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方苞和他的助手们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时，邓小平来了，到了广州！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汇报会很快开始，王全国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但问题依然不少，“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十九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
“老百姓也有说法，”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插话对邓小平说，“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接着说，“我们加派了部队，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新的政策没有来，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的国务院原副总理习仲勋。
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说：“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英明都会犯错误。”习仲勋说。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大家放松，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习仲勋说。
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有“杀伤力”。
“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20多年后，陈秉安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后来，陈秉安在书中回忆，习老说：“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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