟悉的祖母可能是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祖父则是沉默寡言的老头。你也许未曾多想，他们也曾是孩子，是少男少女。在镜头前听他们讲述一生如何走过来，不仅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亲人，也让长辈牵着你的手，踏入历史的长河，感受历史的温度。
生于1924年的奶奶，历经了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十年动乱、改革开放。生过九个孩子，养大七个。从大小姐变为小贩，60岁后找到信仰。（周凤婷，《东堰桥头》）
余婷的两位姑妈分别住在大陆乡下和台北，分离30年后才第一次见面。历史书上有一节叫作内战，这些生离死别的故事让你对历史有一点真实的感受。
这些20世纪初中期出生的长辈，无论地位如何，几乎都有过不凡的经历。那一代人无论身处何方，都躲不过动荡时期深重的苦难。民族患难之中的个人经历，情节往往超乎小说家的想象。等这一代人离开，这些精彩的故事也将消失。人在社会动乱中挣扎、受伤，记下种种悲欢离合、世态炎凉，而使我们更了解文化、制度与人性，这是难逢难遇的。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学会独立思考。
俄罗斯历史学家潘佐夫谈到对苏联历史的研究时说：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这个口述史纪录片项目，永源基金会发起的大学生家族故事影像记录
家·春秋 项目，都有抢救历史、传承文化的意义。
希望更多年轻人拿起摄像机、录音机，记录下长辈的故事。你会发现，在跟随他们走进历史的同时，你们也接近了彼此。
熊景明
2017.12.11
【后记】
混沌的世界
李宇宏
一
2010年，我们从美国学成归来落脚香港。那会儿，我的手里有20多个对美国顶级专家学者的专访，就想着把这些内容编辑在一起然后出本书。这书最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并起了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名字：《读懂中国》。
这本书可以很不夸张地概括我很长时间以来的状态：忧国忧民。怀揣的都是特别宏大的理想，满脑子国家、民族、世界。我是很感激这一部分的积累，关注宏观问题，探索一个可能对中国更好的大未来。
然后阴差阳错，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找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岗位，偏离了职业记者的生涯。不过，那会儿自媒体已经开始潮涌而来，最有参与度的是新浪微博。于是我乐此不疲地参与到对每一桩公共事件的热烈讨论中，一桩接一桩，一桩接一桩，然后再来一茬儿。
那会儿如果和周围的学生聊天，我往往会因为他们对某事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切而恨恨地抱怨：这些事情你都不关注，为什么要学媒体啊你？！
完全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责备。但遗憾的是，我慢慢地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大事件，最后都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而我对这些公共话题的参与热情，终被一个好朋友一盆凉水浇过来：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没错。还是回到现实中吧！生活中让人操心的事情还是太多了。要买房子吗？孩子去哪一家幼儿园？哎哟喂大家都在淘宝过
双十一 了，我还没个账号呢！大部分做媒体的朋友都辞职了，好朋友也下海经商了。好不容易约上见个面，人家恨不得半个小时都在发微信讨论业务。偶尔在微信朋友圈发个感想吧，恨不得八百年没有联络过的朋友都会跳出来语重心长地告诉你：
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最安全的话题，那就只有减肥健身了。哦，对了，新浪微博，早已沦为收藏迅速瘦手臂、瘦肚子、7天减掉5公斤等健身视频的资料库了。
这就是这些年的变化。
但还好，在香港城大教书的这7年中，我还是做了一件在我看来很酷而且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这本书的由来。
二
做一件事情很用心用力的时候，我一定会问自己很多遍：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做这件事情？只有想清楚了其中的意义之后，才可以全力以赴。族印·家庭相册口述史纪录片系列，正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我从2011年开始带领城大媒体与传播系的研究生做纪录片项目。2013年年初，原央视《东方之子》的同事周兵导演和城大媒体与传播系合作，要成立一个视觉文献研究中心。当时我给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纪录片创作课程，就想和周兵导演一起合作一个由学生制作的纪录片系列。周兵导演对历史情有独钟，希望纪录片是有历史感的内容。我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放下了对
宏大 故事的执念，想看一下历史在普通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乡野巷道间平凡无奇的中国人，他们的生命到底为他们无力逆转的大历史，做了怎样的注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一段时间，美国作家、《纽约客》记者 Peter Hessler（何伟）写的《江城》《甲骨文》以及《寻路中国》三本书，带给我极大的震撼。他笔下的中国故事，讲的正是在我以往的关注中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了的人群。我想，这一次也许我们能用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中国普通家庭的故事。
我给这个项目起了个英文名字 Family Album，我先生给翻译了一个特别棒的中文名字族印。我把这一纪录片系列定位为口述史纪录片，心里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够做成中国普通家庭的影像故事档案。
到2017年，我们完成了近100部中国故事短纪录片。近100名学生参与了这些纪录片制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生们从选题开始到制作完成，往往在经历初期的高度兴奋、高度发散后，进入第二阶段的茫然与无助，再到几近绝望后醒悟的一刻，最后在公开放映前赶制完成。既有打了胜仗的亢奋，又多少带了几多遗憾的起起伏伏。在这个饱含兴奋、煎熬、失落、顿悟、无助，再重拾信心的过程中，很多学生对家人、自己和社会展开了新的审视、思考与认识。参与制作这些纪录片创作的孩子们，如今都已毕业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但是我相信，无论他们现在做什么，以后做什么，他们一定不会忘记，我们曾一起认真走过的这一段旅程。
三
我在给学生讲纪录片创作时，经常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动词来描述纪录片是做什么的。比如说，可以说这部纪录片努力去记录、观察、探索、发现故事背后的故事。但是，我们这样努力记录、观察、探索、发现社会和我们周边的世界，就一定能为创作者心灵深处的困惑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纪录片呢？
几乎每一年，我都会请曾连获两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导演周浩先生来给我的学生们做讲座。有一年，一个学生就很真诚地向周浩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在拍纪录片之前，是希望能够通过拍摄对某些困惑找到一个答案的。但是，拍摄了之后就发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为什么比拍摄之前更糊涂了呢？周浩老师，一位纪录片界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给了一个特别好的答案。他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混沌的，不是非黑即白的。你想通过纪录片拍摄找到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本身的出发点就是不对的。
我们所有的家庭故事，最感动我的那部分，永远都是学生们通过纪录片的拍摄，和家人从误会走向和解，从不解找到理解，从无知走到认知，抛弃固有的对人或者对事情的执念，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如周浩老师点拨的那样，一个看似混沌的世界，其实好过非黑即白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思考三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一直觉得，口述史纪录片的创作，可能是学校素质教育最完美的形式之一。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创作过程能帮助青年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洪流中，运用批判性思维，了解过去，认识自我，思索未来。学生们在拍摄过程中，从一开始打开摄像机简单地记录历史的心理，逐步认识到谁的事实，为谁的事实，谁来定的事实的立体与多维，逐渐明白记录历史绝非拍摄表面的事实那么简单。我看到太多年轻人在拍摄后的成长和成熟，他们经历了从初期对外部问题的探索，逐步开始对自己内心的思索和探究，由外及里、由他及己地触及自己灵魂的反思过程。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很多时候远远比完成一部作品更重要。
几年的时间里，我的学生从80后变成90后。他们的关注点从爷爷奶奶的故事，到父母和子女的故事，再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有的学生为了记录一场民事纠纷跟拍大半年；有的学生在短短的假期里往返台湾和大陆进行追访；有的学生为了解开多年的困惑勇敢地回望原生家庭；有的学生在拍完自己的亲人后，纪录片还没有编辑完成，亲人就已离世；也有的学生，替已经年迈的长辈回到东南亚，圆他们回乡的梦。特别感动的是很多学生的家长们，他们亲自带着子女走回自己以前念书的地方、插队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倾心讲述他们曾经的过往。
每一年秋季开学，我都会面对一些新的面孔。他们怀着对纪录片极大的热情加入我们的项目，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每一年的四月底，我们都会有一个很隆重的放映会。我们有特别设计的海报，放映会对全校和公众开放。每一年都会制作出15~20部片子，放映的时间通常要5~6个小时。我在这大半天的时间里，和学生们一起为已经看了无数遍的他们的故事再一次感动到流泪、开心到大笑。那是我每一年中，最隆重、最有仪式感和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四
纪录片是靠视觉语言讲故事。我一直和学生们强调，在纪录片中，一个有意义的画面胜过千言万语。但是，纪录片的呈现也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一些历史背景的交代，故事的讲述也会受时间的限制、情节和节奏的限制以及能够拍摄到的画面及其质量的限制等等。文字在这方面似乎有更大的优势以展示更多的细节。所以，我们每次拍摄结束，都会要求学生写采访后记来补充拍摄的内容。
这本书，就是学生们在他们的采访后记的基础上，重新撰写的家庭故事。学生们都已经毕业，他们还是非常配合地根据纪录片的内容撰写文字作品，并认真地加入了更多的细节。我最后从中选出了30多篇文章，但还是有若干篇文章因为内容敏感或者其他原因最终不能入选，最后只有29个故事得以成书。
书名费尽周折。大概起了20多个名字 别人满意的我不满意，我满意的，出版社不满意。恰巧诗人余秀华和范俭导演来香港中文大学做讲座，我们一顿饭的时间都在讨论这本书的名字。诗人给了我很多启发，我赶紧回去又看了几本诗集。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忽然爱与哀愁这四个字闯进我的脑海，真的是灵光一现的感受。
爱与哀愁，就是每个家庭的故事。每个家庭，都是爱与哀愁的交织。在哀愁中相亲相爱；因为相爱相亲而牵肠挂肚。这本书，讲的就是爱与哀愁。
五
感谢。
感谢我的最可爱的学生们。不管你们的文章最后是否入选这本书，每个参与
族印纪录片项目的年轻人，遇到你们，是我在城大教书７年最开心的事情。特别致谢文章因故没能入选本书的罗颖鸾、张梦怡、张舒、吴幽云、林燕珊、叶玉菁等几位同学。
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提供这个舞台让族印项目得以诞生和开花结果。感谢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的支持和鼓励，每次看到李教授带着我们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们坐在我们的放映会看片，我都深感荣幸。感谢 Jan Servaes教授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推广，即使在离开城大之后仍然努力把我们的纪录片推荐给欧洲和美国的学界。感谢我的同事孙浩森，和我一道为
族印纪录片努力了很多年，并在技术上给予全力的支持。也感谢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马騄、程度、张子钰、孙奥云、林芬、梁励敏、姚正宇、沈菲、Kitty Leung、Jessica Ho、林婉莹、假芝云、蒋莉、马宏伟、杨嘉欣、陈成礼、Lawrence Lau、Vicky Chan、Heidi Lam等同事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我们强大的专家团。国内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大都来给我们的学生做过讲座。包括项目初始一起合作的周兵导演以及范立欣、周浩、范俭、徐欢、王冲霄、李伦、蔡崇达、黄海波、奚志农、赵一工、徐京、张经纬等等。这些在业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会连续五六个小时和我们的学生看片，不厌其烦地讨论并给出醍醐灌顶的指导。承蒙你们的厚爱，让我们走到今天。
感谢我的人生导师，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 Deborah Davis教授。每年在香港见到我，Davis教授的第一个问题都是
说说你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真的在推动我努力做有意义的事情，以期给 Davis教授一个满意的答案。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欣然为本书作序。熊景明老师是我们族印纪录片的伯乐，专门为族印纪录片系列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放映会，熊老师也是我进入口述史领域的引路人。也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高崎老师、陈韬文教授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余国梁博士等一直以来的支持。
致敬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家·春秋口述史计划的唐建光、渠馨一、向晓静和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林卉，你们努力为之奋斗的家·春秋口述史项目，是对每年站在那个小礼堂领奖的我最大的鼓舞，以及我在这个浊世感受到的存在的意义。
感谢前同事资深媒体人白岩松、经济学家陈志武、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 Deborah Davis、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以及知名作家蔡崇达在百忙之中阅读此书并撰写推荐语。感谢本书的编辑，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王雨吟和张一弛，是你们独具慧眼让这本书得以出版。
特别要感谢我的先生，是严师更是坚强后盾，成就今天的我。感谢我们的儿子，成为能让你为之骄傲的妈妈，是我努力的原动力。感谢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好朋友们。你们都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给予我鼓励和灵感，让我鼓足勇气，努力更努力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就在本文完成之前，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以及北京的一场大火，再一次成为自媒体讨论的大事件。虽然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转发，转发，再转发，我仍然看到了这样做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更让我坚信，族印纪录片系列记录的个体命运，就是正在行进的历史。
向真理走，就会自由。
2017年12月8日凌晨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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