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60 余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本书以基本民生为主线，并借用社会学的范畴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等；通过记叙、梳理上述诸方面在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同时对发展中的曲折、工作中的失误也不回避、不轻描淡写，重在总结经验、揭示规律，从而令人信服地还原了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本书的出版能够对丰富国史、党史的学习有所贡献，也能够为推动中国今后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六卷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绪?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60多年来，新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失误。对这段历史作一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学科属性和学科背景
顾名思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首先是社会史，是中国现代社会史或当代社会史的范畴。
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兴旺，不仅改变了以往史学研究中政治史（包括外交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而且拓展了领域，丰富了选题，充实了内容。但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史研究，大多围绕明清时期或者近代中国进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是一个亟待拓荒的领域。可喜的是，近年来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与中共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民生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局相适应，社会史的研究正在逐步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向中国现当代史领域延伸，在农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史方面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尤其是一些社会史研究基础较好的高等院校）正在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向社会史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者（特别是研究生）热衷于从这些资料中确定论文的选题，所以在新中国微观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贯通下来的、较为全面的宏观社会史研究成果仍不多见，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尚待构建，本书系为此作出的一次初步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是以新中国的历史为对象的相对独立的学科，是中国近代史的自然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日渐繁荣，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畴，陆续出版了大量的通史和专门史的学术著作，相关成果已经难以胜计。但是，在国史专门史领域，研究相对成熟一些的是政治史、经济史和外交史，文化史也硕果累累，而社会史的研究如上所述还相当有限。社会史研究的“缺席”不但影响了新形势下国史资政育人功能的发挥，也使得长期以来出版的国史著作与中共党史新中国成立后部分的内容基本雷同，其学科的独立性颇受质疑。学界已有共识，如果说国史与中共党史有所区别的话，中国当代社会史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适应这一需要，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在国史学界崭露头角，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本身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等一样，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的面目出现的。
二、研究对象和基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规律。
“社会”素来有“大社会”、“小社会”之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个“大社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的“社会”与这个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内容大致相当，所以是个“小社会”。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社会建设的内容归纳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和社会管理几项，这当中，除了社会管理以外，其他几项传统上都属于广义的社会事业的内容，也大致与人们常说的“民生”这个概念的内涵相当。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也将社会体制改革纳入了社会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等。基于这些内容，本书借用社会学的范畴构建了社会史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等。
社会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其中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内容。
社会管理主要包括社会体制和社会矛盾处理等。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取代了“社会管理”的概念，不单单是提法上的变化，还将意味着管理理念、管理格局、管理方式的变化。本书主要考察中共十八大以前的社会发展进程，故仍然沿用“社会管理”的概念。
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在中国各级政府发布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文化、体育、社区建设、旅游、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内容。本书没有刻意去区分社会事业与民生事业这两个概念，只是在有的章节里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扶贫开发等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视为基本民生的范畴，将教育、健康和人力资源开发等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内容视为社会事业的范畴。
社会生活主要包括收入和消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本书考察这些内容有时也会照顾到消费环境和消费需求的变化。生活质量同样也应当是社会生活的题中之义，但对此目前还缺乏一个客观可行的衡量标准。
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社会心理是更进一步的概念，指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具备某种相应的理论形态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思想趋势。鉴于社会思潮是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因此本书在多数章节是将社会思潮作为考察的重点。
从国家层面考量，社会建设服从于社会发展战略或规划的统筹安排，因此本书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战略（构想、规划）作为背景加以阐述。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发展战略中的“社会”是个“大社会”，本书在阐述时只是重点强调其中涉及“小社会”的内容。
三、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支学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以丰富和充实现有的国史研究为宗旨，为此，必须以国史研究的现有成果为基础，以国史揭示的复杂面向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和基本结论为遵循，以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为借鉴。
指导我们开展这一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英］杰夫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晶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最显著最集中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当然也是认识和理解新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密钥所在。
四、主线和分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6年中共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
]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再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这一提法一直沿用下来。6年之后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不断解决这一矛盾就构成这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经济是基础，是手段，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要着眼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一致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新中国60余年的历史分作六个阶段阐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革故鼎新，为新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奠定环境基础和制度基础。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历经曲折，但是大规模开展的工业化建设为下一步的民生改善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人们从亲身经历的探索和曲折的反思中获得了开辟新路、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之所以将这20年放在一起来写，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民众生活变化不大，相关体制包括计划经济、二元结构、单位体制等也一直延续下来，还有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和越来越“左”倾的指导思想等。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前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不长，是一个结束动乱后休养生息、拨乱反正的阶段，执政党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从徘徊、酝酿中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中国再次迎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春天。从1982年到1992年是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开启了全面改革的新征程，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从1992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是第五个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接下来的10年是第六个阶段，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更为全面的小康社会，民生建设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阶层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极为复杂，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实现更加和谐更加协调的发展，因而社会建设的地位大大提高。
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特别是改革以来三个阶段的民生进步和发展取向，也暗合着马斯洛揭示的人类需求层次阶段性台阶式提升的基本走势。
本书引用的数据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国家统计局和其他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或网站，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列注。

李文，山西大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第15卷首席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主要代表作有专著《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当代社会》，论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展望》等。

绪?言 1
一、学科属性和学科背景 1
二、研究对象和基本框架 2
三、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4
四、主线和分期 5
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改造（1949—1956） 8
第一节?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重整 9
一、土改与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 9
二、厂矿民主改革与社会阶层的重构 12
三、民族平等的落实与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15
四、基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的创建 18
第二节?社会改造与移风易俗 21
一、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22
二、妇女解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 24
三、批判封建、崇洋思想与宗教界的改革 26
四、集体主义与崇尚英模的社会新风 30
第三节?社会事业开始起步 33
一、稳定物价与反失业治理 33
二、社会救济与劳动保障制度的确立 36
三、初级卫生保健与爱国卫生运动 40
四、教育制度的改造与扫除文盲 42
五、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劳动力“统包统配” 45
第四节?人民生活初步改善 47
一、生育高潮的出现与身体素质的提升 47
二、从供给制到工资制 49
三、农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初步提高 52
四、文化娱乐生活的新变化 55
第二章?全面探索开启后的社会建设曲折发展（1956—1976） 58
第一节?对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处理方式的探索和实践 59
一、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59
二、“反右”斗争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继续探索 62
三、超越阶段的社会构想和“五七指示”社会蓝图 64
四、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
　　“安定团结”的努力 68
第二节?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社会管理 74
一、单一公有制下的社会阶级、阶层 74
二、以单位为主体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 84
三、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下的农村社会 88
四、人口增长、流动和户籍管理制度的强化 90
第三节?服务于工业化战略的民生保障 97
一、由工业“大跃进”转向大办农业、解决民生困难的
　　国民经济调整 98
二、民生建设重心由抓“吃穿用”向“备战备荒为人民”转移 101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生状况 102
四、民生改善滞后值得注意的几点原因 104
第四节?群众运动推动下曲折发展的社会事业 107
一、发展以普及为主的群众文化、教育事业 108
二、“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卫生事业 111
三、与生产和战备相结合的群众体育事业 116
四、社会救灾和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 118
第五节?动荡时期的社会思潮 126
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 127
二、“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29
三、抵制极左错误的社会思潮 132
四、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化、军事化色彩和地下读书活动 134
第三章　拨乱反正与伟大历史性转折下的社会调整（1976—1982） 136
第一节?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 136
一、平反冤假错案 137
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40
三、民族宗教政策的调整和落实 141
四、各方面社会关系的调整 144
第二节?社会结构的变化 147
一、农村社会的结构松动 148
二、城市单位体制的变化 150
三、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 152
四、人口结构的变化 155
第三节?转折时期的社会政策 157
一、休养生息 157
二、恢复高考 160
三、知青返城 164
四、就业安置 167
第四节?转折时期的社会生活 170
一、逐渐告别短缺的日常生活 170
二、婚姻家庭生活的变化 172
三、精神生活的变化 174
四、外来文化的冲击 177
第五节?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出现 179
一、“只争朝夕”的社会心理 180
二、新时期的偶像崇拜 181
三、文艺界的争论 183
四、对理想与现实的反思 185
第四章?全面改革推动下的社会巨变（1982—1991） 188
第一节?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思潮的涌动 189
一、政社分开与村民自治 189
二、户籍制和单位制的松动 191
三、“民工潮”的出现 194
四、新社会阶层的形成 196
五、社会思潮的涌动 200
第二节?告别短缺后的大众生活 202
一、温饱问题的初步解决 202
二、生活消费的显著改善 205
三、住房的商品化探索 208
四、物价波动与民众生活 211
第三节?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完善 214
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215
二、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 217
三、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220
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23
第四节?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227
一、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227
二、扶贫事业的开展和成就 228
三、卫生事业的改革和起伏 232
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235
第五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的社会变革（1992—2002） 240
第一节?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 240
一、人口结构和婚姻家庭类型的变化 241
二、新阶层的成长和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243
三、城镇化的加速发展 246
四、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治理 249
第二节?构建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251
一、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 252
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254
三、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59
四、环境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 263
第三节?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266
一、居民收入增加，收入来源多元化 266
二、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发展 269
三、社会习俗的新变化 277
第四节?思想再解放与共同理想建设 281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思想再解放 281
二、市场经济转轨下的社会心态变迁 283
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87
第六章?新世纪新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创新（2002—2012） 291
第一节?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292
一、社会建设任务凸显 292
二、基本民生保障 295
三、教育、健康和人力资源 302
四、人民生活 308
第二节?社会结构新趋势和新挑战 311
一、人口和家庭的结构性变化 312
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 314
三、职业分类和阶层分化 317
四、收入分配与社会分化 322
第三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324
一、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健全社会管理新格局 324
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 327
三、强化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330
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 334
五、注意发挥中共基层党组织的独特作用 336
第四节?社会心态新表现和网络社会新挑战 338
一、复杂多样的社会心态 338
二、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 341
三、发挥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 344
四、网络时代的新气象、新课题 346
结?语 351
一、分阶段看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351
二、横向对比显示的成绩和不足 353
三、经验与展望 356
主要参考文献 360
后?记 364

结?语
从1949年到2012年，新中国走过了60余年的光辉历程。这60余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实现浴火重生，“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新中国这60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对全面把握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科学总结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分阶段看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6年里，新生的政府通过建章立制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通过恢复经济、稳定物价、解决就业、社会救济等手段积极改善民生，通过移风易俗、扫除文盲、教育引导、树立英模净化社会风气，培养一代新人。人民群众不仅获得了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让老百姓真切体验到了新中国、新社会的美好和优越。
其后，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这20年里，中国有许多不成功的尝试，指导思想不时出现偏差，甚至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也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尤其是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中国依靠独特的体制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要，在此基础上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其后，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起经过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直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后开始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这几年里，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纠正“左”倾错误，调整了社会关系，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重新回到基本民生建设上来；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不但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而城市开启的自主择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改革，不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给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打开了缺口；高考制度的恢复则不但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同时也为新时期的社会流动开辟了新的途径。
其后，中国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验性改革。这10年里，中国明确了自己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飞跃，提出了从“翻两番”到“三步走”的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先富到共富的发展策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一时期，居民收入提高，产品供应增加，很快就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并向小康迈进；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社会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合作医疗解体，农村医疗体系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城市户籍制和单位制逐渐松动，“乡政村治”格局初步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小城镇发展迅速，社会开始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得到发育和成长。
其后，中国又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创新性改革。这是一次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这10年里，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经受住了异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考验，提前实现“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经济的改革发展引发了整体性的社会变迁：人口增长实现根本转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医疗等领域也相应进行了市场化探索；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化加剧，城镇化提速，“三农”问题凸显，社会建设依然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再其后，中国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进行民生建设的系统化改革。这10年里，陆续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民生立法显著加快，民生政策密集出台；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生活质量显著改善；针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快速转型，党和政府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课题来抓，不断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品供给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但是，社会建设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而且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和信仰危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任重道远。
二、横向对比显示的成绩和不足
社会史的视角看重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当然这样的视角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专利。比如，对于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进步，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和街道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转引自沙健孙：《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
]
中国“总的来说，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的一部分人的收入还是极为低微的。但是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阶层的人生活水平又高得多”。“国家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需要，小学入学率很高，绝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结果是，其他国家中极端贫苦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比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高婴儿死亡率、文盲，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在中国差不多消灭了。”[?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
毛泽东时代取得的重要发展成果是消灭了所有重要的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同时将农村内部以及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大大缩短。工人阶级取得了终身职业安全、优厚的津贴和福利，社会地位提高，人均家庭收入略为提高。就全国来说，营养、平均寿命以及教育与健康水平都大为提高。[?［美］马克·薛尔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台湾社会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
]
可见，即便是经济学界，通过对新中国前30年的观察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是在经济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也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获得巨大成就。这样的观察视角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其实是相一致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增长要以人为本，经济增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发展固然以增长为基础，但增长未必就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发展。基于这一理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开始提出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全面衡量社会进步。与单独使用国民总收入（GNI）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标准相比，HDI在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同时，还考虑了教育、卫生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国际上看，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当然对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应当辩证地看，没有这个时期构建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就失去了物质基础。
]，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人口的过快增长稀释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其人文发展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60年至1980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然是社会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人文发展报告》的口径测算，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1980年只有0.407，2012年达到0.699，提升幅度在所有国家中排名靠前。2012年的世界排名已经高于东亚、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平均值，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上游位置。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排名的大幅提高，首先要归功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8%，比世界平均增速高出7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同期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提高14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其次就是要归功于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基础，因为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同样成绩显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近6.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了3.8年和3.3年，居民素质得到大幅提高，但是这些成绩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提升速度相比是逊色的，与同期经济上的辉煌成就相比更是逊色不少，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因之人文发展指数提升的速度已经明显不如改革开放以前。
更进一步的观察显示，社会平等、社会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变量。近年来联合国对HDI的指标体系做了进一步改进，其中就包括综合衡量不平等状况对社会进步产生的负面影响。经过不平等调整，部分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发生显著变化。还是以中国为例，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87个经济体中排名第89位，但HDI排名却比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低12位。而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跌落到世界第106位。可见，中国新时期人文发展指数的提高主要由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会方面的进步明显滞后，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严重。早在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三、经验与展望
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启迪。概括起来说，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近百年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新中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从那时起直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将一直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同不发达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克服欠发达的主要矛盾，都需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加快构建物质文化基础。如果说历史上的“大跃进”失败是经验不足的产物，那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就主要是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了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所导致的。
（二）一定要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不是GDP，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经济建设一定要以保障基本民生为中心，“勒紧裤带搞建设”只能是一时之需，绝不是长久之计，执政党须臾不可忽视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过去中国搞的一段时期的经济建设没有使人民群众过上富足的日子，就是因为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样道理，经济发展也绝不能以牺牲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代价，发展要可持续，要能够惠及子孙后代；经济发展也绝不能以牺牲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包容性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一定要坚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早在2003年，胡锦涛在总结抗击“非典”斗争的经验时就精辟地指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极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实，在紧急情况下工作不力、举措失当。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真正使这次防治非典斗争成为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改进工作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他就此进一步指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因此，“在促进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397页。
]还要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不能必然地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问题，比如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问题，就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而是更多地要靠加快社会建设来解决。
（四）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并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遗憾的是，新中国历史上几次政治斗争扩大化，都与没有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有关。实行市场化改革、进入转型期以后，面临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多样，执政者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因此中共十六大以来陆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等等。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给我们以重要启示，那就是要注意将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总结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成就突出，问题也不少，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外，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不足、不平衡造成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便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进步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由“世界工厂”转向制造业强国，由粗放的外延式扩张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以及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这一切都给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带来日新月异的急速的变化。因之，中国日日夜夜都在取得新的成就，也时时刻刻都在产生新的问题。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不平衡，一个是不平等，城乡的、区域的、不同领域的、不同阶层的，这些都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难题，也正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看到，致力于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正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规划的重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调整、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并为社会建设设定了“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具体目标。[?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被明确导向政府、市场、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治理，中国政府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相继出台一系列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创新之举，既释放社会活力，又造福亿万群众。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建设减速增效和社会建设全面提速将成为新阶段的突出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设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为此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安排，指向明确，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