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认识陈忠实的（自序）
陈忠实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当代杰出作家。
今天回忆起来，陈忠实之所以能引起我的兴趣和关注，是由于我读了他首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大奖的《信任》。他在这篇小说中提出了“内伤不轻” 的问题，很令我欣喜，欣喜他也有关于“内伤”的思考；很令我震惊，震惊于他的过人胆识。陈忠实在自己的作品里通过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之口非常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内伤不轻” 的问题，这位支部书记所说的“内伤” 相当深刻地拓展了我的思路。这位写出他的作家的勇气和真诚让我由衷地刮目相看。我怀着一种敬意记牢了陈忠实的名字，却没有主动和他交上朋友，甚至都没有单独说过话。那是一个虽有“解冻”之氛围，却还看不出真有“解冻” 之实绩的徘徊年代。
这以后我很注意读陈忠实的作品，但在相关的会议上彼此相遇时也仅仅是点点头而已。让我印象深刻并几次激发我研究兴趣的作品主要是《初夏》《尤代表轶事》《梆子老太》《蓝袍先生》和《四妹子》。读《初夏》，我虽然觉得陈忠实对马驹的熟悉远不如对其父冯景藩的熟悉，马驹其实是彩彩的父亲冯志强精神的再版，看不出时代赋予他的新智慧，但我却喜欢这个中篇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认为这是陈忠实小说创作的一次不小的飞跃。读《尤代表轶事》，我能深切地感受到陈忠实对极左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和危害认识得相当独到和深刻，他的批判意识特别引人瞩目：尤喜明这个被扭曲的人物有令人过目不忘的魅力。读《梆子老太》，我被它的真实性紧紧抓住。实话说，我并不是多么熟悉农村的生活，只是由于我自己也曾是极左政治的“俘虏”，做过蠢事，也受过伤害，阅读时的体悟既有切肤之痛，亦有深深的忏悔。读《蓝袍先生》，我不由得感叹再三，作家对徐慎行悲剧命运的自我原因和社会根源入木三分的揭示常让我的心灵震颤不已。徐慎行最后那个再也舒不展的脊梁，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要提高对自己精神状态的警觉。读《四妹子》，我是兴奋的。我为陈忠实笔下的四妹子，敢于对长期困扰农村家庭的某种陈腐文化发起挑战的勇气和胆识，情不自禁地叫好。就是这个作品让我一下子贯通似的明确意识到陈忠实现实主义创作中的文化批判精神。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果决地沿着这一思路思考下去。
《白鹿原》出版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普遍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凸起的一座高峰。然而，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在给予该作品这一奖项的同时，却提出了修改的先决条件。对此，评论家李星和我在陕西电视台的《开坛》节目中提出了不同意见，随即便有从相关领导单位传来的批评。基于这样的以及相关的文化境遇和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在从文化的角度撰写《陈忠实论》时，我仅仅对其作品做了一个极其肤浅的梳理，并没有做出应有的文学性的剖析，也没有对其文化批判意义的完整评论。
尽管有这种令人沮丧的遗憾，但我在这一过程里和陈忠实的交谈多了，对他的文学生命有了进一步的熟悉和理解，这对我思考他的全部作品及其文学道路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无须隐瞒的是，我曾对陈忠实有一个不愿告人的担忧。我对他不止一次地在其作品中和一些会议上强调自己和农民这一群体的亲密关系有一种警觉，生怕他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淖。这个担忧在我再一次认真阅读《白鹿原》时被解除了。我意识到，《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就是它超越了政党中心的历史观，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思考已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白嘉轩这个人物已不再是人们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习见的丑恶凶狠的地主形象，而是一个相当完美地体现着民族传
统文化精神的、虽有可批判的一面却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正面人物形象。这一形象的成功创造不仅对“五四” 以来的新文学于“是” 与“非”取向上的绝对化是一种反驳，而且对受极左政治路线毒害的国人重新认识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朱先生，这位与老百姓共生共进的智慧“白鹿”，他粗布做衣，淡饭为食；晓大义于疆吏，济苍生在民间；颁《乡约》以治本，直书史醒后人；斥不修身正己而正人正世者为盗名欺世，发“合为公共” 何不携手振兴中华之“天问”。朱先生这种独立自主、济世爱民的儒者形象和白嘉轩恪守《乡约》、正直为人的品格，消解了我对陈忠实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隐忧。
为了进一步触摸和感知陈忠实的心灵，我开始阅读他大量的散文作品。在他的《家之脉》《陈忠实散文》《凭什么活着》《吟诵关中》和《接通地脉》等著作中，我领会了也主观地认为自己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陈忠实为人、为文的人格精神。在我对他有了一个全新认识后，心里很自然地涌现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自我，陈忠实的作品及其艺术人格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就是这个问题激励我萌发了要撰写《陈忠实文学评传》的心愿。
怎么写这个评传，说心里话，我真的还有点发怵。记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读奥勃洛米耶夫斯基写的《巴尔扎克评传》时，郑克鲁先生在该书前面写过一个简评式的“序言”，他认为一部作家评传要做到这样三点：“要提供较丰富的资料，对作家的某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析”。我赞同郑先生的意见，但更侧重“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析”这一点，总觉得让作品来呈现作家的一生似乎其坚实性会更强一点。虽然如此想，我还是对这样写《陈忠实文学评传》没有踏实的把握。
既要写陈忠实的文学评传，就得对他的文学一生有一个简明准确的概括。我经过思考后的概括是：从特定历史时期的“党的文学” 走向“人的文学”。之所以这样概括，是由于它符合陈忠实创作道路的实际。这里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为什么要从特定历史时期的“党的文学”走出？首先，“党的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较为完整系统地论述这一概念的是列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为了以党的名义掌控一支文学力量，为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对文学提出了严格的党性要求，并且强调只有这种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的文学，才是“自由的写作”，才是“真正自由的”文学。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中国革命和当时延安文艺发展的实际，把列宁提出的“党的文学” 这一理论具体化、中国化。不应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不论是苏联的还是我国的“党的文学”都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它们都成功地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好了务。我个人是在中文系读书时就接受了“党的文学” 这一观念，并在１９５８年的学术批判中捍卫过它。我也从陈忠实走上文学之路的初期作品中能够看出，他是赞成并且认真践行这一观念的。这主要是国家掌控的文化支配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自己一种势所必然的顺应。其次，“觉的文学”是人民成为国家的价值主体的时代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由革命党转升为执政党后，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使命，是为了更充分地更全面地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断提高和优化自己的执政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是国家的价值主体，国家进入法治阶段，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时代在进步，人民在觉醒，把文学归还于人民，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愿望，更是执政党为保持自身的先锋性，而与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相互交流、沟通、理解的必要性所要求的。再次，“党的文学”在发展的特定阶段所凸显的掌控性和狭隘性严重地影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从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来认识世界，仅是认识世界的一种视点，一旦将其绝对化，就必然将天下聪明范于一，从而失去对世界和真理的全面认识和理解，给人的理性带来不应有的局限，甚至危害。特别是政党中心历史观的主宰和制约，革命的功利主义强调“歌颂”、淡化甚至不许“暴露” 的要求，不仅炮制出了一批经不住历史检验的作品，而且至今还以不同的形态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规约着作家的创作思路。最后，是觉醒了的作家率先自觉解放其精神生产力的要求。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各类学科的新知识跨国界大量传播，信息绝对封闭的状态实际上的不可能和一元化的人的精神状态为多元的精神风貌所取代，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自觉性日渐强化。在这种时代大潮的启迪下，以自由为其本质的文学创作主体渐成规模，他们以其得到广大读者认同和称赞的文学实绩，对政党中心历史观和革命的功利主义的宰制性、狭隘性及其所造成的种种非文学因素，进行剥离与解构，能动地解放着文学的生产力。陈忠实就是这个作家群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
从特定历史时期的“党的文学” 走向“人的文学”，是文学的回归，回归到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人的家园，和一代接一代不断创造自己新的生存方式的人的命运休戚与共。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是文化从一元主宰多元步入多元共生共进、互动互补互利于可能的共识基础上共同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是人对自我生命价值觉醒的必然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而且由于其能有效推动多元社会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凸显出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就我对陈忠实创作的认识而言，我以为自《信任》发表以后，他的创作道路渐趋广阔，原来所遵循的“党的文学” 观念和原则已不适应其创作实践的需要。是中外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为他提供了全新的文学视野，是自觉剥离种种非文学因素的能动精神，强烈地促使他朝着文化视野下的“人的文学” 观念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他将人作为文化存在的状态，将其价值实现的方式及其实现的意义作为自己审美观照的重点，独立独自地深刻思考着民族命运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他的文化批判思路。我认为，陈忠实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和文学道路的更新，既是其个人文学生命意义的升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更新的一个重要标志：民族振兴的政治立场与先进文化的知识立场尽可能地统一起来。
当然，我也要老老实实地承认，由于自己理论的和文学的素养并不足以担负这么重大的课题研究，《陈忠实文学评传》肯定会有诸多的不当和错误。我是有准备的，准备着面对真理，认真学习，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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