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一步的现代化受制于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和体制，这几乎是所有重要的中国经济难题所产生的根源。
现代经济发展要以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前提，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是，人力资源需要通过人口流动配置到回报比较高的地方，理解这一点的人就少了很多。
人力资源回报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主要由一些难以被人为政策所改变的地理或者经济地理因素所决定，要让人们承认这一点，那简直是难比登天。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很快从一个农业国步入到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但是从农业社会过来的人，仍然把农村想象为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把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减少视为衰败。而城市规模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和个体教育回报的重要意义，则更是在农业社会的视野之外。
同时，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总是认为，通过行政干预可以改变由市场经济导致的结果，一旦当市场经济的结果与自己的想象或主张不一致的时候，总以为是市场经济存在着缺陷，而自己的良好愿望可以取代人们的自主选择。
农业社会加上计划经济的观念，又与分权体制下强势的地方政府相结合，对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市场，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有效配置，产生了负面影响。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只希望做大本地的经济规模，但是对资源的跨地区有效配置却漠不关心。吊诡的是，一些理论却把这个当作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可见学术界也并没有跳出农业社会加计划经济的桎梏。
这本书以人力资源特别是教育为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秉承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左手揭示政治经济学因素对于人力资源配置和回报的影响，右手强调现代经济空间集聚所伴随的人力资源高效利用。左手右手，缺一不可，是为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主旨。
至此，若只看到体制激励，以为地方层面的招商引资和大干快上就是经济增长，或者只看到区域间资源集中分布，便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现代经济。两者皆可休矣。
是为序。
陆铭
2020年7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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