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国防科技创新与军民融合发展是历史上大国博弈、大国崛起的共同选择和成功经验，是我国当前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兼顾国家安全与发展、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基本方略，也是新形势下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现实呼唤，深刻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内在要求。本系列丛书围绕国防科技创新与军民融合发展主题，收录了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经济学科成立以来的部分论文，主要涉及国防研发投资、国防工业发展、国防科技创新、装备采办改革、军事人力资源、国民经济动员等内容，对推动我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防工业发展》作为国防科技创新与军民融合发展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从1994年到2015年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经济学科发表的有关国防工业发展方面的部分论文。包括国防工业发展的基本理论、军民融合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军转民”和“民参军”、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等内容，丰富了国防工业发展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国防科技大学是一所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军队综合性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和唯一被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国防经济学科是国防科技大学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点，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被评为湖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7年获批湖南省“国防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2011年被评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2013年设立学校“军民两用技术知识产权运用研究中心”，2014年获批“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多年来，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经济学科聚焦军民融合发展，着眼破解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承担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国防建设资源配置与管理研究”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和军队重要科研课题；出版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研究》《军民融合武器装备研发投资》等一批高水平学术专著；在《经济研究》、Defence & Peace Economics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军民融合何以能富国强军》等多篇论文；撰写的《加快新常态下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等一批研究报告受到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装备发展部、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等相关部门领导和机关的高度肯定；建成了“国防与财富”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等多门重点课程，在军民融合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丛书围绕军民融合发展主题，从学校国防经济学科点多年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350余篇优秀论文，分为《国防研发投资》《国防工业发展》《国防科技创新》《国防采购改革》《国防人力资源》和《国民经济动员》六个专题，集中展示了学科点军民融合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军民融合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对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实现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有所裨益。

　　李湘黔，1963年出生，湖南溆浦人，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公共经济学研究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军民融合背景下军费投向投量及优化研究”等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教材10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先后被评为总参谋部优秀教员、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军队专业技术一类岗位津贴，主要教学科研成果曾获湖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军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奖励。
　　
　　旷毓君，女。1968年生，湖南祁东人，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主持国防预研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军队和省部级课题4项，同时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军事学项目及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0余项，出版著作1部，参编著作教材8部，在CSSCI、军事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要科研成果获原总装备部装备理论课题二等奖。荣立三等功1次。
　　
　　纪建强，男。1980年生，安徽泗县人，经济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讲师。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湖南省军民融合技术转化研究”等军队和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1部，参编著作1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论军转民的约束关系
论美国军转民的市场经济模式和计划调节
论军工企业无形资产管理
新军事变革中的军转民与民转军及其相互融合
民营企业准入国防工业与国家安全研究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国防科技工业的“寓军于民”战略
民营资本参与国防科技工业的风险及对策
非公经济参与国防工业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研究
构建军民融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必要性及政策建议
参与国防工业的民营企业最优规模探讨
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研究
——开启经济发展“第五个长周期”的钥匙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模式研究
军民融合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识别研究
着眼富国与强军的统一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
适应竞争性采购要求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式装备工业基础建设
民用科技力量参与武器装备研制的委托代理分析及对策思考
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研究
军工企业进入民品市场时机与领域的选择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估及实证研究
国家工业基础军民融合发展现状与对策
军民融合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军民融合
突破重围：“民参军”的壁垒与对策
——湖南省长株潭地区民口企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情况调研报告
合作视角下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径研究
国防工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研究
依托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发展
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发展
军工企业国防知识产权转民问题研究
军民融合制度变迁与国防市场结构转变

　　《国防工业发展》：
　　军备消费规模不仅影响军转民的总规模，而且影响军转民开发的过程规模或微观经营规模。一般而言，生产过程的规模要受生产要素供给和产品的市场需求的约束，而其中生产要素的供给显然是基本的物质前提。在军转民领域，国家军备消费的规模越大，某类淘汰资源形成批量供给的可能性越大，能形成批量供给的资源种类也越多，这对军转民开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一般的民用经济过程的规模经营，着眼点是怎样获取最大的规模效益，那么，大多数的军转民行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其开发经营超过最低技术和经济限度，达到起码的规模，获得生存必需的规模效益。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资源供给。因为，国防资源的供给比一般生产资源的供给有更多的限制；同时，军转民企业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才能步入从民用市场寻找资源替代的道路。而在我国近10年的军转民实践中，开发效益大但达不到最低限度的经营规模的国防资源无法进入军转民过程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可见，军备消费规模在约束军转民过程规模的同时，也决定着军转民的经济可行性。
　　军备消费规模对军转民的影响，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动态变化过程。受平战交替律制约，社会的军备消费规模表现出明显的起伏波动。即便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影响军备消费的各种因素，也要通过扩充军备、军备控制或裁军等方式，不断改变军备消费的规模。扩充军备势必导致军转民资源的暂时短缺，从而带来军转民规模的紧缩，但同时又预示着军转民规模扩大的远景。紧缩军备则将造成可供军转民的资源的暂时过剩，从而为军转民扩大提供可能性，但同时预示着军转民规模紧缩的远景。当然，在市场需求和其他替代资源供给等因素的作用下，军转民规模变化曲线，不可能与军备消费规模变化曲线完全对应，但前者不可能不以后者为基础。
　　第二，军备消费结构的影响。按资源形式划分，军备消费结构表现为国防用品、军事人员、国防工业、国防科技等各类资源的配置与组合。很明显，军备消费结构由来自国家防务方面的因素决定，它通常是一个国家军备的技术构成、战略要求以及国家防务投入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军转民并不能改变军备消费结构，相反，军转民自身的结构，却不能不受军备消费结构的制约。军备消费结构直接决定了军备消费对军转民的资源供给结构，而军转民要以军备消费的资源供给为基本前提，那么，军备消费结构就是军转民系统的结构包括项目结构、产品结构乃至产业结构的基础。无论剖析某个时期的横断面，或者考察较长时期的动态演变，均可从一个国家的军转民总体结构及其趋势，透视该国军备消费结构概貌。
　　另外，即便不考虑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也能发现军转民结构及其变化与军备消费结构及其变化并非完全一致。首先，军备消费结构与军备消费对军转民的资源供给结构存在着差异。其次，军备消费的供给结构与军转民现实结构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当某种资源不能形成军转民的规模开发时，当某种资源的开发技术尚不成熟而无法军转民时，诸如此类，就会使军转民结构偏离军备消费结构。因此，这里能够把握的是，在不考虑资源替代的前提下，军转民结构及其变化的弹性范围不会超越军备消费总体结构提供的可能性。
　　第三，军备消费技术水平的影响。军备消费的技术水平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范畴。而在特定的意义上，它不过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军事武器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的质量、技术性能、品种档次，军事人员教育的科学文化水平、基本技能、知识结构，国防生产的技术水平，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和应用程度，等等。
　　一般而言，军备消费的总体技术水平较高，它提供给军转民的各类资源就会具较明显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可能使军转民一开始就置于较高的技术基础。对于将面临完整而有序的民用市场以及坚挺的市场壁垒的军转民而言，技术优势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技术优势意味着军转民产品的较高质量、性能优势和较低成本，也意味着较强的竞争能力。同时，在军备消费领域，技术优势通常是高新技术密集的代名词。而在高新技术方面具有优势的军转民在开拓市场时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甚至可以断定，借助于高新技术开拓新市场的方式，比已占明显传统优势的民用企业展开殊死竞争的方式更适合军转民，也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系统的进步。
　　但是，倘若军备资源的技术势能不高，或者技术性能的军用专门化程度太高，而军民兼容程度太低，上述军备消费技术水平的积极影响很快就会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需极费力气克服的技术屏障和市场屏障。
　　无论如何，上述军备消费规模、结构、技术水平对军转民的影响或制约，都是基础性的。因为我们至此还没有考虑一个极为重要的中介因子的作用，事实上，只有通过这一中介，军备消费与军转民才能真正融为一体。这一中介就是军备消费更新。
　　军备消费更新在这里显然是指要素更新，即军备消费过程中国防资源的实物更替和价值补偿。军事技术进步肯定是当代军备消费更新的决定性因素，而国家的军备投入则是其可靠的物质基础，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军备消费更新态势，是它的军事经济实力、军事活力和战略方针走向的重要标志。
　　处于军备消费与军转民的中介的军备消费更新，与军转民有着客观的密切联系。军转民本来是应现代军备消费更新的要求而产生的，军转民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能源源不断地吸收、消化和转换军备消费的更新资源。军转民越是广泛、彻底和富有效益地转化军备消费更新资源，军备消费更新就越有可能获得广泛的自由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