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的故事_休·约翰逊 (Hugh Johnson) (作者), 程芸 (译者)_9787508675763

葡萄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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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的故事》是全球权威的葡萄酒历史圣经，也是步入浩瀚酒世界的经典启蒙书；共荣获8项酒类图书大奖，畅销世界近30年，风行11种语言版本。

葡萄酒，这神妙的水滴，从早期的良药和消毒水到现今的佐餐佳品，从古希腊受人祟拜的神祇到中世纪宗教仪式，从贵族的奢华宴会到21世纪的日常饮品，从荷兰商队与丝绸之路的贸易竞争，到帝国战争的导火索，从18世纪的巴黎香槟狂欢夜到美国禁酒令年代，从波尔多的崛起到新世界的黄金年代……通过国王朝臣、炼金术士、海盗、艺术家、教士和农人的一幕幕历史故事，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葡萄酒数千年画卷。《葡萄酒的故事》为我们描绘的不仅仅是酒的诞生与传奇演进，更是交织着酒红色的人类文明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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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灭世洪水以降，葡萄酒农便被与农民、艺术家、劳役者、梦想家、享乐主义者、受虐狂、炼金术士及会计师等名称画上等号。
在长达25 年的品酒生涯中，我累积的相关知识越多，越相信除了葡萄酒之外，没有其他东西与人类的历史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纺织品、陶瓷制品、面包与许许多多的日常用品也可追溯至石器时代，然而，唯独葡萄酒具有神圣的意义和治愈病痛的力量，令其本身也被赋予了生命。
为什么葡萄酒如此特别？部分是由于它与人类历史紧密相关，它带给人类慰藉与勇气，且兼具良药及消毒剂的功效，使人们疲惫的身心重新苏醒，伤痛得以舒缓，可以说是世人最早的奢侈品。但是，因为葡萄酒难以捉摸，所以质量差异极大，价值亦不相同，以至于每个产季或每个葡萄园所生产的葡萄酒特性也大不一样。
着手论述相关故事，使我对葡萄酒的历史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那是查理曼大帝的最爱，这瓶最受亨利四世的青睐，而另一瓶则治愈了路易十四的疟疾……古典学者总爱谈及历史上的名酒，却没有详细解释到底何谓好酒，以及历史上的标准为何与今天大相径庭。昔日的我并不关心葡萄酒的趣闻逸事，对于饮用的酒的质地也不甚了了，第一本拙作《葡萄酒》（Wine）中相关的论述实显不足。
葡萄酒无穷的神秘变化推动我拿起笔杆，将无法捉摸的气味转变成能够阅读的文字叙述。
要知晓同一山坡上相邻的两个葡萄园，或同一山谷中相对的两个葡萄园之间的关系，语言并不是理想的工具。这是地理问题，所以地图的绘制实属必要。当我把葡萄园的位置标于地图上时才赫然发现，这样做不仅能够记住葡萄园的地理位置，就连葡萄酒特殊的风味与香气也能依照地理风土条件清楚地界定了。
然而，单靠地图是不够的，为了解今日葡萄酒的酿造方法、葡萄园和酒窖的设置，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只有以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才能回答消费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只是，提出的问题永无止境。
探究事物的原因与起源可是完全不同的范畴，我需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地阅读相关书籍，还需要学习应用研究调查系统；我需要从已消逝的时光中重拾想象的空间，还需要在成堆的文件中辨别真伪。这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我无能越俎代庖。所以我把这本书定名为《葡萄酒的故事》，这是我自己对葡萄酒历史的诠释，探讨不同年代的相关内容，据以推论为什么我们今天能有如此丰富的选择，而为什么有的产品已然消逝无踪。
想要认识葡萄酒，得先从人类的历史着手。它带来欢乐，是神妙的崇拜对象。它带给世人无穷的启发，却又让人沉沦，成为骗子、醉汉、叛徒和谋杀者。医生用它治疗病患，政客用它行骗，上至僧侣修士，下至海上航行的水手都不能没有它。
葡萄酒可能是人类学习生态学的第一堂课，自此宣告了生物化学的诞生，促使人们渴望追求知识，同时也让贪杯者萎靡不振。
40年前，因受疾病、战乱与贫困所扰，葡萄酒相关行业深陷谷底，毫无利润可言。比较之下，现在是前所未见的黄金时期，各色酒款齐备，好酒的数量不断攀升，俨然形成国际性的产业和横跨大半个地球的文化网络，品酒者无所不在，少数反对者的另一种声音变得似有若无。
人们长久地热衷于讨论葡萄酒，现在就是认识它的最佳时机。
我想表达谢意的朋友有很多，首先是已故的詹姆斯· 米契尔，这位好友同时也是米契尔· 比兹雷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我不断鼓励，才有本书面世的一天。谈到研究工作，我总是求助于剑桥大学年轻的历史学家海伦· 贝蒂森，她聪慧勤奋、认真忠诚，是每位作者梦寐以求的好伙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她埋首于图书馆，从世界各地搜寻有关的珍贵插图。
此书的完成延迟了两年的时间。因为我想用另一种方式讲述相同的故事，遂与马龙·吉尔制作公司、波士顿公共电视台、波士顿公共广播服务公司及伦敦的第四频道携手制作《佳酿─酒的历史》（Vintage: A History of Wine）共13 集的电视纪录片，并获得班非慈善基金会的赞助。基金会的捐款人约翰和哈瑞· 马利安尼是全世界最执着、最慷慨的爱酒人士，让我在此向你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因为电视节目的工作关系，我得以走访各地去发掘并解释葡萄酒的多面文化，第一批受访者就是麦克· 吉尔与克里斯多夫· 罗林。随着节目的进行，探讨的内容愈趋深入。摄影师总是能看到我们忽略的地方（录音师的耳朵也是出奇的敏锐）。
在米契尔· 比兹雷出版社工作的同僚，其工作性质虽然不如拍外景那样多彩，但工作压力却一样大。自律甚严的他们忙着书本的编辑与策划；从最初的编辑狄· 泰勒与戴安· 彭杰利，到帮助我删润新版本的玛格丽特· 兰德、茱利亚· 谢柏和萝拉· 希克斯，还有亚希亚· 威廉斯，让这本书有了崭新的面貌，我对他们的感谢非文字所能表达。

摘录1：波尔多的重生

17世纪末期的欧洲动荡不安，各国赤裸裸地交相攻讦，幼稚的行径如同孩童吵架。君主们只要一言不合，立刻发动战争。
王朝的继承、敌对的宗教与君权神授的论点主导着贸易及关税的价格战，哪一国的船只应该载运什么货品更是国际间争吵不休的焦点。法国、荷兰与英格兰三国的情况尤其严重，钩心斗角、背信忘义，国家之间的互信严重不足。
书中已有许多例子说明了政治对商业产生的影响，而商业决定了葡萄酒的流行趋势。政治的混乱虽然导致贸易停滞，然而，商人自会寻找商机，特别是葡萄酒，恰好符合新兴消费者喜欢的多样选择。
1663年4月10日，英国日记作家佩皮斯在发誓绝不再碰一滴酒三个星期之后，这位时年30岁的年轻作家在伦敦伦巴底街的“皇家橡树餐厅”享受了一个美食佳酿的夜晚。第二天，他以特有的日记写下波尔多历史上最重要的品酒笔记：“我尝了点儿名为‘欧布莱恩’（Ho Bryan）的法国酒，令人惊艳，从未有过的美好回忆。”佩皮斯没有出众的品味，只喜欢跟随流行，却误打误撞地为一款全新的葡萄酒留下首篇完整的品酒笔记，并以“令人惊艳”一词，成功地描述了新产品的特色。作家赞不绝口的酒正是奥比昂酒庄（Haut-Brion）的产品，这是波尔多第一瓶以酒庄名称
作为产品名称出售的葡萄酒，也是后来酒庄葡萄酒的原型。
1600年以来，英格兰一直是波尔多葡萄酒的主要消费地区。但是所谓的葡萄酒，不过是一桶一桶的商品，质量的好坏要看新鲜程度、季节与所有经手人的诚信。面对着威胁日深的新饮品及荷兰小气鬼，突然间，当地最活跃的大理院首长出面自动请缨。1660年起，他将自己的酒庄名字当作“品牌”（此名词尚未问世）名称，以相当便宜的价格对外促销（以现代使用的“促销”一词形容最贴切不过），目标不仅限于当时最大的买主荷兰人，并且锁定忠诚度最高、采购历史最悠久的伦敦市场。
彭塔克家族（Pontac）如日中天的权势已超过百年，他们是地主、律师、新兴商贾，也是工匠的后裔，跃升（至）贵族阶层不过是时间问题。1505年，出身彭塔克家族的阿尔诺，通过外销葡萄酒与进口成衣的传统手段当选波尔多市长。
数百年来，经由类似的关系与渠道，彭塔克家族建立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行商获利买来了土地，土地即可换得权利；随着时代更迭，旧时贵族一一陨落，只有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本能，毫不畏惧新阶级的挑战，依旧保持屹立不倒。
1660年，另一位阿尔诺掌管大权，从世袭的乡村房舍出发，骑马往南一小时，抵达其曾祖父创建的奥比昂庄园，石砌的建筑耸立在沙砾遍布、气候干燥的格拉夫地区（Grave，是法语的“沙砾”之意）。由经验得知，这块不毛之地无法耕耘其他农作物，只能种葡萄。数百年来受人景仰的大主教庄园（Archbishop’s Estate）就在附近。但是在17世纪的阿尔诺之前，没有人认为这里值得投资。
公元1647年，就像是呼应阿尔诺一般，波尔多成立专门委员会，依葡萄酒的质量好坏制定售价，这也成为1855年建立的分级制度的先声。价格直接反映出新荷兰的影响力。1635年，荷、法两国缔结为邦交国，至1647年，荷兰已主宰了波尔多市场的走向，售价最高的自然是荷兰人喜欢的苏玳甜酒。酒色深浓的沼泽区葡萄酒（palus wines）是用小维尔多葡萄（Petit Verdot）酿制的，多见于多尔多涅河与加伦河汇流的贝斯沙嘴周边。然而，这份售价表并未明列出好的波尔多葡萄酒，仅针对质量粗糙的沼泽区葡萄酒，也不见任何一家酒厂的名字。于是阿尔诺锁定新市场。
除名称之外，佩皮斯笔下“令人惊艳”的“欧布莱恩”与其他产品到底有何差异？我们只能假设，阿尔诺对酿酒的要求与其社会地位一样高，况且，他拥有身为完美主义者需要的优越条件：他的名字就是金钱；他大可以限制葡萄产量，以使香味与香气达到顶点；他可以拒绝接受带有霉味及预后不佳的葡萄；他会利用榨汁加强波尔多葡萄酒的特色与颜色（也可能葡萄浸皮的时间较长，因为书籍记载的彭塔克酒颜色深浓）；他使用新木桶酿酒，并总是习惯装满。
到了18世纪，较具规模的酒厂若思推出代表作品，阿尔诺的酿造方法算是标准流程，但在当时，一切都还未知。
没有证据显示阿尔诺特别种植了某一种葡萄，也缺乏老葡萄藤酿出的酒较好喝的相关叙述。虽然在面积辽阔的葡萄园里只种植某一种葡萄有点异常，但论及阿尔诺的丰功伟业，主要应该还是他的销售手法。他将奥比昂列为“一级酒庄”；然后与300年后菲利浦· 罗斯柴尔德的看法如出一辙，他开始以家族姓名作为旗下其他葡萄园的产品名称。出乎意料的，阿尔诺最重要的佩兹酒庄（Chateau de Pez）竟然不在格拉夫，而在尚未开发的梅多克北部的圣爱斯台夫，那里交通不便，只能依靠河运往来。梅多克（部分来自城市以北的勒达庸）的葡萄酒同样以“彭塔克”之名出售。挟着这两个品牌，阿尔诺在绝佳的时机进攻伦敦市场。
1660年，帝制复辟，英格兰国王重新登基，结束了近十年的清教徒统治。五年后，阿尔诺指派儿子弗朗索瓦—奥古斯特，以彭塔克的人像为招牌，创建了英格兰（或许也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奢华的酒馆，风靡全伦敦。店址就在老监狱的后方，开业近百年，直至1780年才正式歇业。此店也曾被封为伦敦“第一家餐厅”，消费昂贵，一顿晚餐要价2基尼；一瓶奥比昂葡萄酒7先令（其他品牌的好酒只要2先令）。当时，不论是彭塔克还是奥比昂，皆可零售，对象就是伦敦的贵族与走在时代尖端的文艺界人士。
阿尔诺的销售策略完全成功，只是时间太早。1679年，因关税争议，英格兰禁止出售法国葡萄酒，波尔多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柯尔贝尔打算趁机撤销《葡萄酒管理条例》。1682年，阿尔诺过世，继承人不明，诉讼不断，最终走向法国庄园无法避免的宿命，只好分家。1685年，英格兰市场重新开放，波尔多葡萄酒如潮水般大量涌进（从14世纪到20世纪之间，1687年是进口数量最多的一年），只是好景不长，三年后光荣革命爆发，极力反法的威廉三世下令再度关闭市场。
1692年至1695年，连续四年气候恶劣，葡萄的收成骤减，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连波尔多整整一年都不得不点头允许朗格多克的葡萄酒经由米迪运河运销，以弥补不足并提供巴黎（收成一样凄惨）所需；位于拉罗谢尔与布雷斯特的海军对英格兰的禁运心生不满，又无处发泄，只好借酒消愁。由奥比昂那几年的出货单据可知，法国海军或波尔多餐馆究竟喝掉了多少酒。梅多克地区依旧鲜为人知，刚刚才打响知名度的拉图酒庄（Chateau Latour）也无法幸免，在1693年之前的整整四年，老板多莱德侯爵连一瓶酒也没有卖出。
到1697年，形势终于好转，就英格兰对法国葡萄酒征收的税款高于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倍的事实，威廉三世与路易十四达成了协议。波尔多葡萄酒缺席已有十年，市面上的低价产品（不仅仅是葡萄酒，还有烈酒、咖啡、茶与其他项目）不断问世，奇怪的是，英格兰人民却独沽一味。如同阿尔诺· 彭塔克当年所料，波尔多葡萄酒再次问鼎英格兰，竟然成为新时代政治人物的地位象征，与奢华画上了等号。
从1699年到1700年波尔多港口的运输数据，即可窥见端倪：出口总量共计86 000吨，运往英格兰的最多不超过2000吨（官方统计），与销往爱尔兰的数量相当（都柏林的地位愈显重要，其人口约为英格兰的一半），1000吨送到苏格兰。而剩下的半数以上（白葡萄酒占多数）则供荷兰、波罗的海与以汉堡为中心的日耳曼北部市场所需；另外（以红葡萄酒为主）还运往布列塔尼与法国北部港口。至于走私进入英格兰市场的数目则不明，位于法国沿海的迷你约岛总是挤满了许多小船，当地居民（如果真的饮尽全部的进口酒）每人每年的消耗量约在200升左右。
因自然环境的阻隔，梅多克遗世独立，在波尔多以北、介于吉伦特河口与海洋之间是宛如舌状的森林与沼泽，海岸边遍布沙丘，河岸两旁则是数百万年不变的沙砾“土丘”。北部最狭窄的地区（下梅多克）只见沼泽，自远北而来的罗马人只在圣爱斯台夫西边约4.8公里处的小岛（现在的布里昂，当时称作“诺维玛格斯”）定居，养殖牡蛎维生。直到17世纪初期，荷兰人用干燥器排出沼泽积水，肥沃的土壤终于得见天日。
“蛮貊之邦”是16世纪梅多克的好写照。百年战争期间，吉伦特河沿岸虽然建有零星的城池，但是缺乏陆路交通，只能依赖船只在玛科、玛歌、圣朱利安、波依雅克与圣爱斯台夫等港口与突堤港之间来来去去。只有距离波尔多最近的布隆柯弗与勒达庸村，才会在酒馆卖酒。梅多克大多数的地主都是遥领地主，从分散在森林的简陋小屋收取微薄的租金。葡萄只不过是赖以为生的农作物之一。1572年，拉菲庄园即分租给六十几位佃农种植小麦。
然而，就在彭塔克家族在格拉夫辟建葡萄园不到数年的时间，波尔多的律师与大理院成员纷纷在梅多克如法炮制。旧时代的贵族巴不得将这些荒凉地段赶紧脱手，一出出的并购游戏陆续登场。令人惊讶的是，第一桩被合并的庄园直到今天仍然名列“一级酒庄”。这些野心勃勃的投资客深知，如奥比昂一样，具潜力的就是最不起眼的沙砾土地，尤其是梅多克低矮坡地（实在无法将之称作山丘）的最高处，也就是拉菲、拉莫特与布里昂等地。
16世纪70年代，皮耶・莱斯托纳克（Pierre de Lestonnac）着手购置拉莫特─玛歌周边的零星土地，成为后来的玛歌庄园（Chateau Margaux）。同一时期，彭塔克又买下圣爱斯台夫、勒达庸与下梅多克的土地。1595年的数据最完整齐全，出自圣蒙贝尔拉图庄园（Latour de St.-Mambert）的庄主德米勒，这个庄园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拉图酒庄。德米勒之德尼从握有小块田地的佃农手中买下附近所有的土地，于17世纪50年代，将原来的封建采邑成功地转型为当代规模的酒庄，并交由职业经理人负责管理。同时，他还将种植小麦的农地改种葡萄，凭借着本身拥有的特权优势，以浅底驳船（gabare）北上，将酿好的葡萄酒运送至波尔多的市场拍卖。
新崛起的贵族从荷兰人（及其水利技术）的遗泽中赚取大量金钱。荷兰人当年在河岸边黝黑的沼泽地里辟建了整齐划一的葡萄园，同一品种的葡萄树笔直排列，以便于耕牛穿梭犁土。反观波尔多的旧式葡萄园，欠缺规划，乱七八糟的葡萄树堆挤成长，层层繁衍，只能由葡萄农拿着铲子辛苦耕耘。
德尼去世后，拉图的产业由早已拥有玛歌庄园的莱斯托纳克继承，按继承顺位，他又可获得奥比昂的部分土地。基本上，所有的继承人都是一家人，或者说是当地政治家紧密的结合，才发展出波尔多的酒庄概念，“一级酒庄”从此形成。
1697年的条约并未带来永久的和平，英格兰的“一级酒庄”还来不及迈出步伐，战火已经接踵而至。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托斯卡纳装在细颈酒瓶里、以柳条包覆的“佛罗伦萨”葡萄酒，已成为迎合伊比利亚饮食习惯的另一选择。当战事再起，西班牙（变成敌军）葡萄酒被列为禁酒，葡萄牙人则乐不可支。英格兰大众渐渐习惯了里斯本的白葡萄酒与波尔图的红葡萄酒，尤其喜欢马德拉与葡萄牙人民的爱、来自亚速尔群岛的“法雅尔”（Fayall）。另外，从莱茵南下的白葡萄酒也有助于缓解市场所需，对此，阿姆斯特丹商人功不可没，即使在1705年到1709年战事最炽热的时候，他们仍有本领拿到波尔多的通行证。至于好的波尔多葡萄酒与其他法国酒，就只能依靠在英吉利海峡及西部游走的各方海盗了。劫掠来的“战利酒”在伦敦、布里斯托与普利茅斯的咖啡馆里拍卖，由记录中不难看出“一级酒庄”的惊人成长，成交价格充分展现出英格兰人民的高度忠诚。只是，在隔绝英法两国、海盗猖獗的狭窄水域上摇晃的宝物，究竟是什么滋味？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
1703年开战以来，第一艘落入虎口的是“丹尼尔先知号”，装载着波尔多与“高地”白葡萄酒及未具名的波尔多葡萄酒，一樽白葡萄酒8英镑，波尔多葡萄酒25英镑。“金色珍珠史特汀号”（显而易见是波罗的海籍）上装载的与前述的内容物相仿，但是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不一，最后的成交价落在一樽8~60英镑之间。其余倒霉的船只运送的是西班牙酒。
1705年，拍卖市场出现卢瓦河产的酒、白兰地，以及波尔多、“高地”和西班牙质量一般的产品。同年5月，“一级酒庄”连续拍卖会的序幕拉开。首批200桶酒来自奥比昂与彭塔克（一次拍两桶）；一个月之后，又有230桶奥比昂与“玛歌兹”（Margose）葡萄酒拍卖（此时的玛歌酒庄与奥比昂为同一人所拥有）；两周以后，“圣尚巴提斯特号”带来288桶彭塔克、玛歌与奥比昂葡萄酒，成交价格大约为一樽60英镑。
突然间涌入这么多来自同一个庄主的产品，实在让人心生疑惑。数年前，奥比昂的产量只有50多桶，即使加上佩兹与其他产区最多也不过718桶。试问，有哪位老板会这么大胆，同时把所有的货品分装在三条船上？目的地呢？买主又是谁？难道是阿姆斯特丹一位神志不清的商人愿意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我想过各种可能。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彭塔克与多莱德家族决定再次进军伦敦，无论是战云密布还是和平时期，这里都是最重要的市场；再者，海盗可拿到大半的拍卖所得（剩余的扣除给付咖啡馆应得的费用后进入政府口袋），也许酒庄庄主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没有人能承受所有的收获年复一年地（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落入敌方之手。所以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通过安排好的买家，在拍卖会上以事先议定的价格买下这些酒，再运回波尔多，当然，付给买家的佣金想必高得惊人。
无论运作方式怎样，波尔多另外两家“一级酒庄”也开始仿效。1707年5月，“整批的新法国波尔多”出现在伦敦塔附近的“酿造商之钥”咖啡馆（Brewer’s Key），“包括拉菲、玛歌与拉图酒庄”，而且全部都是当季的新酒，连“酒渣”都还没沥除呢！但就在同一周，“自由号”又被抢走了200桶奥比昂。谁会相信这一切纯属偶然？如果打开市场仅有的方法就是偷走自己的货品，又不会造成损失，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战争末期，梅多克的酒庄庄主想必深有体会，只有和平才能带来财富。荷兰人在波尔多的影响逐渐减弱。1709年，他们连一张通行证都没有拿到，他们爱的白葡萄酒与沼泽区葡萄酒的价格开始滑落。英格兰人的目光已经转向前景无限的梅多克，“新法国波尔多”一跃成为市场新宠。据品酒笔记描述，“新法国波尔多”的风味前所未有，不仅如佩皮斯笔下的“令人惊艳”，且“果香十足、深度不凡、清新又细致”。
1709年，酷寒的严冬横扫欧洲北部，重创波尔多，梅多克搭上战争末期葡萄园亟须重建的列车，开始了现代形容的“疯狂栽种”。20年后，今天的梅多克就此诞生。

摘录2：不朽之岛

在葡萄酒历史的洪流中，市场决定论是不变的真理。当然，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优良的葡萄品种与适宜的气候，但因市场需求引进的投资与劳动才是最重要的推手。唯有一种葡萄酒与众不同，它硬生生地被推进历史的舞台，展开多舛的命运，它就是马德拉酒。如果马德拉从未跨出美好的祖国，或者只是被载运到1000 多公里之外的欧洲，那它出众的特质将会被永远埋没。但是命运推着它往前，去适应难以忍受的酷热环境，成为当今（或者应该说有史以来）历史最悠久、最奢华的刺激饮品，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葡萄酒。马德拉酒的市场遍及全球，甚至跨越赤道，依旧不减魅力。
马德拉群岛位于距离摩洛哥约640公里的大西洋，是古人所谓的布莱斯特群岛中位置最近的岛屿，极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传说的诞生地。
14世纪的探险年代，热那亚人沿着非洲沿岸南行，发现了加那利群岛，这也是第一个被再次发现的群岛。往西边直行，驶向太平洋的船只没有安全返回的记录，直到1345年，一艘从布里斯托出发的商船“拉威利费尔号”被吹往地中海，历经13天的狂风暴雨，终于停靠在一处不知名的小岛上。商船上，布里斯托的探险商人马契带着贵族的女儿私奔，不幸双双死于岛上，尸体就埋在同名（葡萄牙文）的马齐科（Machico）村的海边。
生还的船员往东返航，途中却被摩尔海盗所劫，连同船只被带往丹吉尔，关入大牢。他们在狱中遇见来自塞维尔的俘虏德莫拉莱斯，便将经历尽数告知。德莫拉莱斯本是舵手，给付赎金后随即返乡，但在路上再次被擒，动手抓人的就是航海家亨利的手下贡萨尔维斯，人称“独眼扎尔科”。
两年后，就是1418 年，扎尔科与热那亚籍舵手佩雷斯特雷洛一起前往西非，途中被狂风吹往马契当时旅程的终点站。往西南方的水平线望去，浓密的云层“就像从地狱入口升起的烟雾”。经验丰富的热那亚舵手深信那里必定是个略具规模的岛屿，决定留在当地，扎尔科兼程赶回葡萄牙上报亨利亲王。亲王派遣军队与所需的物资，在1420 年7 月抵达，佩雷斯特雷洛将小岛命名为马德拉岛（意大利文Lolegname），也就是葡萄牙文的“树木”之意。
岛上杳无人烟，从海岸到最高1.8公里的峭壁，完全被浓密的森林所覆盖。当地气候与距离约640公里远的撒哈拉沿海差异甚大，一样温暖，却有充沛的雨水及肥沃的土壤。亨利授权扎尔科管理，种植甘蔗与来自克里特岛的葡萄。从税收的角度来说，稻作当然比不上东地中海被土耳其鲸吞蚕食的奢侈品。
农业耕种得先从放火开始，只有烧掉大片的森林，才能着手建造住宅定居。传说这场大火足足烧了七年，留下养分十足的灰烬。甘蔗的种植非常成功。之前，欧洲的砂糖来源多依赖西西里岛、东地中海与北非，少数来自安达卢西亚与阿尔加维，物稀价高。从1470年到1500年之间，因马德拉甘蔗种植的成功，欧洲的糖价跌落近50%。16世纪初期，马德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砂糖产地。
早在1456年的文献中，即有英格兰进口马德拉葡萄酒的记载。
在所有的太平洋群岛中，首先打开市场的是加那利葡萄酒，且小有名气。由西班牙的雪莉袋酒混合马拉加酒而成的加那利袋酒，16世纪中叶即在英格兰市场拥有一席之地。莎士比亚最生动的品酒笔记就是描写加那利：“是值得搜寻的佳酿；浓郁的香气充满全身，使人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酒能有这样的滋味？’”一般来说，以马姆齐为酿酒葡萄的加那利酒比雪莉袋酒甜，类似马拉加酒，以来自特内里费的维多妮亚干酒质量好，酸度偏高，耐久存，而维多妮亚（Vidonia）其实就是采用马德拉的维蝶罗葡萄（Verdelho）。横跨17世纪与18世纪，加那利葡萄酒席卷了北欧，17世纪60年代在英格兰达到最高峰。
马德拉酒兴起的部分原因是独特的土壤、气候等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它恰好位于大西洋航线上。但是它的未来却操控在美洲手中。第一次的严重打击来自巴西，巴西当地的甘蔗物美价廉（奴隶的工资便宜许多），马德拉顿失优势。16 世纪70 年代，岛上居民只好转种经济效益最高的葡萄。然而，即便由马姆齐葡萄酿造，该产品依然过于清淡，酸度又高（对袋酒的爱好者来说更是如此）。福斯塔夫就是拿这种酒搭配冷鸡腿，难怪抱怨连连。
第二次危机，起因于英国人在北美与西印度群岛的势力拓展。1607年，弗吉尼亚成为英国殖民地，1629年加上马萨诸塞湾，1632年是马里兰。背风群岛与巴贝多岛也在17世纪30年代成为英属地。1655年，克伦威尔从西班牙人手中抢下牙买加。1663年，南卡罗来纳成为新兴移民地。查理二世在位期间，从北美沿海直到南方的西印度群岛是人人垂涎的葡萄酒市场。国王继续推行克伦威尔的《航海条约》，赐予英国船只从欧洲载运货品至各个殖民地的专卖权。至于殖民地的船只，一定得先抵达英格兰才能载运所需的物资。
查理二世唯独对马德拉酒另眼相待。有人说这是为了顾全葡萄牙籍皇后的面子，有人说是国王不敌特有的非洲异国风情，反正绝对不可能是政策的疏忽。即使只是简单的补充饮水，前往美洲的所有船只也都会在马德拉稍事停靠，其原因就是风向。在盛行风的吹拂下，北大西洋的航路让人寸步难行。葡萄牙南端的航线约是北纬30°，介于马德拉与加那利群岛之间，往西直行应抵达百慕大、查尔斯敦与塞芬拿，但是北美沿海的盛行南风却将船只推向更北的港口，因此，无论是从英国还是美洲出发，都能轻而易举地抵达马德拉首府丰沙尔的海港，顺利装载葡萄酒。
此时运送的马德拉酒大部分为一般饮用，于9月酿造，12月或1月换桶，然后赶紧装船出售，在一年内饮毕。马姆齐酒则不同，它选用好产区的葡萄，浓郁香醇，仅占总产量的4%。好的干酒是塞西亚（Sercial），传说其酿造葡萄与雷司令葡萄相同。事实上，塞西亚与莱茵葡萄酒都是历史最悠久的白葡萄酒，朱利恩就曾比较过两者的异同。介于塞西亚与马姆齐之间的是布阿尔（Bual，或称Bagoual），甜度浓醇适中；维蝶罗酿制的产品或柔顺或清爽。麝香葡萄与特兰特兹葡萄（Terrantez，几近绝迹）的质量亦佳。日常饮品则以汀塔葡萄（Tinta）酿制为主，味道酸涩，但可治疗痢疾，是热带地区的畅销饮品。
马姆齐酒的久存成熟的历史始于丰沙尔的酒商，他们希望能因此提高售价。但是当地缺少阴凉的酒窖，只好把酒桶置于露天或是酒厂的仓库。高温加速氧化，酒转变成棕色，味道却大幅提升。运抵目的地后，酒商利用虹吸原理将酒桶里的酒抽入以柳条编护的大玻璃瓶或圆坛内，再次曝晒于酷暑的艳阳之下，彻底氧化。这一系列错误的方式却造就出了醇厚香甜的葡萄酒，其味道甚至可媲美法勒尼安，相信普林尼也会耸肩赞道：“没错！”
17世纪，马德拉岛陷于长期饥荒，尤其是1640年以后，葡萄牙与西班牙（然后是加那利谷仓）再次交战，情况更加恶化。虽然亚速尔群岛的谷物丰沛，但是里斯本当局指定仅供摩洛哥戍守的军队专用，马德拉只好自力更生，要求买酒的外籍商船先绕道亚速尔群岛再回来运货（可惜效果不明显）。如果北美洲的稻作生产过剩，马德拉就忙不迭地提供互惠贸易的条件。最重要的粮食提供者是新英格兰，“马德拉只能以葡萄酒，除了葡萄酒还是葡萄酒作为回馈”，传说，就是葡萄酒“软化了清教徒的铁石心肠”，使新英格兰海港的居民更具人情味。
旧英格兰与葡萄牙虽是兄弟之邦，但是长期以来也是加那利的忠实顾客。伦敦的利益系于马德拉葡萄酒在美洲的发展。伟大的植物学家班克斯爵士与库克船长同乘科学考察船“奋斗号”前往澳大利亚，记述了1768年马德拉岛的美景：
“当船只缓缓靠近岸边，美丽的岛屿在眼前出现，山丘两侧的葡萄园一望无际。岛上的居民纯朴天真；使用的容器原始简单，连仅有的贸易对象葡萄酒的酒器亦不例外。酿酒的首要步骤是将葡萄倒入正方形的大木桶，脱掉袜子与上衣的奴仆运用手肘与脚，用尽全力挤压出葡萄汁；接着以绳索捆绑葡萄茎干等，倒入另一个形状相同的木桶，一端以杠杆加压，另一端系紧石头，以螺旋方式控制起伏。这就是他们酿酒的方式，也是仅有的方式。也许在大洪水摧毁了人类与技术之后，诺亚在新建的葡萄园也采用同样的模式。如果他还记得灾难之前的学习所得，方法自会更加先进。”
库克船长从马德拉岛带走超过3000加仑的葡萄酒，供“奋斗号”94位船员与科学家所需。为了确保酒质不受长期航行的影响而加入了白兰地，饮用时间延长至两年六个月。
同样自此时开始，全新的市场名字出现在酒庄（英籍庄主的数目不断增加）的账本记录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15 世纪，葡萄牙在此建立工厂，成为稳定的产地）代表着璀璨的未来。马德拉岛是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美洲的交通要道。自19 世纪初以后，大半船队的标准路线是跨越赤道，绕道好望角，再通过赤道返航，东印度群岛与西方世界因此相互影响。科萨特戈登公司（Cossart，Gordon and Co.）是岛上创建最早的公司之一，记载了葡萄酒随着皇家军队深入印度各地的详情，足迹涵盖密拉特、班加罗尔、塞康德拉巴德、拉瓦尔品第与勒克瑙。
旅程初始时，马德拉新酒清淡无味，酸度明显过高。加入白兰地提高酒精浓度可应付长途旅行所需，“一大酒桶的马德拉搭配两水桶的白兰地”，与18世纪中叶的波特酒相差不远。无论是马姆齐、布阿尔或是维蝶罗葡萄，都免不了增添未发酵的葡萄酒汁与白兰地的混合物（vinho de surdo）以增添甜度。对酒质本就稳定的马德拉酒而言，白兰地如虎添翼，添加的糖分更增香醇。
如果横越大西洋（或是赤道）对酒具有莫名的好处，从结果可以印证，来回两次的效果更好。18世纪下半叶，伦敦下令，作为压舱物的马德拉酒桶必须先行装载于前往西（或是东）印度群岛的船只，然后再随船返回欧洲。
从丰沙尔出发前往孟买，再返回伦敦，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因此酒桶的容量与硬度都经过特别打造，它们被稳妥地置于公司商船的舱底，长期接受烈日的曝晒，浸泡在漏水的船舱。为什么酒没有因此变质，一直是人们不解的谜题。相反，经过如此令人不堪的折腾，反而更见柔滑香醇，丰富的香气也一并保留，令人不解又爱不释手。至于马德拉酒储存的方法就更加诡异了，照朱利恩的说法，当地人直接将酒瓶插入马粪肥料堆中6个月。这对提高质量真有帮助吗？若非出自朱利恩的口中，一定会被斥为无稽之谈。
随着工业技术的改进，跨越大半个地球的航行终将走到尽头。如果只是需要长期处于高温的环境，还有更简单的方法。1794年，丰沙尔出现第一座高温加热室（estufa），以巨型火炉烧滚沸水，大量的蒸汽取代了酷热的气候，大酒桶成堆叠放在潮湿密闭的房间长达数月。没有颠簸的旅程，也没有舱底难闻的泡水味。
起初，人工加热的产品被视为次级品。1832年，朱利恩写道：“炉火加热永远比不上航行千里的香醇。后者经过三四十年，瓶内结有一层厚度相当的纯白结晶体，一旦打开瓶子，香气扑鼻。”近两百年以来，出自高温加热的马德拉已经是质量优良的保证，醉人的香气无从挑剔；人工加热的马姆齐酒极耐久存，可超过百年以上，多层次的浓郁风味几达巅峰，若再经摆放，将会愈陈愈香。没有一种饮料或食物能像陈年马德拉酒一样不朽。
绕行大半个地球的马德拉酒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偃旗息鼓。19世纪，全球所有的葡萄园几乎尽数毁于葡萄病菌的侵袭，至今犹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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