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近代以来劳工的相关报道、调查、记录及各大企业档案资料，剖析近代劳工抚恤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由传统社会家庭抚恤向近代社会保障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对西方制度的模仿与借鉴，也有对传统方式的沿袭与调适，更有生存压力下劳工的声诉和抗争。政府、社会、企业、资本家、劳工等不同力量在此过程中进行了诸多博弈和妥协，加之中国近代战事频仍、经济困窘、社会凋敝使得转型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但是中国近代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呈现出由劳工自保到企业抚恤再到社会保障的历史逻辑，劳工抚恤揭示了由救急性抚恤

金朝封爵制度既有对唐宋制度的继承，也有对辽朝爵制的部分因袭，同时有所发展和创新。书稿详细梳理金代封爵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厘清制度的源流及演变，细致考察了金代汉制封爵的等级，准确划分国号王爵类型，深入考察国号王爵和郡王封爵演变的过程，对金代五等爵的爵称爵序与封号作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挖掘剖析封爵制度操作的具体环节与运行过程，分析其运行模式及相关管理措施，阐明封爵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解读其在官僚政治和政权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并分析其在社会秩序运转过程中的利弊得失。

自唐至五代，尚书省始终是国家承认的“天下政本”。但“天下政本”的含义却在行政体制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从宰相机构到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再到国家名义上最高行政机构（保有一定的政令权）的转变。其中每一阶段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尚书省“天下政本”含义的转变，即尚书省与宰相（宰相机构）权力、职能、地位和作用的交替变换，是唐、五代时期行政体制转型的实质内容，亦是中央官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这种转变，中央其他行政机构、职官系统性质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职掌趋于模糊。反之又对尚书省在国家政务运

本书利用西周时代的第一手资料——青铜器铭文，对西周王朝的国家体制及其理念进行了解析。全书以禹之九鼎传说开篇，通过青铜器的使用、保管与天帝、神灵、氏族、祖先、领土等关系角度，探讨西周国家体制的形成原理。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史论著作。本书以唐代科举为基本内容，兼采宋、辽、金、元及明、清材料，以具体的史实，说明科举的创制和演进，科举与官僚制的结合，以及科举官僚制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体制、政情国情、世态世风有何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在科场和官场有怎样的命运和心境，借以为科举时代的中国社会写照，为科举时代的中国士人写心。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中西交通之路畅通、贸易交流频繁、粟特人为主的西方人大量东来，以及佛教传入与盛行等各种背景，使得这时期武士形象出现较多西方文化因素。武士铠甲、武士武器、武士帽冠头饰、骑士翼马图像等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影响，出现新的形制，其源流也各不相同。来自中亚、西亚、希腊等地的相关文化因素，因各种传播途径及交流动因影响汉地武士形象。本书对汉地武士形象出现的各类西方文化因素进行对比研究，梳理其在东西方的使用情况及传播过程，并探讨西方文化因素之传播所反映的历史背景。

本书是一本研究清社会管治制度的学术著作。全书运用大量档案文献及碑刻资料，选取清朝政府管治下的地域个案进行考察，并将其置于当时的大环境下，探讨清政府在设官置守、推行政令，充分行使行政、贸易、司法等方面管治权的情况，具体分析清政府管治行为和管治政策变化对社会和地域造成的影响。该书对前人研究薄弱环节如地租问题及档案文献使用上的错漏之处加以完善补充，厘清清朝时期行使管治权的史实与脉络。

中国传统官箴经历了由“箴文”到“官箴书”的发展历程，官箴形态由最初的“官箴王阙”演变为“官吏自箴”。至宋元明清时期，官箴文化中“箴官”层面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在清代，基本定格在“官吏自箴”。本书在论述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发展与演变的基础上，对“官吏自箴”性质明显的清代典型的十二部官箴书进行系统论述。通过个案分析，寻绎清代官箴书在官吏自我管理及廉政建设方面的实践意义，探讨清代官箴书的局限及现代启示。

本书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和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以崭新的研究视角，对清末言官群体与朝政关系进行了系统考查，就言官制度的发展变化、言官群体对朝政与社会变局的影响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论述，同时又在传统士大夫与社会转型、晚清监察制度的运行与得失、晚清政派政争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总体看来，这一成果在揭示言官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影响与作用的同时，充分展现了社会变迁如何促动了社会精英群体的发展变化，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虚位和不足，充实了晚清史研究中的一处薄弱点。

在16~19世纪的西江流域，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流寓人群，他们来自广东珠三角低地，沿着西江向上游高地迁移，广泛散布于广东西部、广西、贵州南部、云南东部乃至越南北部。他们是前往边地赴任的官员，是参加竞争不那么激烈的科举考试的士子，是跨区域做生意、修祠庙和建会馆的商人。他们中有人“适西再未归”，但更多的人在上下游流动间努力维持着与珠三角分居家庭和宗族的联系，这种联系为上游移民提供身份认同和文化资本，又为下游宗族增添名声和实利。广府人的迁移大多顺应明清的国家政策，也推动粤商网络和广府社会文化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