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仅留下四个口岸对外交往。通过其中的长崎口岸，幕府和清朝政府间保持了长久的贸易往来。清船携入的物品种类丰富，书籍的输入量尤其大，使当时的日本拥有了刺激学术发展的外部条件。锁国政策虽然保守退步，却也在一定时期里屏退了外来武力的干扰，为日本社会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一时期，农业生产进步、手工业兴盛、交通发达、新兴商业城市增加，经济得到发展。在这样相对和平富庶的环境里，加上地方私学、出版印刷、抄本书籍等各方面的发展，学问开始由王室贵族向一般大众普及，庶民教育逐步兴起。不论文人学者还是一般的町人阶层，都通过汉籍获得了多方面丰富的知识，使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满足，汉语研究、学习的热情随之高涨。
江户之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而在江户之后日本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在战争政策的主导下，明治至昭和年间的汉语研究只是为了服务军事统治。因而只有江户时代出现了同时关注汉语口语白话和书面文言的情况，并且产生了众多研究专著。研究专著又能及时传播，对大众来说，发挥了汉语教育的作用。较之前代对汉籍文化的吸收，这一时期逐步出现了独立的语言研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对象涵盖全面。汉语白话和书面文言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日本学者的专门探讨，文献中的方俗俚语也被提炼出来，整理成书供人参考查阅。口语研究的成果体现在唐话教本中，是为培养学习者掌握交际能力而编写的汉语口语教材，其中选编了丰富的词汇、语句、段落。文言研究是对文言词语的分组释义，从古籍经典中选取包含待释词的语句用来例证词义，辅以我国的字书、韵书注释字音、字意，再以日语标注意义用法。以对文言虚词的释义为例，从单、复音文言虚词，到虚词性的惯用词组、固定格式都有专门注解。如伊藤东涯《用字格》专门研究虚词的搭配顺序，其《助字考》研究虚词性的惯用词组，东堂弘《助辞新译》则专门研究虚词性固定格式的用法，可见这一时期的汉语研究涵盖的内容较为全面。
其二，研究方法合理。重视文献用例，重视专书、专题研究。通过对大量语例的分析，从中对比总结汉语词语的意义特征和使用规律，如伊藤东涯《用字格》为探讨语序问题整理出了三百余条例句；皆川淇园的三部《助字法》中，单个词条下例句最多的达30余条。展开专书、专题研究，材料更为集中，讨论容易深入，如皆川淇园分别针对《史记》《左传》《诗经》三种书的虚词进行研究，写成三书的《助字法》；大典禅师按照文献的体裁、时代之别，写成《诗语解》、《诗家推敲》和《文语解》。重视研究角度，重视借鉴已有成果。站在不同的角度，会观察到研究对象不同的特点，如伊藤东涯擅长运用汉日语言对比，大典禅师注重词语使用的时代性、词语间的搭配习惯等，得出的一些结论也都颇有见地。继承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江户学者善于借鉴已有成果，特别是我国古代注释书、字书、韵书等，如三好似山《广益助语辞集例》主要是对注释书、字书、韵书中的虚词释义进行整理总结，荻生徂徕解释词语用法有很多自己的见解，但在各词条下总是先列出前代的注释成果。江户时代学者之间也注意相互借鉴，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等人的成果都成为后期学者研究的基础，如宇野明霞推崇荻生之学，大典禅师继承宇野明霞的学问，皆川淇园受到宇野明霞的影响也很明显，三宅橘园继承了皆川淇园的研究理念等。从内容上看，荻生徂徕提出的词类观一直影响到江户末期，大典禅师在研究中区别文献体裁正是源自他的老师宇野明霞的观点，东堂弘《助辞新译》则与伊藤东涯的《助字考》多有相通之处。
其三，出现朴素的理论意识。江户时代的荻生徂徕和伊藤东涯是最先对虚、实词的界定和词类的划分提出明确说法的，他们继承了我国旧注以及诗论、文论中有关“实字、虚字”“静字、动字”“助字”等名称，加以融通，进而阐述汉语字、词、句的构成以及词类问题，这里体现出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对研究意义的本土化追求。荻生徂徕在《译文筌蹄》卷首提出了“字义、文理、句法、文势”说，并指出对汉文写作而言，应该先理解“字义”形成唐人之词，再通晓“文理”以掌握用词先后的规律，最后考虑文章整体“文势”。这是对汉语从字义到文章构成的整体认识。在“字义”的问题上又进一步提出“字品”说，即词类。除了“体字、用字”区别不明之外，整体层级划分和现代语法学的划分在本质上已经很接近。荻生徂徕的这种“实字、虚字、助字”三分法一直为其后的学者所沿用，给江户时代中后期的文言词语研究带来重要影响。伊藤东涯在《操觚字诀·字例》中也提出了明确的词类观，他以“实字、虚字、助字、语辞”四分汉语词类。在对词类系统性和层次性的把握上不如荻生徂徕，但他以“助字”和“语辞”对虚词的下位做出了划分。同一时期，我国清代学者的虚词研究也体现了他们的词类观，各种训诂考据著作中也蕴含着句法、词类的观念，不过尚未建立词类系统。江户学者出于对外语学习的需要，把性质相同的词语归到一起以提高学习效率，这种动力促使他们对汉语词类进行系统划分，找到在整个汉语词类系统中的位置后再逐类进行研究。
其四，研究具有实用价值。汉语文言的研究者多是当时的名儒大家，他们中的多数人一边研习学问，一边开办私塾，教授弟子门生学习汉语进而辅助读经写作。不管是为了研读经传，还是为了辅助作文写诗，实用是他们的目的。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在内容和行文上都颇费心思，例如一些著作为了区分例句的出处、突出例句中的待释词专门加上“○”“△”等符号，三宅橘园《助语审象》为利于记忆，还将虚词编成了四字押韵的歌诀等。唐话教本作为汉语口语教材其实用性更为突出。编写上都标有注音及日语译文，方便学习者理解和记忆。收录的词语短句内容生动，难易适度、层层递进，涵盖面广泛。有关礼貌、天气、筵席、读书、生意、嫁娶等话题尽在其中。安排的内容多与日常交际场景有关，学习者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锻炼实用的口语交际能力。教本中收录的众多长短杂话，大多是明清时的俗语、客套话等，一些是文学作品中的常见语句。学习者依靠朗读和背诵，掌握这些对话、短句，在生活中应用，使教材的内容转化为汉语交际能力。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经由汉语研究的层面可以考察日本一个时代的学者文人获取中国大陆文化的内容。汉语研究是人们不断地揭示汉语特点的过程，江户时代的文人僧侣注意到了汉语口语、文言的特点、注重汉日语言的比较，见证着人们从外语视角对汉语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的汉语研究著作进行考察与分析，而这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收起全部↑
王雪波，文学博士，湖南文理学院国际学院对外汉语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文献，主要关注日本汉学领域的古汉语研究类文献。在《东方学术论坛》《文献语言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新书资讯