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视野下的学校组织运行研究_王晋_9787030494658

事业单位视野下的学校组织运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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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旨在揭示事业单位的体制与学校组织运行的关系。全书分五大章，第一章分析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组织运行转型脉络，兼对事业单位视野下的学校组织变革目标做了评述。第二章到第四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按照从外围到内核的顺序，分别对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事业单位职能和教育职能的平衡，以及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五章站在教育学的学科立场上，提出通过国民性改造来形成某种集体人格，逐渐累积，积少成多，每一代改造一点，用理念去影响制度，以教育的社会担当来为破解学校组织变革困局乃至事业单位变革困局积蓄根本、长远和潜在的力量。

　　在我看来，社会学研究“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教育社会学则研究“教育秩序何以可能”，我的学术兴奋点在于“学校秩序何以可能”。
　　我的老师吴康宁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既不是‘国外教育社会学研究’，也不是‘外国教育问题’，而是中国大陆自身的教育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可能会含有‘普遍性’特征和‘全球化’色彩。”教育社会学研究应当主要置于中国语境，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因此，我的博士论文《一个称作单位的学校》立足于中国语境，关注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单位”，分析“单位”框架下学校组织的运行秩序。参加工作以后，我越发发现“单位”这个框架之于学校秩序建构，用“嵌入”一词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学校组织运行始终是和“事业单位”的标签联系在一起的。恰恰“一个称作单位的学校”侧重于“单位”框架下学校运行的一般规律，相对忽视了“事业单位”框架下学校运行的特殊规律。基于这些，我内心逐渐泛起了以“一个称作事业单位的学校”为主题，撰写一本书的冲动。冲动之后马上就有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行动，幸运的是，课题“事业单位视野下的学校组织运行研究”得以获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立足郑州一所学校，对课题进行了研究。
　　作为课题的终结性成果，本书是我第二次回答“学校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府是建构学校秩序的主导方，本书第二章描述了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与政府的三重关系，学校运行需兼顾“事业单位”的普遍逻辑和“学校自身”的特殊逻辑；第三章阐述了两种逻辑之间的纠葛与协调，学校组织运行还需考虑教师群体的“事业单位秩序感”何以建立的问题；第四章分析了教师群体的共同愿景、地方知识和组织文化。本书第一章则阐明了课题的社会背景，第五章回归教育学立场，提出化解学校组织改革困局的教育策略。这样的答案，是我学术生涯阶段性思考的成果，伴随着本书出版后学术同仁的指正，必会促成下一个阶段性的思考。
　　此时此刻，我也准备着第三次回答“学校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其间的转化性问题域是“事业单位视野下的教师存在样态”，主要关注“人的秩序”。“人的秩序”或日“人的社会心理”，是学校秩序链条中极为有意思的一环。我酝酿着以此为题最后申报一次国家青年基金。如此一来，“单位视野下的学校组织运行…‘事业单位视野下的学校组织运行”和“事业单位视野下的教师存在样态”就构成了“三部曲”，协同提出我对学校秩序的见解。
　　对“学校秩序何以可能”的作答，必会增进对“教育秩序何以可能”的作答，从而有助于对“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作答。解答“教育秩序何以可能”是每位教育学学者的心愿，解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是每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心愿。在解答“学校秩序何以可能”的过程中，我感觉与千万教育学学者同在，与万千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同在。“在一起”的感觉，真的挺好！

　　《事业单位视野下的学校组织运行研究》：
　　在我国，事业单位是公立学校的组织特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大势，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立学校该何去何从？在相关文献中，常常将事业单位与非营利组织作比对，公立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之鹄的是非营利组织吗？这些都是复杂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难题。在破解难题之前，需对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和公立学校三者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一、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
　　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不是一个序列的概念，但二者指代的范畴却有交叉之处，且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交叉之处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而变化本身也是事业单位改革需审慎面对的问题。
　　（一）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界定
　　在我国语境中，事业单位是与行政机关单位、企业单位并列的一个概念；在世界语境中，非营利组织则是与政府、营利企业平行的一个概念。行政机关单位对应着政府，企业单位对应着营利企业，那么事业单位就相当于非营利组织吗？问题恐怕不是中西之别那样简单。具体而言，“事业单位是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活动，采取政府管理模式的社会服务组织；非营利组织是具备正式组织结构，具有公共服务使命，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包括从事业单位转制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团体、民间非企业单位”。从对两者的界定看，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有契合的一面，都是为了公共事业或者公共利益。不过，前者采取的政府管理模式，事实上也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则是独立的社会组织，其运行与政府有关联，但远未至千丝万缕的地步。再者，有一部分事业单位转制成非营利组织，还有一部分事业单位仍旧是事业单位，两个丛概念所涵盖的子集并非是一一对应的。
　　上面是从逻辑的角度说的，下面从经验的角度谈谈。日本教育类NGO主要活动领域为两项：一项是教育支援（儿童教育、寄养资助、奖学金、学校建设、教材提供、成人教育、识字教育、职业训练等）；另一项是国内的全球市民教育等（发展教育协议会）。日本NPO体系的主要部分是广义公益法人。学校法人是广义公益法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法人的活动领域是各种私立学校，日本有7600个这样的组织。②我国学校法人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各种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只是学校法人较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教育支援和全球市民教育两个领域，我国NGO的活动影响似乎并不显见。当然，承认中西之别是我们分析二者关系的一个前提。在“国家一社会”治理框架下，西方因其“社会”发育程度较高，非营利组织的发育也随之较高，政府对其的干预，以及其对政府的依赖性都较低。我国非营利组织发育程度不高，“社会”发育程度低是一个重要影响因子，且很多精英分子并未意识到非营利组织存在的必要，进而在制度、政策和经费等层面，给予非营利组织这一必要存在的支持并不理想。NGO的发展依赖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条件组合，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处境较为艰难。
　　（二）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不是“三化”
　　所谓“三化”，指的是产业化、市场化、商业化。从难度上看，在单位改革中企业单位最易，事业单位继之，行政机关单位最难。明显地，我国单位改革的方略是先易后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单位改革的关键词是“放开”和“搞活”。改制之后的企业单位确实释放出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其蕴含的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单位”色彩也渐渐褪去了一些，即企业单位“办社会”的压力得到了一定幅度的减轻。那么，事业单位改革是否要学习企业单位改革的精髓，即“放开”和“搞活”昵？整体而言，事业单位改革自然需要政府的干预少一些，自主权多一些。不过，事业单位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科教文卫单位毕竟要担当一定的“公共使命”，与企业的“纯营利”性质不可相提并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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