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学界研究认为，站起来是由新中国建立解放初期的工业化铸就的，富起来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实现的，强起来则必将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国城市化可以用“神速”形容，用30年左右时间走完西方100多年历程，可以说创造了人类城市文明奇迹。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我国是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实现城市化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思考化解的“难点”与“痛点”。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1月2日下午在上海杨浦区视察时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这就昭示我们：如何实现城市化在螺旋形上升的更高层面创新转型发展，尤其是如何回归城市“以人为本”理念，彰显城市作为“文化容器”的最本质价值魅力，成为值得关注思考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成为新时代再出发的新使命担当。
一、快速城市化及其发展中的“痛点”思考
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进程极大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我国2019年GDP总量逼近百万亿，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30%，经济快速发展给城乡面貌、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等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举世瞩目的巨变，快速城市化进程功不可没。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当今世界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各类要素资源最集聚的平台，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成为经济高增长载体，成为财富聚集区，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与年轻人追梦淘金的乐园。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既强劲又脆弱，城市扩张很快，但质量低下，不仅过程充满了风险，城市现状也充满着巨大不确定性。
（一）城市化财富创造对富起来功不可没
资料显示，解放初期，我们国家农村总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9%，10个中国人中只有一人生活在城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村人口都是中国人口的绝对主力，一直到1978年农村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约82%。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大量人口离开家乡故土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扭转了农村人口增加趋势。基于最新数据，我国现有600多座城市，400多座是大中城市，其它是小城市，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
两组数据的比较，可以更深地认识到中国城市化的神速。2016年末，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率为：印度33.1%；意大利69.1%；德国75.5%；法国79.8%；美国81.8%；加拿大82%；英国82.8%；巴西85.9%；日本93.9%；俄罗斯73.9%；韩国82.4%，等。同期，我国城市化率排名前八城市：上海87.6%；北京86.5%；天津82.93%；广东69.2%；江苏67.7%；辽宁67.37%；浙江67%；福建63.6%。学者研究认为，由于山川河流大地等自然资源的天然构造，中国城镇化极限是65%。从某种意义上观察，中国城市化拓展空间变为受制约的有限资源，现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新路，这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逻辑选择。
多维度观察我国城市化进程，是广大农村农业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劳动力、新移民、大市场；快速工业化中的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为发展了中低端制造业；市场化进程盘活不可再生土地资源，地产经济使城市财富效应飞速膨胀等。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其中住就是住房，其本质是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栖息地，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居住功能是住房的本质属性。严格意义上说，住房是社会准公共物品，同教育医疗卫生一样，涉及财政收入公平分配、减少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等人类社会治理基本命题。
快速城市化使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其中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老百姓住房得到很大改善。以上海为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住房紧张连同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是上海城市病三大顽症。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住户中按国家部颁标准统计竟有89.98万住房困难户，几占市区住户一半，位居全国之首。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拥挤户有21.6万户，居住不方便户有24.3万户，人均居住不到2平方米特困户有16660户。“鸽子笼”在飘摇，“鸽子笼”里的居民饱尝着酸苦艰辛滋味。
据记载，法国社会问题专家朗兹先生曾来上海考察，他诡秘地窜进大街小巷，将自己所获全部感受灌输在一篇札记字里行间：“我瞥见一条凝滞不动的小河边搭建而起的一间小木屋，屋顶披着歪斜的油毛毡，上面压着几十个瓶瓶罐罐。窗户的玻璃全部破裂，显示着利齿般形态。至多只有10平方米空间，却居住着一个5口之家，时时可闻腐烂的蔬菜气息荡漾在小屋四周。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墨西哥城……”
浦东开发开放一声春雷唤醒了黄浦江两岸，大规模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神奇般地改变了上海城市面貌，住房紧张这一城市顽疾也快速得以诊治疏解。据权威调查发布，目前上海市常住居民家庭户均居住建筑面积达71.04平方米，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24.16平方米。不少人搬进了宽敞明亮新居，享受着舒适居住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幸福生活。
然而，事物总是带有两面性的辩证法则。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艰难跋涉走出居无定所、空间狭小、环境恶劣的住房困境过程中，市场化供给的商品房发展模式使住房成为不断涨价的昂贵商品，同时被人们当做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这种市场化导向，使得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将住房视作个体、家庭、族群投资利得致富的工具，五花八门的“房产顾问”、“炒房团”、“房姐”、“房叔”、“房爷”等应运而生，形成房地产市场一片乱象，造成了围绕“房子”产生的新矛盾。
房地产乱象的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其中有一点值得特别警惕，就是人们财富价值观的偏差迷失：到底凭什么致富？怎样的获得感才能在心灵深处感悟并品味到真实的幸福感？在一些人看来，千辛万苦不如一个“拆”字，勤劳一辈子不如买一套房子，爱情至上敌不过房产诱惑。说到底，资本利得大大高于劳动利得，导致一部分人靠炒房赚钱、拆迁补偿成为新食利阶层，对全社会劳动价值观带来严重损害。令人可期的是，面对房价缓升—攀升—飙升这个折腾中国人的最大社会热点困局，上下同焦虑、齐忧愁、共思考，正逐渐达成共识：资产泡沫非强国之策，土地财政难以持续，飙升高昂的房价导致各类综合性成本上扬居高，已经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竞争力的制约瓶颈，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健康发展。
（二）城市化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我国快速城市化至今，面临着一个回避不了值得思考的难题：城市经济如何支撑快速城市化，即用怎样的城市经济支撑快速城市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为例，30年前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现在已快速开发建设成为镇江主城区之一，主要靠的是房地产业、传统商贸服务业、中低端制造业。润州的商业设施面积人均超3平方米，远超国际上公认的人均1平方米标准，不少看上去大型豪华的商业店家经营困难，难以为续。与润州类似在快速城市化中崛起的新兴城区，如何突破快速城市化所积累的后续生存发展问题？这就要破解城市经济难题，大力发展高质量城市经济，因为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具体观察分析有——
观察一：城市发展模式层级提升。改革开放40年来长三角区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带来城市螺旋形发展层级提升的新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沪江浙皖大多数地区由传统农耕社会发生城市化变革并大步进入工业化社会，像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特大城市正在进入新工业化社会。长三角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个城市自我“内生性成长”，发展到以小时计都市圈协同发展阶段，再发展到如今高铁时代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新阶段。一路走来，长三角地区面对的问题是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协同度柔性不够，行政壁垒与本位利益制约整体发展；一体化程度较低，尤其是10年、20年前规划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明显成为“同城化”的短板瓶颈；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惯性中，普遍面临着转型升级、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巨大压力。
观察二：城市发展取决于新动能。正在孕育发生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带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社会生态的新机遇挑战。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物联万物、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物质生产方式、财富积累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由信息社会进入智能社会。人类社会形态由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城市发展模式进入城市群协同发展阶段，城市群发展模式正在由原先工业化时代以制造业为主，转型升级为后工业化时代以知识与思想生产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新工业化时代。面对新全球化再平衡的世界竞争，城市及城市群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配置集聚辐射的能级，主要取决于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比如融入世界的互联互通网络、科技创新和知识产生能级、人才培养与集聚吸引力等。这些能动能赋能城市经济，是城市焕发活力与提升竞争力的必然趋势。
观察三：国际优质资源流向选择与竞争日趋激烈。全球优质资源集中体现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尤其是国际资本并不流向穷国、落后国家即所谓的“失败国家”，国际直接投资集中度趋强，70%集中在几个国家，比如发展中国家有5个其中包括中国接受了一半以上国际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18年1-6月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同比大幅下降41%，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大幅减少69%，对美国直接投资也大幅减少73%，对新兴市场直接投资略降4%，但占比依然创出创历史新高，占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吸引的直接投资最多，巴西和印度也位居前列。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城市经济的发展应当参与国际优质资源的竞争，使城市继续成为优质资源的集聚平台。
观察四：经济全球化朝着经济区域化演变。美国现在和中国打中美贸易战，严格意义上观察，美国不单单和中国打贸易战，与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都在打贸易战。全球贸易战的结果是美国开始对内收缩，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与作用在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也许会由美国主导主控的全球化朝着区域化重组，贸易格局从多边朝着双边或区域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按照国际惯例，吸收剩余资本的方法，一是时间修复，即投资于长期资本项目，例如建成环境或教育研发等社会开支，从而推迟过剩资本再次进入当前乃至未来的流动；二是空间修复，即到其他地方寻求与开拓新市场、新产能、新资源、新社会与劳动力的可能；三是结合时空修复手段，进行资本有机流动布局。区域发展应当认清大势，明确区域定位，瞄准成长中的新兴市场，比如我国能否成为亚洲发展“头雁”，做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这就给城市经济如何吸引资本与输出资本带来新的选择取向。
观察五：全球消费主体国家变化。美国建国后长期实行的是保守的内生型“孤立主义”政策，只是二战以后崛起为全球新兴全国，也成长为世界消费大国。现在美国面临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不匹配带来的严重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富差距削弱了消费社会能级，二是对外开放的国内加杠杆能力被削弱，由此会由拥抱全球经济转向逐步脱轨全球经济。中国能否成为全球新消费主体国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深入探讨的课题。有一点是看得清楚的 ，即贸易战压力倒逼推动中国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中解脱出来，让中国消费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不竭动力源泉与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3.6%，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6年占比超过50%。按照国际经验，最终消费占GDP比率逐步提高到美国1970年时80%左右的水平是大势所趋。对发展城市经济来说，在消费升级中加快消费城市建设，推动消费市场能级上新台阶，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
观察六：城市群发展成世界共识战略。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单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三个特大城市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紧急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发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国家整体发展，北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南有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区等重大国家级发展布局带来的新使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长三角的目标定位共识正在形成：不断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三）更高起点“再城市化”探索
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发挥了城市集聚资源要素与财富创造的功能作用，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单个城市趋大化，这种状况是在经济实力家底并不厚实下实现的，用一位领导的话说“是穷人搞城市改造与开发建设”。
这就导致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速度太快，使我们对城市原有具象的美好记忆消失，使精神情感层面对城市乡愁的寄托无处安放；二是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充分有效地遵循城市内在发展规律，城市肌理没有得到有效延伸和保护，由人类活动累积形成的城市文脉未得到应有传承；三是体现城市个性特色的历史性旧建筑、标志性老街区、人文性遗留物等没有得到切实有效保护，城市延续的历史被割断了，厚重的城市记忆在消失；四是在城市开发建设中缺乏地区特征、民族特点、个性特色，缺乏原创的克隆城市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很难从情感上激发人们的想象，也就很难令人产生一种敬重与爱恋；五是过快的城市改造开发速度、资本追逐利润的粗制滥造，不难使人们随时随地感受到城市品质的粗劣低下，时不时给人一种遗憾的感受。这些现象的产生，说明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在城市这个物化的载体上，我们人类的城市叙事行为值得研究，亟待调整以纠正偏向。
小桥流水、江南人家的姑苏城，自唐宋以来中华文明由北南渐，成为“谁不忆江南”的富庶之地，成为大运河文明时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鱼米之乡。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毗邻上海的独特区位优势，苏州城市化推进速度快，开发强度已逾28%，如除去水域面积陆地开发强度超过50%，越过江苏省开发强度25%的控制线，远超国际上公认的开发强度15%为宜居宜业的标准。今日之苏州，可以说与开发强度达36%的上海一样，给人们感觉已成为一座“闹哄哄”的城市。
按照《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到2030年，江苏将有南京和苏州两座特大城市。相关研究认为，苏州已经从苏锡常中脱颖而出，不仅是苏中-苏南的一个中心区，还是长三角重要铁路枢纽，成为联系沪、浙北、苏锡常-宁、苏中的跨省十字通道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迈上特大型城市快车道，曾经的苏州也许永久成为人们脑海中的美好记忆。
有鉴于此，苏州吴中高新区明确提出“再城市化”，这无疑顺应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明智选择。城市化发展是一个有序的、由低到高发展过程，一般要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这四个阶段。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才会出现的趋势，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并不是对立的发展过程，逆城市化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随着逆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富裕人口带着资本和技术来到乡村或小城镇，在一定区域内产生经济拉动力，使农村人口汇聚，产生新的城市，促进城市化发展。“再城市化”就是采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和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进一步提升城市化能级和内涵，在市域内实现人口增长。
经历快速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过程，在更高起点上迈步从头越推进“再城市化”，无疑是新的严峻挑战与实践探索，成败与得失关注度高。如何实现高质量“再城市化”，上海及相关城市开发建设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思考建议——
一是更高起点：规划超前，定位准确。科学的发展理念和一流的规划定位，是“再城市化”成败关键。站在新时代建设新城市高度，构筑“苏州南城首善之区”，吴中高新区应立足苏州全域整合和长三角城市群融合互动，进一步明确在整个苏州城市布局、乃至苏南与长三角范围内的功能定位，坚持规划为先、建管并重理念，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做出科学化、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的规划，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落实“多规融合”，着力提升城市核心功能，形成职能明确、优势互补、分工合作、错位发展的局面，避免同质化竞争，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更强能级：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围绕提升高新区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应注重产业支撑，着力构建多元化产业结构体系，提供足够就业机会。城市是需要产业支撑的，一个区域要想发展为独立性新型城市，就必须具有多元化产业结构体系和就业体系；如果没有强大的主导支撑产业，就很难建成一座拥有长久发展潜力的新兴城市。吴中高新区创新引领，产城融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总部型、研发型、云端型高精尖企业集群，聚焦共享型、战略型新经济业态，打造以机器人与精密智造产业为主导和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科技金融为支撑的产业体系，可说是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久久为功、必见成效。
三是更有温度：集聚人气，平衡发展。城市最重要元素是人，人口导入、集聚人气是重头戏。按照“再城市化”追求，应树立“平衡发展”理念，一方面注重整个高新区城市功能开发平衡，注重居住、就业、商业、购物、办公、文化娱乐、休闲、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平衡协调发展，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综合化的城市服务，满足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平衡，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色生态的新型社区。通过构建“和谐、平衡”的城市大环境，创造众多相对独立、功能齐全、结构完善、环境良好的“边缘城市”与社区，使城市具温度、可阅读、富人文、有魅力。
四是更有眼光：敬畏土地，合理开发。土地是城市十分珍贵的稀缺资源。应对土地怀有敬畏之心，珍惜寸土寸金，做到合理开发。大量实践表明，应控制好土地的合理价位；控制好地块供应面积不过大；控制好土地供应节奏；控制好各类地块不被炒作、转让，实现地价与开发能力、实力门槛的综合设定等。在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理念叫“纠偏”，就是在实施中一旦有不合适地方就通过“控制、纠偏”来促进完善。更重要一个方面，是当看不清未来发展时就采取像中国书法艺术布局里的境界做“留白”，预留土地供未来建设者、管理者使用。这样，使城市在未来发展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迁，不至于有阻碍新发展的力量存在，现在就未雨绸缪在技术层面、物质层面留足留好空间。
五是更深融合：城乡一体，协调发展。要牢牢把握有利机遇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将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推上新高度。早在1988年，同济大学教授金经昌老先生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谈上海“城市病”与城乡关系，表述了至今仍具有认知价值的一些观点：德国有两句著名城市规划名言，即“城市在森林中，森林在城市中”；不是乡下人挤进城里就是城市化，应当城市向乡村疏散发展，乡村向城市功能发展；消灭城乡差别就是提高乡村现代化水平，将城市功能融入乡村，将乡村元素融入城市，实现一体化发展。
六是更实举措：创立平台，平衡投资。“再城市化”需要大笔投入，就需要强大资金保障。应注重开拓包括政府、民间、外资等为主的多元化筹资渠道，筹措足够的建设资金。而投融资机制的创新和多元化开发，成为“再城市化”可持续推进重要源泉。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和转移支付等方式与手段，推动和扶持建设单位向金融市场筹集资金，使每年有限的政府建设预算变为筹资杠杆；通过把筹资、投资、建设责任与开发收益权利挂钩，增强企业筹资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开辟优质的地块和区域，吸引市、区及海内外企业参与开发；通过设施资本的经营和出让，向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七是更强保障：机制创新，培育团队。注重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团队培育，是“再城市化”重要元素。应大力创新机制，使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以及和谐推进有机结合，着力创建学习型团队，力求每一个干部和员工都成为专家，每个人都能掌握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家企业的情况，掌握一个领域的理论知识、专业知识、法律知识，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应将团队定位在城市建设先行者、各类资源提供者、城市开发建管者、城市发展服务者，并由此产生建设城市、发展产业、集聚人气、培育文化、营造环境等工作板块。在员工中应大力倡导勇挑重担的勇气、艰苦奋斗的豪气、坚持真理的正气、探索创新的锐气、合作共事的大气、育人用人的胆气，集合大家的智慧，发挥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再城市化”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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