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笑川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史导论》成稿，索序于我。他的学术研究涉足城市、地域、生活等社会史领域，并多年开设社会史课程。这本新编教科书，正是我想要读的。在先睹为快的同时，又可将读后感受与读者分享，或许对同学们使用本书有所帮助。何乐而不为呢？因而慨然应允作序。
我觉得所谓“导论”，就是要将读者引入一个学术领域，应当是对于该领域基本面貌有提纲挈领的概述，应当对基本问题有较深入的介绍，引导读者产生兴趣，萌发进一步深入某学术问题的愿望。笑川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史导论》也正是从这两方面着手的。本书前五章为上编，总论社会史的概念、特征与追求，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和趋势，社会史与人类学、地理环境的关系，中国社会演变诸阶段；后五章是下编，分论宋代以降的赋役制度与基层社会，宋代儿童观念与童蒙教育，明清江南市镇的空间形塑与城乡关系的转变，明清时期的医疗与社会，民俗变迁与近代社会转型。上下编均重视理论思维，博采众长，形成自家特色。
社会史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或作为专门史与整体史。本书准确地把握国内外的相关论述，并归纳出社会史研究的特点：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整体史的理念，跨学科的视野，开放性与包容性。本书强调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长和壮大，指出进入21世纪社会生活史逐渐向日常生活史发展，区域社会史发展为历史人类学，新一代学者的社会史向社会文化史寻求突破；指出结构史和生活史可以看作社会史的两极，应整合这两者的研究，以保持社会史的统一性，不致出现分裂和碎片化。本书还特别呈现了德国社会史家于尔根·科卡的思考，供大家借鉴。对于入门的同学们来说，我以为是精准的引导，可以避免迷失于微观与宏观孰是孰非的争论之中。
中国社会史学界近年来与地理学、人类学的交叉渗透较为突出。社会史发生一定的人类学转向，对此，朱小田教授指出，受人类学的影响，生活空间、普通民众和日常事件成为社会史学者普遍关注的新维度。他检讨了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确定了历史人类学转向中的史学方位，以助力社会史跨学科的、跨国界的学术交流；讨论了如何避免“碎片化”，以及如何处理好社会文化史与社会结构史的关系。关于社会史与地理的关系，笑川教授阐述了地理环境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及中国历史中的地理变化，综合性地介绍了海内外相关学术理论，有助于打开同学们的研究视野。
中国社会的阶段性演变问题其实是社会史的重头戏，以往讨论很多，出新不易。笑川教授广泛综合海内外诸家学说，提出中国社会的演进历程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即夏商周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帝国士族社会”、宋元明清时期的“帝国四民社会”和民国以来的“近代工业社会”。每一个社会阶段的区分标准主要依据政治形式和社会结构两个要素，从经济基础、政治形式、思想文化和社会秩序四个方面分析每个社会阶段，其视野宏阔而又不失归宿。
作者对中国社会演变诸阶段的论述包含了自身的深入思考，新见迭出。在论述“封建贵族社会”时，既吸收了传统经典研究的精华，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更吸收了海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国外如罗泰的《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年至250 年的中国社会》，国内如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书中借用了一些重要概念，如杨希枚提出的“姓族”、何怀宏提出的“世袭社会”。特别是提出了这样重要的观点：“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有关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提出了宗族分支是中国文明早期社会与经济分层的一种表现和手段。如果以此为基础推衍，则可以认为中国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宗族的延续，其实是中国国家形成的一种途径。很有可能正是国家形成的需要，使宗族强化并发展。因此，宗族不是氏族社会的残余，而是新的国家社会的必要结构。比如，吉本道雅通过对先秦时期王朝和诸侯国‘国制’的考察，指出一直被视为‘氏族制’遗存的‘族’的结合并非仅仅是所谓‘遗存’而已，更是在各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再生产的产物……张光直用‘连续的文明’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文明的起源，钱穆也用没有转韵的诗来概括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宗族的长期存在，表现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但不是停滞性。在中国，很多旧的东西一直存在，但是它的内涵一直在变。而且可能正是这些旧的东西的复兴，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这一看法是发人深省的。
再看“帝国士族社会”。帝国体制离不开讨论“编户齐民”，作者吸收了较早的杜正胜《“编户齐民论”的剖析》的研究，也注意到刘敏《秦汉编户民问题的研究——以与吏民、爵制、皇权关系为重点》新的探讨。刘敏指出，“编户齐民”并非如杜正胜所说“习见于汉人的著作”，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基本不见“编户齐民”的合称，能够看到的仅仅是“齐民”。作者也注意到美国学者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中的观点：六朝至隋唐时期的“族”，是氏族，不是“宗族”；“是模糊不清、但又强烈的认同意识，即他们是一个氏族，这种意识就蕴含在氏族的谱牒之中。较之后世大型的、组织有序的宗族所具备的条件而言，中古时期氏族存在的唯一要素就是谱牒”。该书也介绍了牟发松教授在《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中提出的“社会的国家化”概念，即指国家统合、主导社会资源乃至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与国家的区别意识不明显，二者常常混融为一。
“帝国四民社会”作为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形态，回归到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职业结构展开论述，我觉得比较稳妥。这一部分论述了“专制”的国家与“自治”的社会，尤其值得关注；其中论述了赋税制度的变革及其影响、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精英阶层的地方转向、清代皇权的多面性，都是近年来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曾描述过吏役、乡约地保、乡绅群体三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由此将中国社会的权力运作过程称为“双轨政治”，即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对此，仍然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近代工业社会”采用了新的历史划分方法。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通常设定为1840 年，这种看法是基于对外力冲击的重视，本书则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前到1800 年左右，将1800—1949年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00—1864年。从19世纪开始，清朝进入了叛乱的频发期并以太平天国叛乱为其顶点，显示出清王朝衰败和没落的征兆。第二阶段，1865—1911年。19世纪60年代中期国内的叛乱被平定，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发展和革新成为主线，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政”，改革和发展一直在深化。第三阶段，1912—1930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导致清王朝灭亡和共和国建立，表明历史已经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轨道，社会处于转型之中；第四阶段，1931—1949年。中国进入内外战争时期，社会进一步重组和整合，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转型的初步完成。
下编的分论作者都学有专攻，学术特色鲜明。宋代以降的赋役制度与基层社会部分展示出社会经济史的特色，指出了各地在一条鞭法实施过程中，相关基层行政组织发生怎样的变化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明后期以来里甲制的运行实态，里甲与保甲的关系等方面，且与各地复杂多样的聚落分布形态及社会结合方式的多样化选择密切相关；而且，本书不把清代地方政府的编审活动局限在人丁编审方面，不将人丁的取消视作里甲组织功能完结的标志，进而探讨清代基层行政组织形成的原因。
社会结构应当将人类年龄与性别的人口结构包括进来，因为自然的人口结构也蕴含着社会性。就年龄结构来说，儿童、青少年、壮年、老年各种群体也是应当考虑的。本书为儿童专列一章，显示出社会文化史的学术特色。作者辨析了儿童史专家熊秉真提出的“幼教文化两大路线”，在知识社会史视野下观察蒙书的出现和兴盛，认为皆出于历代社会需求的驱动；还选择功能视角，将宋代蒙书分为识字、科考、伦理、专门四大类型。这些都颇具新意。
明清江南市镇的空间形塑与城乡关系的转变，具有社会经济史与地理学结合的特色。这一部分不仅考虑空间层面，还涉及人群的流动和制度问题。作者反思原有市镇研究研究范式，根据自身的研究心得，探索市镇空间形塑机制的路径，特别是以南翔镇为例，探讨“因寺成镇”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
明清时期的医疗与社会，展示的是社会史与医学的跨学科探讨。作者梳理了近百年明清医疗史研究概况，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审思其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具体研究了医病关系这一颇具活力和挖掘意义的医史议题，呈现了明清普通民众日常应对疾病、择医延医的样貌。
民俗变迁与近代社会转型，将日常生活的变动与历史变迁相结合，从社会史与人类学的视角给予说明。本书论述了全球化与近代民俗变迁，涉及饮茶习惯的“洋场化”与物质文化、致意礼的近代转型与身体语言等，提出了近代民俗变迁中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与纠缠问题。本书还以国民政府的婚俗改良和相见礼规训为例，探查这一时期民俗改良的社会启蒙意义及收效。
如上所述，本书从理论到实践都带来了海内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丰富信息，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社会史深入思考后的见解。这些社会史学者取精用宏，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注意从方法论上引导读者进入社会史的学术领域。鉴于导论的性质，我也介绍该书的巧思与亮点，权作《中国社会史导论》之“导论”。
一隅之见，遗漏或多，还是请读者开卷阅览吧。
常建华
2020年3月于津门
新书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