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败局2（修订版）（财经作家吴晓波经典之作，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图书”之一，关于中国企业失败的MBA式教案）_吴晓波　著_9787308123433

大败局2（修订版）（财经作家吴晓波经典之作，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图书”之一，关于中国企业失败的MBA式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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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败局2》解读九大著名企业盛极而衰的失败原因：“中国第一饮料品牌”是如何陨落的？家电业最具现代气质的公司，是怎样被肢解和蹂躏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航母，为何会彻底沉没？股市庄家如何布下资本迷局？最具想象力的汽车革命为什么会一夜流产？房地产最大的黑马失陷何处？最低调的钢铁公司如何迎来最致命的打击？中药业的领头兵因何溃不成军？资本狂人究竟是在点燃全民的热情，还是在玩火自焚？
　　在《大败局2》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他们往往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在某些领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同时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情赌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这是企业家职业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成者上天堂，败者落地狱，其微妙控制完全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等因素。

序言关于“中国式失败”的思考
健力宝： “东方魔水”是如何变味的
“东方魔水”：一个橙黄的传说
乱世纷战：清新一枝不坠泥
致命一问：健力宝是谁人的
呵护李宁：小李比老李幸运
政商交恶：偏不卖给创业人
张海登台：命运三耍李经纬
“法师”当家：步步臭棋毁天物
盛宴散场：闹剧何日有竟时
【健力宝大事记】
【后续故事】
【新新观察】值得检讨的“三水策略”
科龙：一条被刻意猎杀的龙
顺德模式：炸平山头建厂房
潘宁宿命：怎一个“愤”字了得
科龙革命：名不副实的革命
格林柯尔：抢食腐尸的兀鹰
顾氏新政：一块钱里有我两毛
造系运动：并购催生霸王梦
顾郎之争：一场针锋相对的战争
【科龙大事记】
【后续故事】
【八方说词一】可惜了，科龙
【八方说词二】顾雏军的并购“七板斧”
德隆：金融恐龙的宿命
第一桶金： 5000人去深圳排队认购原始股
三驾马车：被夸大的整合神话
第一庄家：股不在优，有“德”则名
产融整合：这是个真实的谎言
末路狂奔：没有节制的大游戏
牟唐对照：两代大鳄何其相似
何谓天意：企业家性格的投射
【德隆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我们的6个失误
【八方说词】学者、总裁：各说各的德隆
中科创业：那个庄家狂舞的年代
朱大户与K先生的亲密接触
神奇的小丁
K先生的跨世纪对话与“519行情”
构筑“中科系”
因内讧而造成的崩盘
【中科创业大事记】
【档案存底】第一代庄家的结局
【八方说词】为什么中国股市像赌场
华晨： “拯救者”的出局
亮相：催生“中国第一股”
造车：打造“中华第一车”
背叛：导致决裂的罗孚项目
出局：无可诉性的“知识产权第一案”
溃败：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华晨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 “我没有为华晨培养一个好的接班人”
【新新观察】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
顺驰：一匹被速度击垮的黑马
26岁时的那场牢狱之灾
顺驰，就是“孙氏”的谐音
当孙宏斌杠上王石
现金流的“极限运动”
奈何天不佑宏斌
一次没有技术含量的失败
【顺驰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孙宏斌答《普鲁斯特问卷》
【八方说词】 “地产大佬”说顺驰
铁本：钢铁之死
长江边的钢厂梦
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宏观调控的分水岭
铁本之死与建龙之活
最让人意外的公诉书
【铁本大事记】
【后续故事】
【新新观察】中国企业家的“法罪错位”
【八方说词】 “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三九：中药的“最后一次失败”
一个人的三九
第一次扩张： “下山摘桃子去”
第二次扩张：仅次于德隆的大鳄
第三次扩张：回归专业化的狂想
龙种与跳蚤
【三九大事记】
【后续故事】
【八方说词】赵新先的“捞钱六招鲜”
【新新观察一】一样的战略，不一样的结果
【新新观察二】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
托普：十年一觉TOP梦
蹬三轮：大学教授敢下海
放卫星：托普一夜暴大名
软件园：跑马全国成地主
“托普系”：生产“概念”的公司
大招聘：那最后一根稻草
两元钱：了结一场TOP梦
【托普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CEO”
【新新观察】 “我无法控制哥伦比亚”
跋

　　“中国式失败”之一：政商博弈的败局
　　如果说6年前出版的《大败局》中讲述的大多是经营性败局的话，那么，在《大败局Ⅱ》中则有不少政商博弈的失败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在本书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政商博弈的景象：
　　产权明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从1998年起，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由此开始。据国资委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了40％。这些企业要么消失，要么改变了产权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发生了产权明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终，前者因种种原因选择了抛弃后者的策略。这种破裂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快速衰败。科龙、健力宝两个案例堪称经典。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艰苦努力下成长起来的，最终却因双方沟通破裂而酿成悲剧。
　　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宏观调控往往要作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来加以考虑。从1981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而每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便是民营企业。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在垄断性行业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其调控的行业性排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些民营企业冒险突进上游重工行业或垄断性领域，其政策风险便往往大于任何经营上的风险。在2004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中，便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资本市场的德隆、房地产业的顺驰、钢铁行业的铁本等等，它们都因为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
　　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的牺牲者。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儿就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区域性分割，相互以邻为壑，楚汉分明，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入这种利益之争中。在华晨案例中，我们即可看到中国汽车产业最富想象力的企业家仰融如何失陷于此。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会有大量的新兴行业和成长机会产生，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被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进行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发生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以市场化方式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营资本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重要。往往，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式失败”之二：创业原罪的困扰
　　“原罪”是一个舶来的宗教名词，在企业界却是一个正宗的中国式拷问。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企业家阶层经历了数次公众形象的变迁。改革开放最初期，他们是致富的能人和改革家，是一群勇于打破旧体制、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度，他们甚至还被视为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带头人，是“国家的新英雄”。当时，对企业家的称颂日渐成为社会主流的声音，就跟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一样，中国进入了一个对商业顶礼膜拜并深信技术进步将洗去一切贫困、不平和忧伤的时代，年轻的知识界也开始朗诵起亨利卢斯的那句名言：“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
　　而随着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特别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人们也与此同时开始质疑企业家财富聚集的正当性。在一个制度渐变的转型国家，任何商业上的突破和创新都意味着可能与现行法制发生冲突，因此便存在着无数的“灰色地带”，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企业初创期的原始积累阶段都有过种种灰色行为。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请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很显然，对原罪的质疑，既是部分的事实，也是贫富差距拉大后公众心理失衡造成的。企业家身上的“改革者光环”已经日渐褪去，他们渐渐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高高在上的却始终被一层质疑的目光环绕着的“金色阶层”。
　　过去的这些年里，在所有关于中国企业的成长史描述中，都绕不开“原罪”，它仿佛成了悬在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原罪的清算、否认或道德性批判都不能完全破解这个沉重的难题。透过《大败局》、《大败局Ⅱ》收录的19个案例，我们发现了下述事实：
　　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这一转型时代的特征使很多企业家始终无法完全站立在阳光之下，也造成了很多貌似“偶然”的落马事件。
　　企业“原罪”是制度建设滞后的产物。中国企业改革的“自下而上”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变革往往会落后于企业的实践，使企业家自然养成了“绕道前行”的职业习惯。这也最终成为企业“原罪”滋生的缘由之一。有时候，“原罪”甚至是政商共谋的结果。在铁本案中，我们发现，为了促使钢铁项目的上马，地方政府曾主动为企业出谋划策，将项目分块切小，规避现有的申报制度。当企业最终遭到惩罚的时候，这一切便都成了“原罪”的证据。
　　企业“原罪”是“监管真空”所纵容出来的产物。在很多企业案例中，我们看到，企业家因自己的行为不被制度所容而铤而走险，但相关的政府监管部门却令人吃惊地没有恪守监管之责，以致违规行为日渐猖獗。于是，那些冒险者要么成就霸业，要么造成无比惨烈的悲剧。这一特征在资本市场上尤为明显，在吕梁的“中科系”案以及唐万新的德隆案中，其违规手法之大胆和明显都已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不见监管者的踪迹，以致其崩塌之际也造成了重大的社会恶果。
　　当今中国的商业界仍处于潜规则太多的时期。正如学者余秋雨对中国历史所观察的那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我们至今缺少对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企业的神话或悲剧难以避免地蒙上了一层莫名的灰色。
　　这个时代，在许多人的眼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生生不息的成长。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商业法则的成熟与确立，往往同那一代企业家的实践和遭遇是分不开的。荣切尔诺在《洛克菲勒传》中揭示了一个现象：“洛克菲勒和他那一代商业巨子，在经商中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才智和贪婪，直截了当地向美国提出了有关规模经济、财富分配、企业与政府之间应保持何种关系等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这种互动最终推动美国的经济立法及商业精神趋向成熟。而关于“原罪”的讨论、反思及清算，也是中国商业环境日渐成熟的标志。
　　在这个意义上，“原罪”最终将是一个伟大世纪生成过程中让人尴尬却很难避免的“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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